（三）建国以来近代汉语研究综述

近代汉语是汉语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一个薄弱环节。传统语言学受其研究目的和方法的局限，很少涉及近代汉语。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起，一些前辈语言学家开始使用科学的方法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并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果。但在当时，无论是从事这方面研究的语言学家，还是所取得的研究成果，都为数不多。建国以后，近代汉语研究工作逐渐开展起来，出现了一些重要的著作和论文。近十余年，有了较快的发展，已经开始形成了一支较稳固的研究队伍，每年都有一批新的研究成果出现，并先后在武汉华中工学院（1984）、上海教育学院（1986）、深圳大学（1988）举行了三次近代汉语研讨会。经过四十年的努力，近代汉语研究的局面已经打开，对一些基本问题经过讨论逐渐取得了趋于一致的认识，资料整理和普及工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词汇、语法研究工作已经广泛地开展起来，同时也逐渐形成了一些具有一定特色的研究方法。

壹

近代汉语是汉语研究中一个较新的分支，它所研究的文献资料是与文言相对的古白话材料。这些材料，在传统语言学中不被重视，在现代很少为人所知，所以，近代汉语研究所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介绍、整理有关的文献资料和普及近代汉语知识。近年来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

1985年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刘坚编著的《近代汉语读本》。该书选录了从魏晋南北朝到明代的40种接近口语的文献资料，逐篇加以注释和校勘，每篇之前，还以题解的方式对写作年代、作者、版本及作品的主要内容等情况都作了简要的介绍。评论者认为，该书展示了丰富多彩的近代汉语研究资料，为初学者全面认识近代汉语的面貌，提供了一个开阔的视野。建国以后，高校一直没有开展过近代汉语教学工作，“文革”后，虽有少数院校开设了一些有关的讲座课程，但缺乏相应的教材。《近代汉语读本》虽然只是一种自学读本，但它的出版还是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

近年来，还出现了一些介绍近代汉语文献的文章。刘坚在《古代白话文献简述》（《语文研究》1981年第1期）一文中从敦煌文献、禅宗语录和宋儒语录、诗词曲、文籍、史籍、笔记小说、白话小说、会话书等八个方面，介绍了近百种文献作为近代汉语研究资料的史料价值，以及其内容、年代、作者、版本等情况。梅祖麟在《敦煌变文里的“熠没”和“（举）”字》（《中国语文》1983年第1期）一文中介绍了现存最早的禅宗语录集《祖堂集》。刘坚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里的白话资料》（《中国语文》1985年第1期）一文中介绍了像《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这类史籍作为近代汉语研究资料的可能性。江蓝生在《〈皇明诏令〉里的白话敕令》（《语文研究》1988年第3期）一文中介绍了明初诏令中的白话资料。通过介绍这些过去较少为人所知的文献资料，开阔了大家的眼界，拓宽了资料范围，使研究工作开展得更深入、广泛。同时，对各种资料进行校勘、汇集整理的工作也在进行中。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和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专业部分同志合作编集的《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三卷已经完稿。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利用显微胶片对校敦煌变文的工作也在进行中。这些工作的完成，必将为近代汉语的研究工作提供更好的条件。

贰

近代汉语语音的研究开始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这之前，钱玄同《文字学音篇》①把汉语语音的演变分为周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及现代等六期，首次提出元明清代所谓“北音时期”的语音为语音史的一个发展阶段，并指出了《中原音韵》等韵书在语音史上的文献价值。三十年代就有白涤洲《北音入声演变考》（《女师大学术季刊》1931年2.2）、罗常培《中原音韵声类考》（《史语所集刊》1932年2.4）和赵荫棠《中原音韵研究》②等论著问世。王力《中国音韵学》③辟有专节介绍《中原音韵》。四十年代，陆志韦撰《释中原音韵》等论文九篇，陆续发表在1946年12月至1948年6月的《燕京学报》上④。他们对《中原音韵》的音系分类、声韵构拟、版本源流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做出了许多贡献，开创了近代汉语语音研究的新领域。

建国以后，近代汉语语音的研究随着汉语史研究的兴起和推广普通话、促进现代汉语规范化的工作而开展起来，不断取得一些新的进展。特别是近十年来，发展较快，有趋向繁荣的好势头，出现了一些重要的论著。

四十年来的近代汉语语音研究仍以关于《中原音韵》及其音系的探讨为重点。五十年代，王力的《汉语史稿》（上册）⑤就是把《中原音韵》音系作为近代汉语语音的代表——汉语语音史的一个新的重要发展阶段来论述的。随后有杨耐思的《周德清的〈中原音韵〉》（《中国语文》1957年第11期），对《中原音韵》及其音系的性质和它的重要性作了概括的介绍和评价。六十年代初期，《中国语文》等刊物就《中原音韵》的语音基础和“入派三声”的性质问题展开了一次讨论。发表的论文有赵遐秋、曾庆瑞的《〈中原音韵〉音系的基础和“入派三声”的性质》（《中国语文》1962年第7期），李新魁的《〈中原音韵〉的性质及其代表的音系》（《江汉学报》1962年第8期），《关于〈中原音韵〉音系的基础和“入派三声”的性质——与赵遐秋、曾庆瑞同志商榷》（《中国语文》1963年第4期），忌浮的《〈中原音韵〉二十五声母集说》（《中国语文》1964年第5期）等。八十年代上半期出现了三部研究《中原音韵》的著作：

杨耐思：《中原音韵音系》⑥

李新魁：《中原音韵音系研究》⑦

宁继福：《中原音韵表稿》⑧

《中原音韵音系》采用新发现的讷庵本《中原音韵》作研究对象，参照《古今韵会举要》和八思巴字汉语对音，编制了《中原音韵同音字表》，是这部著作的特色，在取材、方法和结论上都有一些新意。《中原音韵音系研究》具体分析了《中原音韵》音系的特点，并用图表格式排列了《中原音韵》的同音字组代表字，以显示《中原音韵》声、韵、调相拼的音节结构。《中原音韵表稿》用声、韵、调相配合的表式列出了《中原音韵》每一个同音字组的全部字，还创立了《中原音韵》音系研究的“内部分析法”。考证翔实，论述周密，被认为是同类著作中后出转精之作。关于《中原音韵》的音系基础和“入派三声”的性质问题，三书各有不同的观点。宁主张大都音和没有入声，李主张当时的中原地区语音——以洛阳音为代表的河南音和有入声，杨主张当时通行于中原广大地区、应用于广泛的交际场合的一种共同语音和有入声。

这项研究还有一些论文发表。像刘俊一的《关于〈中原音韵〉的“入派三声”》（《齐鲁学刊》1980年第1、2期）认为《中原音韵》所反映的语音系统已经没有入声，入声派入三声是根据实际语音来进行的；张清常的《〈中原音韵〉新著录的一些异读》（《中国语文》1983年第1期）论证了《中原音韵》东钟与庚青等两韵并收字的读音，反映了当时新产生的异读；蒋希文的《从现代方言论中古知庄章三组声母在〈中原音韵〉里的读音》（《中国语言学报》，1983年第1期），用赣榆方言材料，证明中古知庄章三组声母在《中原音韵》里的读音应分为两套声母，并参照方言读音确定其音值；刘静的《〈中原音韵〉音系无入声新探》（《陕西师大学报》1986年第3期）、黎新第的《〈中原音韵〉“入派三声”析疑》（《重庆师院学报》1987年第4期）以及陆致极的《〈中原音韵〉声母系统的数量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88年第5期）等，都表现出对《中原音韵》音系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跟《中原音韵》同类的另一部重要韵书《中原雅音》，向来以为“中原雅音”非书名。七十年代末蒋希文撰《〈中原雅音〉纪略》和杨耐思撰《〈韵学集成〉所传〈中原雅音〉》同时在《中国语文》1978年第4期上发表以后，立刻引起国内⑨学者们的注意，相继出现了多种论著。例如冀伏的《〈中原雅音〉考辨——兼与蒋希文同志商榷》（《吉林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根据他所辑录的1422条《中原雅音》的佚文，讨论了这部韵书的体制、系属和年代问题，龙晦的《〈韵学集成〉与〈中原雅音〉》（《中国语文》1979年第2期）、《释〈中原雅音〉》（《音韵学研究》1984年第1期），何九盈的《〈中原雅音〉的年代》（《中国语文》1986年第3期）等。邵荣芬的《中原雅音研究》⑩全面分析了《中原雅音》辑佚资料，总结了前人研究的成果，考订和构拟了它的音系，成为这项研究集大成的一部专著。

以《中原音韵》音系作为近代汉语语音的代表，包含了关于汉语语音史分期的意见。四十年来的研究，语音史研究者大致上取得了这样一种共识：近代汉语语音平面应该截取存在于十三、十四世纪时期的语音。这一段时间是从十三世纪七十年代初忽必烈汗建立元朝开始，到十四世纪六十年代末元朝灭为止的将近100年。这一段时间里战争平息，天下一统，汉语语音的发展相对稳定，反映汉语语音的资料也相当丰富。再以这个语音平面为基点，向上追溯，向下推寻，分析它的发展规律，探求它的发展趋向和脉络，也就是关于语音的历史的“线”的研究。无论是近代汉语语音平面的研究，还是语音历史的“线”的探求，都是属于近代汉语语音研究的范畴。

关于近代汉语语音平面的研究，除了较多地投入《中原音韵》的研究以外，四十年来也注意到了其他方面，开展了一些研究。首先是关于元曲用韵的研究。六十年代，廖珣英撰有《关汉卿戏曲的用韵》（《中国语文》1963年第4期）。八十年代，曹正义撰有《元代山东人剧曲用韵析略》（《山东大学文科论文集刊》1981年第2期）、杨耐思、蓝立蓂撰有《元曲里的“呆”字音》（《语言学论丛》第十三辑）、忌浮撰有《曲尾及曲尾上的古入声字》（《中国语文》1988年第4期）等。这些研究对于加深了解曲韵和构拟《中原音韵》音系都是很有帮助。

其次，关于这个时期出现的另一路韵书《古今韵会举要》、《蒙古字韵》等，建国后也投入了一定力量进行介绍和研究。五十年代发表了罗常培的《论龙果夫的〈八思巴字和古官话〉》（《中国语文》1959年第12期），这是作者关于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研究的一个提纲，评介和修订了龙果夫根据数量有限的八思巴字拼写汉语的资料而构拟的“古官话”音系。杨耐思的《八思巴字对音—读龙果夫〈八思巴字和古官话〉后》（同上）作了补充评介。八十年代，杨耐思的《汉语“知章庄日”的八思巴字译音》（《音韵学研究》第一辑）、《汉语“影幺鱼喻”的八思巴字译音》⑪、《近代汉语“京，经”等韵类分合考》（《音韵学研究》第二辑）、《元代汉语的浊声母》（《中国语言学报》第3期）、《〈韵会〉、〈七音〉与〈蒙古字韵〉》⑫等，除了部分论述属于从民族古文字的角度研究八思巴字外，主要是说明八思巴字汉语、《蒙古字韵》跟《古今韵会举要》、《七音》在音系上的一致性和音系的特征，揭示跟《中原音韵》音系的主要差异。姜聿华的《黄公绍词韵及〈古今韵会举要〉》（《吉林师院学报》1984年第3期）从词韵来验证《古今韵会举要》的分韵。照那斯图、杨耐思编著的《蒙古字韵校本》⑬，为近代汉语语音研究提供了很好的资料。

从近代汉语平面望上追溯，鲁国尧从词韵入手研究宋代语音，颇有成绩。他的《宋代辛弃疾等山东词人用韵考》（《南京大学学报》1979年第2期）、《宋代苏轼等四川词人用韵考》（《语言学论丛》第八辑）、《宋词阴入通叶现象的考察》（《音韵学研究》第二辑）、《宋代福建词人用韵考》⑭等，收集了宋代1330余词人的19900余首词的用韵材料，做了穷尽式的分析整理，各篇都列出了韵谱式的韵字表。同类论文还有姜聿华的《宋代北方籍词人入声韵分韵考》（《齐齐哈尔师院学报》1987年第3期）、程朝晖的《欧阳修诗词用韵研究》（《中国语文》1986年第4期）等。李行杰《〈韵补〉声类与南宋声母》（《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1期）是从古音学家的注音中透视当时声母系统的。

关于金代语音，也是从整理韵文材料入手来了解的，这方面的论文有一些，如周大璞的《〈董西厢〉用韵考》（《武汉大学学报》1963年第2期）、廖珣英的《诸宫调的用韵》（《中国语文》1964年第1期）、李爱平的《金元山东词人用韵考》（《语言研究》1985年第2期）等。近来开始重视《五音集韵》的研究。

从近代汉语语音平面向下推寻，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以某一种音韵资料为对象的专书研究，另一个方面是以某一种语音演变趋势为对象的史的研究。这两个方面都有不少进展，研究成果也较多。

以某种音韵资料为对象的专书研究涉及的韵书、韵表相当广泛。例如：刘静的《试论〈洪武正韵〉的语音基础》（《陕西师大学报》1984年第4期）、张竹梅的《试论〈琼林雅韵〉音系的性质》（陕西师大学报》1988年第1期）、何九盈的《〈中州音韵〉述评》（《中国语文》1988年第5期）、《〈诗词通韵〉述评》（《中国语文》1985年第4期）、许德宝的《〈中州音韵〉的作者、年代以及同〈中原雅音〉的关系》（《中国语文》1989年第4期）、唐作藩的《〈正音捃言〉的韵母系统》（《中国语文》1980年第1期）、龙庄伟的《本悟〈韵略易通〉的“重×韵”辨》（《中国语文》1988年第3期）、《略说〈五方元音〉》（《河北师院学报》1988年第2期）、群一的《本悟〈韵略易通〉的两个刻本》（《中国语文》1986年第2期）、耿振生的《〈青郊杂著〉作者籍贯考》（《中国语文》1987年第2期）、刘埜的《〈西儒耳目资〉与中法文化交流》（《河北师院学报》1982年第1期）、忌浮的《〈元曲选·音释〉与臧晋叔的戏曲批评》（《学术研究丛刊》1984年第2期）、花登正宏的《〈诗词通韵〉考》（《语言学论丛》第十五辑）、胡明扬的《〈老乞大谚解〉和〈朴通事谚解〉中所见〈通考〉对音》（《语言论集》1980年第1期）、张玉来的《〈韵略汇通〉的几个问题》（《山东师大学报》1986年第4期）、尹斌庸的《〈西字奇迹〉考》（《中国语文天地》1986年第2期）、俞敏的《李汝珍〈音鉴〉里的入声字》（《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3年第4期）、侯精一的《清人正音书三种》（《中国语文》1980年第1期）、冯蒸的《〈圆音正考〉及其相关诸问题》（《古汉语研究论文集》1984年第2期）、麦耘的《〈笠翁词韵〉音系研究》（《中山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曹正义的《革新韵书〈合并字学集韵〉述要》（《文史哲》1987年第5期），等等。

以某一种语音演变趋势为对象的史的研究，做出好的成绩的首推李思敬的《汉语“儿”［ɤ］音史研究》⑮，根据大量的资料特别是《金瓶梅》等俗文学资料考证出儿化音产生于明代，并至少在隆庆、万历时代已经成熟。对儿化音的构音原理进行了新的探索，提出了儿化音包括“韵母拼合型”和“韵尾化合型”两种构音方式的观点，用这两种方式的消长来阐述儿化音的历史演变。张清常的《-m韵古今变迁一瞥》（《南开大学语言研究论丛》1982年第2期）、杨耐思的《近代汉语-m的转化》（《语言学论丛》第七辑）、李新魁的《论近代汉语介音的发展》（《音韵学研究》第一辑）、《论近代汉语照系声母的音值》（《学术研究》1979年第6期）、朱声琦的《近代声母的腭化问题》（《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6年第1期）、潘家懿的《从交城方言看汉语入声消失的历史》（《音韵学研究》第一辑）等，也都是在这方面的较好的成果。

关于近代汉语语音史的通论性的作品，近年来也出现多种，如薛凤生的《北京音系解析》⑯，唐作藩的《普通话语音史话》⑰，俞敏的《北京音系的成长和它受周围的影响》（《方言》1984年第4期），林焘的《北京官话溯源》（《中国语文》1987年第3期），李新魁的《论近代汉语共同语的标准音》（《语文研究》1980年第1期），宁忌浮的《试谈近代汉语语音下限》（《语言研究》1987年第2期），表现出理论方面的提高也有新的进展。

叁

近代汉语词汇研究在近代汉语研究中是开展较早，收获较丰的。从明清开始，已经有一些学者注意到这方面的问题、做过一些汇集资料，证古寻源的工作。二十世纪二年代以后，出现了胡朴安《俗语典》⑱、徐嘉瑞《金元戏曲方言考》⑲、朱居易《元剧俗语方言例释》⑳三部俗语词专著。《俗语典》搜集各种俗语词，罗列材料而不加解释，仍是汇集资料性的工作。《金元戏曲方言考》和《元剧俗语方言例释》都是考释元曲词语的专书，但材料收集的面窄且少，考释自然也就难以准确精到了。

建国后近代汉语词汇研究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出现了不少著作，较为重要的有：

张相：《诗词曲语词汇释》㉑

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㉒

王锳：《诗词曲语词例释》㉓

陆澹安：《小说词语汇释》㉔

《戏曲词语汇释》㉕

顾学颉 王学奇：《元曲释词》㉖

龙潜庵：《宋元语言词典》㉗

胡竹安：《水浒词典》㉘

《诗词曲语词汇释》是从语言学角度研究近代汉语词汇的发轫之作。作者广泛收集唐宋金元明历代诗词曲中的俗语词，使用“体会声韵”“辨认字形”“玩绎章法”“揣摩情节”“比照意义”等方法，解释字义和用法。该书引证详审，释义也大体上准确，从解放初出版以来，一直是研究近代汉语词汇和阅读、欣赏古典文学作品不可缺少的工具书。这本书的不足之处主要在于作者缺乏科学的语法观念，在处理部分词条的各种不同用法时，分类排比过多，而对词义的归纳和词语的考源不够。同时，作者使用的材料大体上局限在诗词曲之内，其他文献涉及不多，从而影响了对部分词语考释的准确性。尽管存在这些不足，《诗词曲语词汇释》仍是四十年来出版的最重要的近代汉语词汇研究著作之一，它在这方面的首创之功也是不容轻视的。

《敦煌变文字义通释》继《诗词曲语词汇释》之后，把近代汉语词汇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该书是考释敦煌变文字义的专书，但作者的眼光没有局限在敦煌变文上，也没有局限在唐五代。书中作者有意识地搜集使用了上起先秦下至近代的各种语言材料，内容囊括了诗、词、赋、曲、笔记小说、语录、史籍、文籍、诏令、佛经、碑文、字书、韵书等各种体裁的文献。材料搜罗宏富，为给变文中大量的疑难词语作出准确的解释提供了基础。在考释方法上，作者除沿用张相在《诗词曲语词汇释》中提出的五种之外，还特别注意从语言的角度进行探索，注重从音韵上寻找词语的不同形式间的关系，从纷繁复杂的书写形式中归纳出明晰、概括的词义。作者在对变文词语作出解释的同时，还力求探索这些词语的来源和发展线索，解释变文字义常常是不仅提出同时代的语言材料，而且介绍先秦汉魏六朝以来的相关资料，“从而把词语的断代研究纳入词汇史和语言学史的轨道”，“为汉语词汇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㉙这本书从1959年出版至今已三十年了，三十年来作者不断对它进行补充修改，1981年出版的第四版（新一版），篇幅上已比前三版增加了一倍，条目也新添了100多条。现在该书不仅是阅读敦煌变文、研究敦煌学不可缺少的工具书，而且也是研究近代汉语词汇的基本工具书之一。

《诗词曲语词例释》的“资料来源、取例释义以至编排体例方面，大率不出《汇释》序言中所指示的蹊径和范围”。㉚这本书的用意在补充《诗词曲语词汇释》的不足，搜集其失收的条目，完善、修正其部分条目的释义，在其收入的数百条词语中，很多条目的释义都有新的发明，也是一本很有用的工具书。

《小说词语汇释》和《戏曲词语汇释》把研究的范围扩展到小说和戏曲领域中，篇幅较大，在小说、戏曲的范围内，整理了不少的资料，但两书的考释欠精，时有疏漏出现。两书出版后，发表了不少有关的讨论文章。

《元曲释词》是研究元曲词汇的专著，收词以元杂剧为主，兼及散套、小令，以经史子集、笔记杂著、南戏、诸宫调、明清戏剧、话本小说等材料为佐证，文献收集较广泛，考辨也比较周详，被认为是同类各书中后出转精之作。

《宋元语言词典》是第一部断代的语言词典，收词的年代上起五代、宋初，下迄元末明初。收录的范围以戏曲小说为主，旁及诗、词、笔记、语录及各种杂著。宋元之际语言情况复杂，接近口语的俗文学作品及笔记杂著等数量繁多，作者积二十余年的努力，搜集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对这个时期使用的许多词语作出了谨慎稳妥的解释。该书的出版是断代词典编纂工作的有益的尝试。

此外，张永言《词汇学简论》㉛一书的有关章节（如第三章各节）中，对许多与近代汉语词汇相关的问题进行了颇具特色的讨论，这样的研究工作既丰富了词汇学理论，也探讨了近代词汇研究的方法。目前类似的研究工作还很少见。

除上述专著外，建国以来还有400左右篇有关近代汉语词汇的论文，发表在各种刊物上。其中有200余篇是近十年内发表的。从这些论文看，近年来近代汉语词汇研究有以下一些特点。

1．在近代汉语词汇研究中，已经形成了一支以中青年为主的研究队伍，涌现出一批学力坚实、成果丰硕的中青年研究人员。

2．研究对象涉及广泛，各类文献都有研究成果发表，同时又相对地集中在不同历史时期内的一些有代表性的口语文献上。像诗、词、曲方面，郭在贻撰有《杜诗札记》（《文史哲》1981年第2期）、《唐代白话诗释词》（《中国语文》1983年第6期）、《唐诗与俗语词》（《文史》第二十五辑），刘坚撰有《关于〈刘知远诸宫调〉残卷词语的校释》（《中国语文》1964年第3期），廖珣英、蓝立蓂撰有《〈刘知远诸宫调〉词语选释》（《中国语文》1980年第1期），蒋绍愚撰有《杜诗词语札记》（《语言学论丛》第六辑）、《唐诗词语札记》（《北京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王锳撰有《诗词曲语词举例》（《中国语文》1978年第3期）、《唐宋诗词语零札》（《中国语文》1982年第1期）、《诗词曲语词释义补》（《中国语文》1983年第2期）、《元明剧曲语释》（《文史》第十六辑），王贞珉撰有《元人杂剧语词考释》（《文科教学》1981年第4期），李崇兴撰有《词义札记》（《中国语文》1983年第5期），王迈撰有《〈元曲释词〉商补》（《中国语文》1986年第3期），刘凯鸣撰有《〈戏曲词语汇释〉注释商榷》（《中国语文》1983年第6期）、《元杂剧选注中一些注释的问题》（《重庆师院学报》1985年第1期）等等。敦煌文献方面，郭在贻撰有《敦煌变文校勘拾遗续补》（《杭州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苏联所藏押座文及说唱佛经故事五种校记》（《文献》第二十一辑），项楚撰有《敦煌变文语词札记》（《四川大学学报》1981年第4期）、《敦煌变文校勘商榷》（《中国语文》1982年第4期）、《维摩粹金补校》（《南开大学学报》1983年第2期）、《伍子胥变文补校》（《文史》第十七辑）、《敦煌变文语词校释商兑》（《中国语文》1985年第4期），陈治文撰有《“浑塠自扑”校释》（《中国语文》1981年第4期）、《敦煌变文词语校释抬遗》（《中国语文》1982年第2期），江蓝生撰有《敦煌写本燕子赋二种校注》（《关陇文学论丛·敦煌文学专辑》）、《“望空便额”别解》（《中国语文》1983年第2期），袁宾撰有《敦煌变文校勘零札》（《社会科学》1983年第6期）、《敦煌变文校勘零拾》（《中国语文》1984年第1期）、《〈敦煌变文集〉校补》（《西北师院学报·敦煌文学研究专集》1984年第10期）、《变文词语考释录》（《敦煌语言文学论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蒋绍愚撰有《〈敦煌变文集〉（上册）校补》（《敦煌语言文学论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83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张锡厚编辑的《王梵志诗校辑》，该书对敦煌写本王梵志诗作了较全面的辑录、校勘和注释，它的出版引起了众多的研究工作者对考释、校勘王梵志白话诗的兴趣，先后有赵和平、邓文宽《敦煌写本王梵志诗校注》（《北京大学学报》1980年第5、6期），项楚《〈王梵志诗校辑〉匡补》（《中华文史论丛》1985年第1期）、《〈王梵志诗校辑〉匡补》（《敦煌研究》第四期）、《王梵志诗释词》（《中国语文》1986年第4期），蒋绍愚《〈王梵志诗校辑〉商榷》（《北京大学学报》1985年第5期），袁宾《〈王梵志诗校辑〉校释补正》（《社会科学》1985年第6期）等文章发表，对王梵志诗的校释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意见。最近，郭在贻遗著《敦煌写本王梵志诗汇校》和项楚《王梵志诗校注》分别在浙江古籍出版社的《敦煌语言文学论文集》和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辑的《敦煌吐鲁番研究论文集》第四辑中发表。前者汇集了作者自己和国内外学者对王梵志诗的校释，集众说之精华于一体；后者以自己对俗语词研究的深厚功力和对释藏的广博知识，不仅对王梵志诗众多难以索解的语词进行了广征博引的考释，而且还从思想、文化背景上对王梵志诗进行了探讨。两篇文章的发表把对王梵志诗中俗语词的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笔记小说、白话小说方面，郭在贻撰有《〈太平广记〉里的俗语考释》（《中国语文》1980年第1期）、《〈太平广记〉词语考释》（《杭州大学学报》1981年第4期），周定一撰有《〈红楼梦〉里的词尾“儿”和“子”》（《中国语言学报》第二期），刘坚撰有《语词杂说》（《中国语文》1978年第2期），胡竹安撰有《〈水浒传〉中的明代用语》（《语文园地》1983年第4期），王锳撰有《唐宋笔记语词释义》（《语文研究》1986年第4期）、《唐宋笔记语词释义》（《中国语文》1987年第1期），江蓝生撰有《“影响”释义》（《中国语文》1985年第2期），钟兆华撰有《〈红楼梦〉“白”字来源探疑》（《中国语文》1987年第1期），白维国撰有《〈小说词语汇释〉误释举例》（《中国语文》1981年第6期），隋文昭撰《校注本〈儿女英雄传〉注释商略》（《中国语文》1986年第6期）、《〈醒世姻缘传〉词语注释商略》（《中国语文》1988年第4期），弥松颐撰有《〈儿女英雄传〉语汇释》（《中国语文》1981年第5期），张鹤泉撰有《小说词语释义辨误》（《中国语文》1985年第5期）。同时，在一些过去较冷僻、较少有人注意的方面，也逐渐出现了有相当水平的研究成果，像禅宗语录，近年来就有蒋绍愚《〈祖堂集〉词语试释》（《中国语文》1985年第2期）、袁宾《〈五灯会元〉词语释义》（《中国语文》1986年第5期）等一批文章发表。以上我们还只是就这几个方面举其大端，近年来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员和成果实际上要远比我们所例举的多得多。

3．使用的材料更加广泛，方法上有所发展，研究成果日趋深入。广泛搜集材料是词语研究工作的基础。近年来发表的许多近代汉语词汇方面的文章都广征博引，在材料方面显示出深厚的功力。像项楚《王梵志诗校注》中释“查郎”一词，就引用了李涉诗、《封氏闻见记》《酉阳杂俎》《文镜秘府论》《太平御览》等多种资料。释“呼唤”一词所使用的材料更是遍及历代笔记、诗词、类书、语录、杂剧、白话小说，并引1981年《小说选刊》中所刊现代小说，证明其在现代方言中的保留情况，材料上下一千余年，几乎是一篇该词在近代汉语中的发展简史。就材料范围来说，近年来大家逐渐重视使用佛经、禅宗语录，重视使用活的方言材料，是两个较突出的特点。佛教思想对中国文化有过不可低估的影响，佛经的性质又使它不能不保存相当数量的接近口语的词汇，在近代汉语词汇研究中佛经、禅宗语录都是十分有用的材料。在上文中我们曾多次提及的项楚《王梵志诗校注》中，佛经材料得到比较广泛的使用，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像释“贪著”条引《大乘义章》：“缠爱不舍名著。”引文简洁而词义显豁。释“惭愧”引《大方广佛华严经》：“未尝惭愧丈夫恩，纵意邪思心不绝。”也有类似的效果。禅宗语录更接近口语，也保存了一些一般文献中很少见的近代语词，袁宾在《变文词语考释录》（《敦煌语言文学论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一文中就多次使用了《五灯会元》中的材料。现代汉语方言中也保存了许多近代语词，近年来不少文章都很注意挖掘这方面的材料，像李行健、折敷濑兴《现代汉语方言词语的研究与近代汉语词语的考释》（《中国语文》1987年第3期），李申《元曲词语今征》（《中国语文》1983年第5期），陈庆延《山西稷山话所见宋元明白话词语选释》（《语文研究》1984年第4期），隋文昭《〈醒世姻缘传〉词语注释商榷》（《中国语文》1988年第4期），以及张惠英、刘钧杰等关于《金瓶梅词话》所用方言的几篇文章都使用了不少现代汉语方言资料。材料和方法的进步自然使对俗语词的考释更准确、清楚，许多过去无法索解或无从讨论的问题，现在都引起了热烈的讨论，有一些已经获得了比较清楚的认识，像张永言、郭在贻等关于“信”字书信义产生时间的讨论；陈治文、江蓝生等关于“望空便额”“浑塠自扑”的讨论；刘坚、郭在贻等关于“治鱼”的讨论；特别是有郭在贻、项楚、蒋绍愚诸家参加的关于王梵志诗中俗语词的讨论，等等。

随着近代汉语词汇研究工作的发展，一些专书词典，如《〈红楼梦〉词典》《〈水浒传〉词典》《〈金瓶梅〉词典》等或者已经出版或者正在编纂中。一些断代的语言词典也正在编纂。可以预言，在不久的将来，近代汉语词汇研究工作一定能取得更大的进展，获得更丰硕的成果。

肆

近代汉语语法的研究开始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当时，吕叔湘先生先后发表了《释〈景德传灯录〉中“在”“著”二助词》（1940）、《论“底”“地”之辨兼及“底”字的由来》（1943）、《与动词后“得”与“不得”有关之词序问题》（1944）、《说“们”》（1949）、《说代词词尾“家”》（1949）等一系列重要文章。这些论文从语言材料的历史发展变化着眼，对大量丰富可靠的资料作了细致周密的分析，不仅论文本身取得了有很高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同时在近代汉语语法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上，也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但是吕先生的研究在当时的语言学界似乎并未引起很大的反响，整个四十年代从事近代汉语语法研究的语言学家寥若晨星，成果屈指可数。

1949年以后，近代汉语语法研究逐渐起步，五六十年代出现了一些文章和几部专著，七十年代以后，特别是近十年来研究工作有了较大的进展。

四十年来有关近代汉语语法的著作主要有：

吕叔湘：《汉语语法论文集》㉜

王力：《汉语史稿》（中册）㉝

潘允中：《汉语语法史概要》㉞

吕叔湘、江蓝生：《近代汉语指代词》㉟

《汉语语法论文集》中汇集了吕叔湘先生四十年代发表的有关近代汉语语法的重要文章，集子的出版对推进近代汉语语法的研究工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汉语史稿》（中册）是我国第一部语法史专著，书中对近代汉语的许多重要语法现象，像“使成式”“处置式”“被动式”的产生发展过程，代词、动词、形容词、副词、介词、连词、助词、语气词、疑问词在近代的发展变化等等，都有述及。《汉语史稿》（中册）第一次从整体上勾画出了汉语历史发展过程的轮廓，也第一次简要地描绘出了汉语语法体系在近代的一些面貌特征，作为汉语语法史研究专著的先导，该书的功绩是不可泯没的。但由于当时对汉语语法史，特别是对近代汉语语法的研究还刚刚起步不久，在今天看来，《汉语史稿》（中册）对近代汉语语法特点的描绘显得过于简略，近代汉语中一些特有的格式，一些格式在不同历史时期中的变化和不同的使用特点，一些特有的虚词等等都没有触及，对“使成式”等格式形成和发展过程的描写也显得比较简单，还没有进行一种深入、展开的研究。这些缺陷和不足很大程度上是研究工作历史发展阶段的局限性所造成的，随着研究工作的发展，正在逐渐得到解决。

《汉语语法史概要》是“文革”后第一部语法专著。全书的体系类似《汉语史稿》（中册），内容上注意吸收二十多年来的研究成果，在近代语法这部分，像对“述补式”产生发展过程的描写，对一些虚词语源的探索等，都有新意。但全书仍比较简单，这也反映出当时近代汉语语法的研究水平，仍有待于提高和突破。

《近代汉语指代词》是吕叔湘先生四十年代的旧稿，1983年由江蓝生补充、整理，再经吕先生调整，1985年出版。该书建立了一个完整的近代汉语指代词系统，全书的10章里，对人称指代词、名词性、定语性指代词、状语性指代词和数量指代词作了全面的论述，每个词都既举出大量例句说明用法，又从使用方法、音韵关系上探求其语源关系，全书描绘出了近代汉语指代词使用和发展的一个完整面貌，“无论从内容看，还是从方法看，《指代词》都是汉语语言学的一个里程碑”。㊱

近年来出版的近代汉语语法方面的专著还有赵克诚的《近代汉语语法》㊲。该书专以近代语法为研究对象，对整个近代汉语语法系统都有涉及。所采用的材料以近代小说为主，论述似仍比较简略。看来，要写出一部较为深入、周详、系统的近代汉语语法，还需要进一步的努力。

建国以来，近代汉语语法方面的文章有200篇左右，研究对象以虚词和一些语法格式为主，五六十年代研究进展缓慢，文章较少；七十年代以后逐渐发展起来，先后有100余篇文章发表，并在研究内容和方法上形成了一些特色。例如：

1．重视近代汉语与现代汉语间的紧密联系，在研究中把两者联系起来，追溯现代汉语语言现象的源流。这种溯源性研究在近代语法研究中占了重要地位，从五十年代起，先后有王力先生《汉语被动式的发展》（《语言学论丛》第一辑），祝敏彻《论初期处置式》（《语言学论丛》第一辑），梅祖麟《现代汉语选择问句法的来源》（《史语所集刊》第36辑）、《现代汉语完成貌句式和词尾的来源》（《语言研究》1981年第1期）等数十篇论文发表，讨论的范围涉及现代汉语使用的各种句法格式和重要虚词。这种溯源性研究的成果，不仅使我们能较清楚地了解汉语的历史，同时也为现代汉语语法分析研究工作提供了支持。

2．突破过去在语法研究中单纯研究虚词的传统，从语法格式与虚词两方面着眼进行语法史研究。梅祖麟在《现代汉语选择问句法的来源》和《现代汉语完成貌句式和词尾的来源》两篇文章中指出，句型的发展变化包含着语法（重新分析）和词汇（词汇兴替）两个层次，新句型的产生与新虚词的产生并不总是同一的，在一个句型产生之后，仍会发生不引起句型改变的新旧虚词的替换。梅祖麟的理论使我们对近代汉语句型发展的研究，以及对含有不同虚词的句型之间关系的研究更深入了一步，把研究的注意力从虚词更多地引向了句型。继梅祖麟之后，像唐钰明《唐至清的“被”字句》（《中国语文》1988年第6期）等一组关于汉语被动表示法的文章，曹广顺《〈祖堂集〉中“底（地）”“却（了）”“著”》（《中国语文》1986年第3期），陈刚《试论“动—了—趋”和“动—将—趋”》等许多文章都在这方面进行了探索。

3．在研究语言现象发展变化的同时，注意其在时间和地域上的分布差别，使研究结果更精确、深入。近代汉语的使用历时千年，各种语言现象的使用在不同的时间、空间中有各种细微的差别，只有充分注意到这一点，才能真正揭示各种语言现象在近代的发展过程。近年来像刘坚《〈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写作年代蠡测》（《中国语文》1982年第5期）、梅祖麟《从语言史看几本元杂剧宾白的写作年代》（《语言学论丛》第十三辑）、袁宾《近代汉语“好不”考》（《中国语文》1984年第3期）、江蓝生《八卷本〈搜神记〉语言的年代》（《中国语文》1987年第4期）、曹广顺《试说“就”和“快”在宋代的使用及有关的断代问题》（《中国语文》1987年第4期）等文章都从时间和地域的角度去考察一些语言现象的发展过程，使我们对这些语言现象的历史情况有了更清楚的了解。

4．在研究中引进数量统计方法，并进而把数量变化的规律作为语言现象在时间中变化的尺度来使用。近年来发表的许多文章都不再满足于举例性的质的分析，而是同时作量的统计。不同时期内语言现象出现的量的变化，既可以更准确地显示出质的变化情况，又可以作为语言材料的时间标志。近年来梅祖麟《从语言史看几本元杂剧宾白的写作时代》、唐钰明《唐至清的“被”字句》、袁宾《近代汉语“好不”考》、杨平《“动词＋得＋宾语”结构的产生和发展》（《中国语文》1989年第2期）等许多文章都广泛应用了数量统计的方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5．重视近代汉语语法的特点，加强了对近代语法中一些特有语法现象的研究。近代汉语法中有许多语法现象现代已经消失了，这些语法现象的产生和消失，是受汉语语法体系的变化及各种社会文化背景变化制约的，搞清这些现象的历史发展过程，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全面地了解汉语的历史。像何融《汉语动词词尾“将”的研究》（《中山大学学报》1955年第1期）、俞光中《元明白话里的助词“来”》（《中国语文》1986年第1期）、余志鸿《元代汉语“—行”的语法意义》（《语文研究》1987年第2期）、伍华《论〈祖堂集〉中以“不、否、无、摩”收尾的问句》（《中山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等文章都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研究。

四十年来对句型和词类也有少量的研究文章发表。句型方面有胡明扬《〈老乞大〉复句句式》（《语文研究》1984年第3期）、李思明《〈水浒传〉的因果句》（《中国语文》1987年第2期）等；词类方面有胡竹安《敦煌变文中的双音节连词》（《中国语文》1961年第10—11期）、曹广顺《敦煌变文中的双音节副词》（《语言学论丛》第十二辑）等。

近代汉语语法研究是近代汉语研究中的弱项，几十年来虽有所发展，但直到今天研究水平仍不很高，成果也较少。在这方面还存在许多问题和空白，还需要作更大的努力。

附注

① 北京大学出版组，1918。

② 商务印书馆，1936，1956重印。

③ 商务印书馆，1936，《汉语音韵学》（重印改名），中华书局，1956。

④ 见《陆志韦近代汉语音韵论集》，商务印书馆，1988。

⑤ 科学出版社，1957。

⑥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⑦ 中州书画社，1983。

⑧ 吉林文史出版社，1985。

⑨ 早在1958年，日本迁本春彦教授在《东方学》发表的《洪武正韵反切用字考—关于反切上字》一文中，就已考定《中原雅音》是一部书，当时国内学者未之见。

⑩ 山东人民出版社，1981。

⑪ 收入《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⑫ 收入吕叔湘等著《语言文字学术论文集》，知识出版社，1989。

⑬ 民族出版社，1987。

⑭ 收入吕叔湘等著《语言文字学术论文集》，知识出版社，1989。。

⑮ 商务印书馆，1986。

⑯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86。

⑰ 连载于《文字改革》1985年4—6期，《语文建设》1986年1期至1987年6期。

⑱ 广益书局，1922。

⑲ 商务印书馆，1948。

⑳ 商务印书馆，1956。

㉑ 中华书局，1953。

㉒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㉓ 中华书局，1980。

㉔ 上海古籍出版社，1964。

㉕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㉗ 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

㉘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89。

㉙ 郭在贻《读新版〈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天津师大学报》1982年第5期。

㉚ 王锳《诗词曲语词例释·前言》。

㉛ 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2。

㉜ 科学出版社，1955。

㉝ 中华书局，1958。

㉞ 中州书画社，1982。

㉟ 学林出版社，1985。

㊱ 梅祖麟《关于近代汉语指代词—读吕著〈近代汉语指代词〉》，《中国语文》1986年第6期。

㊲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