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传统的现代解读

那时我之师友，主要就不是诗人而是论者了。我开始读西方文论，开始学着使用概念、建构理论，并探究中国诗歌的诠释方法。对于过去熟读且摹效的诗与诗人，重新用客观之眼予以审视评骘之。如观名伶之唱做，已不是为着学他那样登台去唱，而是要写戏评、作戏考。

当年比较文学风潮是在淡江和台大同时兴起的。《淡江评论》与台大外文系主编的《中外文学》同样重要。但淡江主要做国际交流，《淡江评论》也是英文本，英文系又与中文系交涉不多，故我并未染受其影响。《中外文学》则虽亦由台大外文系主编，其中国文学部分却与中文系有较紧密的关系，对台湾学界内部生态自然也较具影响，尤其是颜元叔先生提倡新批评，用西方理论，如弗洛伊德的心理学来解释中国文学，震动一时。台大中文系虽也有叶嘉莹先生起而反对，然整体方向上是与之共构以形成比较文学趋势的。

台大中文系风气本来就与师大迥异。师大自许为章黄学派，台大则要继承北大，双方文字声韵训诂及经学研究，处处不同，文学亦然。台大虽亦有戴君仁、郑骞、叶嘉莹诸先生精于诗词，包括臺静农先生后来都只作诗作字作画而不再从事新文学创作，但整体气氛不同。其诗词教育并不强调写作，论诗词也较具现代意识，所以即使是叶先生，论诗说词亦往往参取西方理论。治诗词曲功力最深的郑骞先生，读其《景午丛编》，你也只会感觉那是个现代学者而非旧式文人。

郑先生臺先生在形象上都是最传统的，御长衫、作旧诗，交往的亦多是溥心畬、张大千、庄尚严一辈老派文家。但古貌不古心，与穿西装的周弃子终究不是一路人。他们的学生辈自然离传统文人就更远，或钩合欧美日本汉学研究，或与比较文学会盟。中间主力是叶庆炳、林文月、柯庆明。

我在大学时一起玩的师大友人，如蔡英俊、李正治、简锦松、曹淑娟，后来都进了台大研究所。除锦松外，大抵都致力于会通中西以说中国特色。我之逐渐转变，当然颇与他们有关。

但改变须有过程，不可能遽尔变转。这个过渡，就是我参与的一系列古典诗词赏析活动。

先是台大吴宏一先生主编了一套古典诗词赏析读本，市场反应甚佳，伟文书局遂找梦机师也编一套。接着颜昆阳又替故乡出版社编，销行不恶，竟一口气出了十二种。后来我与李瑞腾也帮联亚出版社编了一套八本，仍请梦机师领衔。我自己为惠施出版社又编了一套，陈信元办蓬莱出版社时我也参写了一本，时间由一九七八年到一九八四年。其中我自己写了《春夏秋冬：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季节》《千古诗心：东坡诗赏析》《重楼飞雪：词选释赏析》《采采流水：古典小品文选析注》。或以文类，或就作者，或依主题，分别向社会一般读者，也就是业已与传统隔绝的现代人介绍中国文学之美。

介绍现代人已不熟悉的古典文学，当然要详说相关古典知识。可是我们看看这类赏析的选目就知道：介绍实仅限于诗歌或以诗为主，古文骈文等文章传统甚少涉及。这就可见现代人与传统之隔膜，且与“五四”运动打倒“桐城谬种”与“选学妖孽”有关。我们的赏析并未扭转此一偏颇，反而顺成之，以诗为中国文学之代表，并常以诗来看中国文学之特性。

像联亚那套《中国文学精华》即仅有诗经、乐府、古诗、绝句、律诗、词典、明清民歌八本；故乡那套，名称就叫《古诗今唱》；惠施那套则叫《千古诗心》。这个视域，也影响到我与英俊他们在八〇年前后对中国“抒情传统”的讨论。那时论述中国文学的人，眼中只有诗，且是抒情式的诗。因此说中国文学之特色便是抒情，且构成了一个抒情的传统，这不是循环自证、自说自话吗？可惜那时我们对此却无自觉，陷于“五四”文学典范而不自知。在文章方面仅表彰晚明小品，亦属同样的情况。

具体的说解，实亦兼涉中西，如我的《春夏秋冬》就征引了弗莱（Northorp Frye）的原始类型说（Archetypal Approach）、艾布拉姆斯（M. H. Abrams）的《镜与灯》、坎宁安（J. V. Cunningham）论组诗，《重楼飞雪》也征引别尔嘉耶夫（Nikolai Berdyaev）论超升之爱和凡尘之爱的区分等等。

对此，昆阳在故乡版《古诗今唱》的总序中讲得很清楚：他先是批评某些用西方文学批评理论来诠析古典诗的人，不熟悉中国文学传统，故多理论之滥用与误用；接着说我们的做法，是适与之反，要对传统真有所知，且是“经验的亲知”。也就是必须浸润其中若干时日，能入乎其内，然后再“运用现代新的批评与方法去对古典诗进行批评。把封存在中国文化仓库里的文化遗产经过你正确的引导，重新能为现代人接受，又不失真貌的样态，展现给这一代人”。

既须对传统有所知，又须运用现代批评方法，故我们的说解除了介绍传统诗歌之外，还应采用现代表述方式和方法。而所谓现代方法，正与西方理论密不可分。

这些理论，不像大学时期，有老师一字一句地教我，为我释疑解惑，只能自修，一刀一枪在观念的丛林里硬闯。我外文又差，仅凭有限、片段、零碎而且可能有误的译文去拼组，再以意通之，其辛苦真是难以言表。最后又如何得意忘言，实在也是言语道断，讲不清楚的。

幸而理论的理解，本来就不只是文字的理解。就算是中文，你每个字都认识，未必便能理解该理论。对理论的理解，须有理论头脑，犹如六祖慧能，一字不识，却义理透彻。原因就在于“义理之知”仰赖思辨力及对义理的融贯性解释。某些先生，外文娴熟，但于所译述之理路思致未能掌握，便常译错。此类失误，在我读来却也不难识鉴。故难的不是这个，而是如何恰如其分地运用西方各种不同的理论来解释中国文学。

西方理论，讲起来好像是与中国文论相对的一个整体，其实内部南辕北辙，十分复杂，正与中国文论一样。摸不清其脉络、不知其底蕴，又无其社会文化语境知识，孤立而表面地采用，就往往自相矛盾甚或张冠李戴。

我们毕竟不是外国人，对西方文化社会没有昆阳说的“经验的亲知”，又缺乏语境式的了解，因而此病极难避免，跟我们嘲笑外文系教授解说中国文学常会犯错相仿。所谓误用滥用者，即指此而言。这就须十分小心、十分克制，慢慢真正进入西方文化肌理中去，确有理解而后为之。

我之运用西方理论，早期颇生涩，亦不免错误。后来失误渐少的原因既是深入，也是谨慎。如前述《春夏秋冬》中虽用弗莱说，但我非常清楚其理论与中国人讲“物色之动，心亦摇焉”（《文心雕龙·物色篇》）其实是不同的：“弗莱的理论，基本上是为说明原始神话类型而设，他所区分的田园牧歌结婚等，并不适用于中国”，故我只是借由它来说明四季循环周期的象征意义而已。

其他类此！我从来不愿意像王国维那样，套着叔本华或某某理论来解《红楼梦》，自说自话，与《红楼梦》其实无干（因中国人或《红楼梦》之作者必不会如叔本华那样设想）。

一般人都对王国维那样套用西方理论的方式大为赞美，视为文学研究现代化之大道。我不同，重点不是用西方理论，而是要讲明中国之真精神真面貌。西方理论或佛教理论都只是辅助工具，若此类工具不适用，我就会用中国原有的理论去把它讲清楚，或者干脆自己构造一套理论去设法讲明它。

前者，使我们必须在钻研西方文论之同时，也重新去理解中国自己的文论。如果传统文论被现代人视为零散不成统绪，或不具有西方那样的理论意义，则我们便有义务重建它，使它足以与西方理论对观，也足以作为解析中国文学的理论工具。后者，就是要让我们自己朝有能力建构理论的方向努力。

硕士班阶段，进行诗词赏析活动，可说是第一步，结合中西文论以解说古典文学，令其可为现代人接受。接着就要做重建中国文论和自铸伟词的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