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诗学述要

一 由传统到现代

眉叔师尝命我读《石遗室诗话》。我点读数过，并及《近代诗钞》《宋诗精华录》等，对晚清同光一脉深感兴趣。师又觉得我该学郑海藏诗，谓：

余少日曾力追散原，终不能近。学陈须从汉魏盛唐入也。君于乡先辈自深蕲向，特恐为时过早，徒寻貌似，或致结轖不可解，此宜慎也。海藏诗曾一观否？

师尝欲注散原集，于年谱已有成稿，故对散原诗是极熟的。但他觉得我学散原并不对路，乃教我学海藏。他于海藏也有大量批注，又收存黄晦闻、罗瘿公、梁节庵、曾蛰庵等等诗集甚多，各有批识。我循其指点，涉猎渐深，又从王符武先生处获观不少诗文集，得了许多教益，当然眼界大开，在大二写《谢宣城诗研究》、大三写《古学微论》之后便动手写《近代诗家与诗派》，成稿数十万言。

写此题，我还颇得益于李猷先生。先生字嘉有，常熟人，杨云史、金松岑弟子，曾谒陈石遗、章太炎，其《红并楼诗》即石遗署端。少日亦与钱仲联先生交好。来台后，在淡江兼课，作《红并楼诗话》介绍清末以来诗家，又任“中华诗学研究所”副所长，主持风雅，贡献极大。因他还能治石篆字，故影响不仅在诗文方面。

我从他借观过张广雅、黄秋岳、梁众异诸家集，并时往请教。他对我亦极为爱护。后来我将博士论文送请指正，他惠函说：

多时不晤，每念清仪。昨至校，又承惠大著《江西诗社宗派研究》一书。连日度岁，俗冗尚未精读。惟先经展阅，觉全书取材广博、论断精审，文字又极优美。尤其第二卷所涉范畴，如哲学历史社会诸端，皆能精贯，不让专门。其他篇中引证释道书画各节，亦复淹博精通。拙钝如弟，惟有惊服。旧刘申叔章太炎王静安诸公，卅岁左右即已著作等身，今兄之成就，可与后先辉映矣。偶思古语，辄书一联奉贻，用博一粲，得间当图良晤。

联语是篆书：“元龙自非余子可及，孝章要有九牧大名。”我抄这一联，不是要借言自夸，而是想说明老辈风范。须知函札大灌米汤，乃是旧式文人之习气。如钱锺书先生致人信件时就多贡谀言，写在自己著作或日记里的却满是讽谑。李先生不然，从不面谀而背诮。

他对我的称许，之所以逾量，乃是他们这一代人看到有希望的青年时便喜不自胜。因而他不但在信上赞美，还费劲写了这副对联并亲自送来。过了几天，他更把我的书拿去给他敬重的更老一辈的胡一贯先生看。胡先生也真读了，且认真写了一封评论给他。他得信后更高兴，还复印了一份给我。这就表示他是真心欢喜，以为文化后继有人了。他对我的指导，处处可见此一心情，是以所知所藏从不秘惜，唯恐我不去借、不去问。

受教于诸先生而写的这本《近代诗家与诗派》，其实是我学诗的副产品：本是为了向晚清名家学怎么写诗，不料射鸠得雁，穿穴文史，所获实多。而且当时学院中几乎无人做这类研究，我竟可算是开拓者之一。

为何学院中无人做此类研究呢？这就涉及我所处的时代位置了。台湾那时的教育，是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的现代化教学体制。中国文化，只在中文系里传承，其他各科系均以西方现代学术为依归。中文系里固然不少人仍然深于旧学，如上所述，可是整个中文系却也是在朝现代化方向走的。六十年代后期开始仿效西方现代教育制度设立博士硕士教育，更要由传统笺释注疏、考证札记，慢慢练习着走向写论文。这个过程缓慢但坚定，因此，老先生们固然仍作诗写古文、笺释批注古书，新学人如梦机师及其稍长那一辈便是旧式文人到现代学者间的过渡了。

当时那些博硕士论文，也多是笺释注解、学案考证与现代论文的过渡，像梦机师的《近体诗发凡》便是略参论文框架的诗话。真正论文写作的现代化转型，须待我这一辈人才完成，而我尤其在此间扮演过关键的角色。

不过那是后话，我在大学时期所写的书，也一样仍用着古文和清末的体例。语言与论析方法都仍是《国故论衡》《石遗室诗话》式的。

本来用此体例亦可以大谈晚清诗，但恰好作诗跟论诗又已分裂了。古人研究诗是为了写诗，今人却是为研究而研究。当时大学里老先生还作诗，如果学生也学作，师弟相承，大抵就延续着同光以来的风气。可是现代化大学里论诗、研究诗之方法与观点，却是传袭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国文学史》《文学概论》一类建立学生基本视域之课程，讲的就都是“五四”那一套。胡适、鲁迅、王国维、刘大杰、郭绍虞诸先生的典范（paradigm）影响着我们做研究的信仰、工具、技术与训练。

依胡适刘大杰之见，今人根本不应作旧诗，而旧诗的黄金时代又是盛唐，入宋即已日薄崦嵫，元明清更无论矣。因此作诗的人虽仍在传述着光宣遗事，点将作谱，撰诗话、写论文的人则只注目唐诗宋词。有关清诗清词、民国初年诗史之论述，皆极罕见。偶尔有之，如汪中雨盦先生《清词金荃》之类，仍然体近诗话。

我那本书，自然也属于过渡时期之物，议论回翔于陈石遗、汪方湖、钱仲联之间，文体依违于诗话与论文两端。所以后来自悔少作，仅摘一部分刊行之。印过几次，以刘梦芙先生替我订正，收入二〇〇九年黄山书社《当代诗词丛话》者最善。

写完这部稿子，我就入了研究所，时年二十。人生进入另一个阶段，做学问亦然。

师大当然也自有诗歌传统，李渔叔先生虽逝，林景伊、李曰刚、潘重规等黄侃弟子，讲求小学之余亦仍以诗为倡。稍晚一点的就是汪中雨盦先生、陈新雄先生等；再来则是梦机师、颜昆阳、陈文华、文幸福等。学生社团则为南庐吟社。

我在淡江时曾组淡江诗社。因梦机师主持大专青年诗人联吟大会之故，大学时便与南庐师友多有交往。与简锦松、周益忠尤熟，诗筒往来，唱和无间。因此我进了师大，毫无陌生感。但尔后并没有参与他们的吟事，师友邀结为停云诗社，也没找我。汪老师是我博士论文的指导教授，但事实上我却不曾向他请教过作诗的事。曾在大学阶段费了那么大气力去从事的作诗这桩事，研究所以后竟没再继续下去，实在也是颇奇怪的。

这或许是环境变异，致令心情发生变化。但也可能如我上文所分析，我本身就处在一个现代化转型的过渡期。进入研究所，恰好即是由传统型文人朝现代学者转化，故作诗之情日疏而论诗之什渐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