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史记》版本特征
纵观《史记》版本的发展历史，可发现其呈现出四个方面的特征：
从《史记》各种版本的内容看，文学性的《史记》版本居多。这是众多《史记》版本最显著的特征，其中以《史记》选本为代表。明清时期，是《史记》选本的繁盛时代。从整体上看，明清《史记》选本最显著的特点是从文学方面选取《史记》篇目，通过作品评点形式，评价《史记》的文学性。从评点内容看，明人开始从文学角度评点《史记》章法、叙事、写人、语言、风格等诸多方面，使《史记》文章学地位不断被经典化。和明代《史记》选本相比，清代《史记》选本更加自觉地从文学方面选取《史记》篇目，这些《史记》选本的作家们，注重探究《史记》的表现形式，挖掘《史记》的审美价值，指引读者欣赏《史记》文章之美，教导后学读文章的方法、写文章的策略，推进了古代文学的发展。新中国成立以后至今出现的选读精讲类《史记》选本、鉴赏类《史记》选本、注译类《史记》选本、故事类《史记》选本等，无一不重视选本的文学性、可读性。
《史记》各种版本的兴盛与司马迁和《史记》的深入研究、广泛传播密切相关，这几方面共同促进了司马迁与《史记》的大众化、普及化。这是《史记》版本的第二个特征。魏晋南北朝时期，《史记》以写本形式在社会上得到比较广泛的传播流行，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已经展开。唐代，随着《史记》被尊为正史，《史记》也成为科举考试的科目。唐穆宗时，谏议大夫殷侑奏请设置三史科，标志着《史记》正式被纳入科举考试的常考科目。殷侑奏请曰：“历代史书，皆记当时善恶，系以褒贬，垂裕劝戒。其司马迁《史记》，班固、范晔两《汉书》，音义详明，惩恶劝善，亚于《六经》，堪为世教。伏惟国朝故事，国子学有文史直者，弘文馆弘文生，并试以《史记》、两《汉书》、《三国志》。”考试的方法是每史问大义百条，而且，“其三史皆通者，请录奏闻，特加奖擢”。12随着《史记》被纳入科举考试的科目，在学术界出现了研究《史记》的热潮，《史记》写本呈现出繁盛势态。宋元明清时期，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兴盛，《史记》成为广大读书人的必读深修之书，所以《史记》被大量刊刻印行，出现了黄善夫刊本、彭寅翁刊本、明廖铠刻三家注本、明“嘉靖三刻”三家注合刻本、明南北国子监刊三家注合刻本、殿本《史记》、局本《史记》，以及众多的评点本。新中国成立以后至今，司马迁与《史记》研究进一步深入，各种《史记》普及本纷纷涌现，再加上各种新的传播媒介的加入，从而使司马迁与《史记》家喻户晓，逐步走向普及化、大众化。
《史记》版本是伴随着社会进步、科学文化发展而不断丰富和扩大的。这是《史记》版本的第三个特征。从宋代开始，随着雕版印书的兴起，《史记》出现了刻本。明清时期《史记》刻本的兴盛，既与当时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有关，也与明清印刷技术的提高、文学复古大潮的兴起、科举制义的热切需求密不可分。我们以明代为例做一说明。首先，明代经济发展迅速，印刷技术与商业流通都较前代有了较大进步，给刻印《史记》提供了有利条件。其次，在文化领域，出现了汹涌澎湃的文学复古大潮，《史记》的声名随之提高。最后，科举制义的热切需求。明代科举制度逐渐发展成熟，并达到鼎盛。《史记》成了科举制义中不可缺少的经史原典，是举业读书人必须苦心研读的典籍，对《史记》的摹拟、效法是许多学子赢得举业的有效训练方式。所以《史记》的读者群激增，《史记》被频繁刊刻。“评点”“评抄”成为明代《史记》选本的重要形式，正因为如此，明代《史记》评点本大多表现出明显的为举业服务的功用性特点。
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至今，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的发展，时代呼唤文化大发展大繁荣。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文化上出现了“国学热”，反映了当代中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思想与文化的又一次跃升，对于普及传统文化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各种各样的《史记》普及本大量涌现。
《史记》版本研究的进步，是伴随着《史记》研究的深入而前进的。这是《史记》版本的第四个特征。张玉春认为：宋代是《史记》版本研究的开创期13，主要体现在藏书家的藏书目录中。如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等，开始记载书籍的版本形态。明代在《史记》版本研究上，仍局限于藏书家的著录方面，这一时期主要考究宋元本的版本特征，主要有叶盛《菉竹堂书目》、胡应麟《二酉山房书目》等。清代是版本学的兴盛时期，随着《史记》研究的鼎盛，清代对《史记》版本的研究也发展起来，出现了一系列对《史记》版本进行研究的专门性著作。“学者将考证学引入《史记》研究，对《史记》文字的衍、讹、脱、误作了大量的考证工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丰硕成果，为确定《史记》版本系统及优劣提供了可信的依据。”14如梁玉绳《史记志疑》、杭世骏《史记考证》、钱大昕《史记考异》、王筠《史记校》、张文虎《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等。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了论述《史记》版本的论文，如王重民《〈史记〉版本研究及参考书》、赵澄《史记版本考》等，开创了《史记》版本研究的新时代。20世纪50年代，出现了贺次君《史记书录》专著，著录《史记》版本六十余种，“几乎包括了现存的《史记》所有主要版本。对各版本的命名及关系，各本的形成、版式及其在《史记》版本体系中的地位等问题都有全面的探讨，是一部至今为止研究《史记》版本的最重要的工具书”15。20世纪80年代，安平秋《〈史记〉版本述要》一文，对《史记》诸版本的形态，特别是版式有比较详细的介绍。到了新世纪，张玉春的《〈史记〉版本研究》，在《史记》版本研究史上，第一次对《史记》的六朝写本到明代刻本的体系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对《史记》各版本之间的关系加以说明。张兴吉《元刻〈史记〉彭寅翁本研究》，系统而细致地考察彭本的版式形态及彭本对三家注删节的内容、性质与原因，进而揭示《史记》三家注在刊行中的变化情况，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日本学界对《史记》版本研究也取得了一定成绩。如冈本保孝《史记传本考》、寺冈龙含《史记三家注合刻的创始时代和版本系统考究》、水泽利忠《史记之文献学的研究》、尾崎康《正史宋元版研究》《以正史为中心的宋元版本研究》等著作，对《史记》版本做了广泛的介绍和深入的考察。
1 张玉春、应三玉：《史记版本及三家注研究》，载张大可、丁德科主编：《史记论著集成》第十二卷，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11页。
2参见张玉春、应三玉：《史记版本及三家注研究》，载张大可、丁德科主编：《史记论著集成》第十二卷，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32页。
3 参见张玉春、应三玉：《史记版本及三家注研究》，载张大可、丁德科主编：《史记论著集成》第十二卷，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53页。
4参见张玉春、应三玉：《史记版本及三家注研究》，载张大可、丁德科主编：《史记论著集成》第十二卷，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40—49页。
5 参见张玉春：《〈史记〉早期版本源流研究》，《史学史研究》2002年第1期。
6参见朱志先：《凌稚隆〈史记评林〉探析》，《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9年第4 期。
7 张兴吉：《二十世纪〈史记〉版本研究的回顾》，《文献季刊》2004年第3期。
8参见张大可、俞樟华、梁建邦：《史记论著提要与论文索引》，载张大可、丁德科主编：《史记论著集成》第二十卷，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204页。
9 参见张新科、俞樟华：《史记研究史及史记研究家》，载张大可、丁德科主编：《史记论著集成》第十三卷，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314页。
10 参见张大可、俞樟华、梁建邦：《史记论著提要与论文索引》，载张大可、丁德科主编：《史记论著集成》第二十卷，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146—152页。
11 参见丁德科、凌朝栋《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年鉴》（2004年卷—2011年卷），分别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出版。
12 王溥：《唐会要》上册，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398页。
13 参见张玉春：《〈史记〉早期版本源流研究》，《史学史研究》2002年第1期。
14 张玉春：《〈史记〉早期版本源流研究》，《史学史研究》2002年第1期。
15 张兴吉：《二十世纪：〈史记〉版本研究的回顾》，《文献季刊》200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