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自然哲学的创立是人类认识发展的必然趋势

由于“自然观”的常识性与模糊性，往往使人走向“科普”的道路，例如，通俗地概括地介绍四大起源之类的材料，难以深入地揭示自然界的本质特征及演变规律。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自然哲学。在马克思主义自然哲学产生前，自然哲学主要有三种历史形态，即古代朴素的唯物辩证的自然哲学，近代机械唯物论的自然哲学和德国唯心辩证的自然哲学。这三种自然哲学，既有它们的合理因素，也有它们的非科学成分。在生产不发达和知识不充足的条件下，这些自然哲学充满了幻想、臆想和想象。但其中不少思想对我们是颇有启发的。

一、古代自然哲学

古代自然哲学是同古代的社会生产、社会文明的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它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三个阶段。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人们在生产实践中积累了一些利用自然物的经验，获得了一定的劳动技能和生产知识，出现了自然哲学的萌芽，形成了人类对自然界的原始综合知识。这种原始综合知识集中反映在古希腊学者的著作中，如赫拉克利特的《论自然》，德谟克里特的《论宇宙》，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卢克莱茨的《论物性》，等等。由于当时科学从属于哲学，而哲学又以整个自然界作为研究对象，凭借感性直观，依靠思辨抽象，从整体上综合了人们对自然界的本质及其规律性的认识。这种认识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从本体论上寻求自然界的物质本质。自然哲学一开始就以整个自然界作为研究对象，它要探讨的核心问题是：自然界的实体是什么？实体（substance）亦即本体，它的提出，是人类探索自然的飞跃，其意义在于：人们开始意识到“自然”的感性外观的虚幻性、暂时性、杂多性，而要求探寻真实的、永恒的、统一的实体。也就是说，要求抓住自然的本质及其内在规律性。从古迄今，哲学与科学主要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研究和解释实体的问题。

在古希腊，从米利都学派泰勒斯提出的“水原说”到赫拉克利特提出的“活火说”，从恩培多克勒提出的“四元素说”到留基伯、伊壁鸠鲁提出的“原子—虚空说”，都把某种单一的感性物质作为宇宙万物之源，试图从自然自身的多样性中寻求统一的物质实体，但他们都陷入感性的杂多性与实体的普遍性的矛盾中。在这一探索中，亚里士多德克服了上述矛盾，做了系统的研究和论述，代表了希腊古典时代科学和哲学的最高水平。他认为实体是事物最本质的东西，是自然哲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所以，在他的范畴中，“实体”在十个范畴中占据了核心地位，其他九个范畴所指谓的东西皆依赖于“实体”所指谓的对象，它们不能独立自存。

“自然”一词，按希腊文φύσις的原意，指未经人工雕琢而出自天然的本性。亚里士多德认为自然自身具有一个运动或变化的根据，他要求人们在探索自然时必须在实体事物内寻求事物运动的原因。在著名的“四因说”中，揭示了人们探索自然物而形成人造物的过程。“四因说”中的“目的因”，虽然存在着否定事物必然性的倾向，但他所称之为目的性的东西，是指自然的自身规定，即自然所体现的自身运动过程，即从潜在（potentia）到现实（actus）的过程，是事物自身合目的性的东西。他强调自然哲学必须将自然的“运动和变化的根源”作为“我们研究的题目”，这些思想深刻地反映了古代自然哲学的优良传统。

第二，从辩证法上研究自然界的辩证本性。在古代自然哲学上，早在人们把“辩证法”（dialectics）当作通过对立意见的争论达到揭露矛盾求得真理的艺术之前，不少希腊学者已经把自然界看作是对立统一的过程了。从泰勒斯和阿拉克西曼德到被列宁誉为“辩证法的奠基人之一”的赫拉克利特，都从多样性的事物中分离出蕴藏于其中的对立物，肯定自然界自身是一个无限发展的过程，不断地运动、过渡和转化。赫拉克利特把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叫作“logos”，类似中国老子所说的“道”，作为统帅一切事物的总规律。它是如此的普遍而抽象，弥漫宇宙，贯穿自然，无所不在，无时不有，给万物以秩序，对一切事物都具有普遍性。但赫拉克利特对辩证法的表述多属于格言式，缺乏深刻的论证，在这一点上比之毕达哥拉斯的思想，则相形见绌了。

毕达哥拉斯的自然哲学带有数的神秘主义色彩，用数的概念构造自己的宇宙模型；但关于数的辩证观点，却使人类思维方法前进了一步，拨开神秘主义的迷雾，可以看到其中闪烁着辩证法的光辉。他把事物的发展，用“3”这个数显示了事物的整体性和过程性。一个过程有起点、中点和终点，“3”是事物形成的一个必要量。“3”包含着“2”，是对立的扬弃，复归于统一。在毕达哥拉斯学说中，“对立”这一概念对辩证法的形成具有决定性意义，是对古代自然哲学的重大贡献，不仅说明了事物的差异，而且揭示了事物的关系。这些思想，对思维辩证法的产生具有一定启迪性。尔后，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都达到当时辩证法发展的最高形态。恩格斯指出：“古希腊的哲学家是天生的自发的辩证论者，他们中最博学的人物亚里士多德就已经研究了辩证思维的最主要的形式。”2

亚里士多德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自然哲学家，他几乎在人类知识的一切方面都做了探索性的贡献，尤其在生物学上的造诣很深，对生命现象有较为深刻的认识，并以独特的自然哲学，抓住生命这一自然界中最高级最活跃的部分，探索了生命的运动规律，抽象出辩证法的基本原则即生命原则或生长原则，并把这一原则推广为自然界的普遍原则，作为区分事物、规定过程、自己运动的内在动力。这一内在动力的哲学意义就是辩证的否定，是事物运动、变化、发展的内在根据。这是古代自然哲学的精髓和灵魂所在，也是辩证法的精髓和灵魂所在。

第三，从方法论上探索自然界的正确道路。在希腊文中，方法一词由μετα（沿着）和ὁδός（道路）所组成，指沿着正确的道路运动。古代自然哲学虽然还不能揭示各种方法的内在联系，但他们的思辨哲学中，尤其是亚里士多德初步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还有不少对今天仍有积极意义的内容。他比较详细地研究了科学思维的程序及其所遵循的原则，他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奠定了形式逻辑学的基础，使逻辑学成为具有独特意义的科学。

逻辑学是人类几千年来抽象思维的结晶。最早开始研究逻辑学的是德谟克里特，他的《论逻辑》一书，对人类的思维规律和认识方法做过有益的探索，但逻辑学真正的奠基人是亚里士多德，后人把他奉为“逻辑之父”。他撰作的逻辑学专著有《范畴论》、《分析前篇》、《分析后篇》等，因其逻辑学作为人们从事研究、获得知识的工具，所以后人把他的逻辑学著作统称为《工具论》（Organon），黑格尔称它“乃是一部给予他的创造人的深刻思想和抽象能力的最高荣誉的作品”3。

《工具论》的内容十分丰富，并不局限于现在的形式逻辑范畴，它同语言学、认识论、本体论等紧密结合，并且继承了希腊辩证法的传统，把人类的科学思维提升到新的境界。现在所说的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三者统一的提法，实际上是在继承《工具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马克思主义自然哲学产生前的自然哲学中，包括亚里士多德在内，从未使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三者的关系得到科学的解决，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中吸取合理因素。亚里士多德所揭示的形式逻辑的基本形式和推论规则，直到今天依然有效，特别是在表述科研成果、检验科学结论、证明科学定理等方面，它的作用是不能低估的。在科学思维过程中，逻辑方法是科学抽象的最基本方法，它构成了科学抽象的中心环节，是自然哲学中的科学思维论的一个重要内容。

上述古代自然哲学的成就，表现了一种“天才的自然哲学的直觉”。基本上达到了唯物论和辩证法原始朴素的自发结合，“这种原始的、朴素的，但实际上是正确的世界观。是古代希腊哲学所固有的本质”4。但这种世界观只是出于“常识感”而获得的某种认识成果，从整体上所考察的自然，还缺乏充分的事实、科学的论证，因而具有下述特点或局限：

1.直观性。直观是人们认识的起点，是外界事物作用于人的感官而产生的直接反映，但它只能停留在对自然表面现象的认识上，无法反映事物的内在本质，只能把握自然界画面的一般性质，而不能说明事物构成这种总画面的各个细节，因而古代自然哲学对自然的认识是笼统的、模糊的、粗浅的，不少看法是真实和虚假并存，合理与荒谬同在。

2.思辨性。思辨是古代人的一种思维方式，这种方式论述了自然界运动发展的辩证性，提出过许多天才的预见，暗合了以后的一些科学发现。但这种方式企图把从头脑中制造的规律，从外部注入自然界，主观推理，歪曲事实。

3.神秘性。古代自然哲学虽然获得过一些科学的成就，提出过一些有价值的哲学观点，但不少看法带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这种神秘主义集中地表现为“万物有灵论”。这样就模糊了哲学与宗教的界限，暴露了它的不彻底性。

二、近代自然哲学

西欧经过漫长的中世纪神学统治之后，资产阶级革命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文艺复兴运动，开展了反对封建阶级旧文化、创立资产阶级新文化的斗争。这场运动的指导思想是人文主义，主张以人为中心，反对以神为中心，强调人的实体性，否定人的依附性；强调人间的现实性，否定天国的虚幻性；强调科学的合理性，否定宗教的欺骗性。这场运动不仅使自然科学从神学奴役中获得解放，逐步又从哲学中分化出来，形成较为系统的知识体系，而且冲破了神学对哲学的束缚，为自然哲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虽然近代自然哲学还保留了“科学之科学”的色彩，甚至企图用自己的哲学原则来编造一套包罗万象的“绝对真理”体系，但自然哲学的水平远远超过了古代。

更重要的是，在近代科学的形成过程中，自然科学与自然哲学还结下了不解之缘，科学推动哲学前进，哲学又促进科学发展，使得人们的思维能力和认识水平有了很大进步。恩格斯指出：“科学与哲学结合的结果就是唯物主义”，从哥白尼日心体系的提出到牛顿力学体系的确立，充分反映了科学与哲学的结合。在近代时期推动这种结合的主要是英国的弗兰西斯·培根和法国的笛卡儿，他们对近代自然哲学的发展以及实证科学的兴起产生了深刻影响。

培根是一位划时代的人物，马克思称他是“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他从客观自然界出发，坚持一条鲜明的唯物主义路线，强调在认识自然时要将感觉和理性结合起来；在从事科研时要将科学和哲学结合起来；在发展科学时要将知识和力量结合起来。

他以唯物论的经验论作为知识的前提，把人的感觉和经验作为认识的基础，提出必须清除知识和认识上的“幻相”（idols）。他把这种“幻相”称为“偶相”，也叫“假相”，指人们心目中形成的偏见，人们只有从“假相”中解放出来，才能使科学得到光明，使真理为人们所认识。为了帮助人们摆脱“假相”，认识真理，促进科学和哲学的发展，培根制定了一套科学方法，在著名的《新工具》中提出了与被经院哲学烦琐化、僵死化了的亚里士多德《工具论》中的演绎法（三段论）相对立的归纳法（三表法）。培根的归纳法对实验科学的发展曾起过重大作用，是知性思维方法的重要条件，为很多科学家运用于科学研究中。

笛卡儿不仅是一位成绩卓著的科学家，也是一位思想深邃的哲学家。同培根一样，他也提倡创立为实践服务的科学和哲学，加强人对自然的统治。

他非常重视科学方法的研究，在名著《方法论》中，创立了以数学方法为基础，以演绎方法为核心的方法论体系，是近代演绎法的先驱。他认为知识是从原理中推演出来的，这些原理必须包含两个条件：首先，每一原理必须明白清晰，使人们不能怀疑它的真理性；其次，从这些原理出发，推演出别的知识。他认为：科学是理性的结果，是对事物本质的把握，只有理性思维，才能达到科学的要求。

培根的方法是实验归纳法，笛卡儿的方法是数学演绎法。虽然他们的基本倾向看起来是不同的，实际上都是相辅相成的。恩格斯指出：“归纳和演绎，正如分析和综合一样，是必然相互联系的，不应当牺牲一个而把另一个捧到天上去，应该把每一个都用到该用的地方去，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只有注意它们的相互联系，它们的相互补充。”5

在近代自然哲学的启迪下，许多著名科学家在科学活动过程中，也对他们的理论和方法进行哲学的思考，自觉或不自觉地做出自然哲学的结论，比较典型的是牛顿。虽然他曾贬低理性思维，抵制哲学干扰，但他实际上具有自发的唯物论倾向。在科学研究中，既承认物质的客观性，也承认事物的规律性，按照自然界的本来面貌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他把自然科学称作“实验哲学”，标榜自己的理论是“自然哲学”，给人类留下了他的光辉著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他在该书第三篇“论宇宙系统”中提出研究自然的“四条推理原则”，强调在科学研究中必须真实地揭示自然界自身存在的内在规律性；必须探求自然界同类现象的因果关系；必须通过实验了解物体的普遍属性；必须运用归纳方法导出科学命题。他认为：“自然哲学的目的在于发现自然界的结构和作用，并且尽可能把它归结为一些普遍的法则和一般定律——用观察和实验来建立这些法则，从而导出事物的原因和结果。”6他十分强调在科学研究中运用观察、实验、归纳的方法来揭示自然本质，导出自然定律。他运用这些方法提出了空间、时间、质量、力等基本概念，总结出力学运动三大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这些都是牛顿自发坚持唯物论的必然结果。但是，牛顿自发的唯物论倾向，缺乏有力的哲学论证。并且仅仅限制在自然科学范围内，一旦超出这一范围，就深深陷入科学与神学、唯物论与唯心论的矛盾中；更突出的是，他企图把一切自然现象都归结为机械现象，把各种物质运动都归结为机械运动，用力学原理来说明整个自然过程。这种机械论的自然观曾成为占支配地位的统治思想，不仅成为自然科学家的理论基础，而且也成为自然哲学家的科学根据。

机械唯物论的自然哲学，必然带来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从近代自然科学产生到18世纪下半叶，自然科学广泛地采用了各种研究方法，人们在观察和实验的基础上，深入到自然界的各个部分，对事物进行具体的分析，形成了以分析为主导的研究方法，这对于弄清各种事物的特性和本质，曾起过积极作用。但人们也因此形成了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把事物的局部夸大化，把运动的物质静止化，把联系的事物孤立化，把复杂的现象简单化；造成这一时期的自然哲学，明显地表现了静止性、孤立性、片面性的局限，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这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便陷入不可克服的矛盾中。

从19世纪下半叶到19世纪中叶，在资本主义产业革命的推动下，自然科学获得狂飙式发展，由分门别类的研究过渡到对事物过程的考察，从搜集材料转变为整理加工，从分析研究转变为综合概括，从经验科学转变为理论科学，这些转变，导致自然科学的深刻革命。科学上的重大发现，证明了自然界物质运动的过程性和辩证性，给机械性和形而上学的自然观打开了一个个缺口，使自然哲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在科学革命的洗礼下，产生了德国的自然哲学。

从莱布尼茨、康德、谢林到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开创了德国古典哲学，使德国成了哲学的故乡，并攀上了时代的高峰。这些哲学家对自然的哲学学说虽带有浓厚的思辨色彩和极端抽象的思维模式，既非常晦涩，又高深难解，但却充满了现实的内容、革命的要求、辩证的智慧。德国古典哲学的这种特色，集中地反映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他以客观唯心主义的神秘形式，把思辨哲学与自然科学结合起来，建立了包罗万象的思辨自然哲学。这种自然哲学从概念中推出实在，从思想中演出自然，使客观自然界的发展服从主观构造的法则；但他对自然的整体观和发展观，却是相当合理而深刻的，而且是某些经验的自然科学家所望尘莫及的。他在哲学史上，在自然哲学史上，第一个全面地、系统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基本规律，把一切事物描写为一个不断运动、发展、转化的过程，都经历一个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圆圈运动。这种圆圈运动本质上是绝对精神自我认识的过程，但当他把实体当作主体，把客观过程当作主体对客体的认识过程时，既赋予客体以能动性，又赋予主体以客观性，使主体和客体在运动过程中获得了统一。在黑格尔体系中，主客观的矛盾运动是在不同层次上展开的。在整个哲学体系中，这个矛盾表现为精神与自然的矛盾；在逻辑学中表现为客观逻辑与主观逻辑的矛盾；在认识论中表现为认识与实践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的转化和统一，就形成一串串圆圈运动，从而构成整个辩证法的内容。圆圈运动是一个过程，在每一循环中都经历“正题”（肯定）—“反题”（否定）—“合题”（否定之否定）。这个过程是辩证前进运动的完整表现，起点复归于终点，终点又是继续前进的起点。

黑格尔以最宏伟的形式概括了哲学和自然哲学的全部成果，给人们指出了一条正确认识事物的道路，这条道路就是辩证法。这是黑格尔的巨大功绩，也是全部哲学和自然哲学的精华。黑格尔无愧为一个辩证法大师。他的辩证法精神不仅在机械论和形而上学自然观统治人们头脑的时候，使人们的思想获得了解放，即使在今天，仍然起着春风解冻的作用，是激活与充实人们僵死贫乏的哲学头脑的精神营养。

当然，就黑格尔体系自身而言，它还不可能引导人们的认识由自在进入自为的境界，因为它的辩证法是倒立着的。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哲学解放的影响下，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倒过来，既从黑格尔出发，又同黑格尔分离，发掘了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在自然哲学思想上，恩格斯跨越了黑格尔体系不可克服的矛盾，从唯物主义原则出发，全面改造了黑格尔自然哲学中的辩证法。这种改造工作主要表现在下述三方面：

第一，根据19世纪中叶自然科学的重大成就，主要是“三大发现”所提供的事实，揭示了自然界各个领域之间的相互关系，肯定了黑格尔把自然过程结合为一个有机整体的尝试，论证了黑格尔关于自然界从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的思想，同时也批评了黑格尔用幻想的联系代替现实的联系的虚构和臆想。

第二，描绘了自然界从原始星云到人类社会的辩证演化过程，证明辩证法规律是自然界实在的发展规律，肯定了黑格尔关于自然界进化发展的思想，同时坚决抛弃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辩证发展的神话，唯物地论述了客观辩证法和主观辩证法之间的关系。

第三，高度评价了黑格尔对机械论和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批判，肯定了黑格尔关于“人以实践态度对待自然”的正确观点，根据黑格尔的辩证原则，将自然观和历史观统一起来。恩格斯指出：“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了自觉的辩证法并且转为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唯一的人。”7

综上可见，马克思主义自然哲学和黑格尔自然哲学，既存在继承关系，也存在本质差别。马克思主义自然哲学正是经由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样一个圆圈运动，进入一个更高、更新的层次。

马克思主义自然哲学是近代自然科学高度发展的产物，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自然领域的具体表现。它的出现，使全部旧的自然哲学包括黑格尔自然哲学从此走出了死胡同，完成了自然哲学从自在到自为、从自发到自觉、从低级到高级的过渡。

三、现代自然哲学

19世纪末20世纪初，物理学革命使自然科学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的发展，无论在速度和规模上，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不仅在宏观领域更加全面、具体、深刻，而且进入宇观领域，深入微观世界，近来还提出了“胀观”与“渺观”层次的探索，从而揭开了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新纪元。

在微观领域，基本粒子的探索把人们带入10—23厘米内的原子世界，极大地开阔了人类眼界。三百多种基本粒子及共振态的发现，彻底冲破了“原子不可入、不可分、不可变”的古老观念，使机械论的自然观遭到严重崩溃。人们在对基本粒子的探索中，先后提出了“坂田模型”、“夸克模型”、“层子模型”，证实了辩证唯物主义关于物质结构具有无限层次的原理；虽然目前还无法从基本粒子中打出“夸克”，出现所谓“夸克幽禁”的现象，说明物质可分的历史客观限度，但一旦有了克服超强相互作用的手段，自由夸克便可能跃入人们眼帘，那时将有可能使人们向更深层次进军。如何阐明物质结构的可分性与分割限度的客观性的辩证统一，将成为人们深入了解物质结构层次推进的一个基本的哲学指导思想。

在宇观领域，人们对宇宙的研究，不仅限于太阳系的起源与演化，而且扩展到宇宙的总体和各个部分，已能观测到200亿光年范围内总星体的概貌。宇宙大爆炸的假说向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基本思想，即宇宙不是永恒的，它同其他任何事物一样，也经历着产生、发展、灭亡的过程。这些事实为我们探索无限与有限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课题，如何阐明物质的无限与有限的辩证统一，应成为研究宇宙形成和演化的一个根本的哲学指导原则。

在生命世界，20世纪以来，在物理学的影响与渗透下，生物学的发展突飞猛进，由于蛋白质、酶、DNA的研究取得惊人的成就，使千古之谜的生命现象，不但得到科学的阐明，甚至通过实验控制或复制出生命的某种机能。一百多年前，达尔文进化论阐明了生物如何在自然条件、自然因素作用下进化的原理；20世纪30年代，一批群体生物学家把达尔文主义与基因遗传学说密切结合，较好地说明了生物进化的原因；60年代后期，人们又提出了一种“中性学说”，在分子水平上揭示了与达尔文主义不同的生物进化机理。所有这些，使人类对生命世界发展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化，如何进一步揭示生命的本质和规律，也同过去一样，就成为研究生命运动的一个重要的哲学指导依据。

综上可见，从微观结构—宇宙天体—生命世界，现代自然科学以可靠的事实和科学的原理，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自然哲学的内容与理论。从基本粒子到宇宙空间，从无机世界到生命世界，证明整个自然界，辩证法的规律，在错综复杂的变化中发生作用，进一步揭示了自然界的辩证性质。反映自然规律的自然科学，“不断地走向唯一正确的方法和唯一正确的自然科学的哲学”8。

20世纪40年代以来，维纳创立了控制论，申农创立了信息论，贝塔朗菲创立了系统论，这些综合学科的出现，集中反映了现代自然科学走向辩证综合的趋势；70年代以来兴起的耗散结构论、超循环论、协同论，是前述“三论”发展的必然产物，由此形成了当代科学技术的综合理论，使人类跃入辩证综合的系统科学时代，为马克思主义自然哲学提供了极其丰富的新课题、新内容、新思想。

这些综合理论的显著特征是整体性，它扬弃了自然、社会、思维三大领域的差别，扬弃了实体和过程的差别，把一切事物都抽象成一个具有整体性的系统，把研究对象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考察，从中揭示出它们的规律性。

辩证法十分重视事物的整体性或总体性。黑格尔指出：“自然界是一个活生生的整体”，他要求人们必须把自然界看成是一种由各个阶段组成的体系，其中一个阶段是从另一个阶段必然产生的，用恩格斯的话说，叫作“过程的复合体”。恩格斯指出：“我们所面对着的整个自然界形成一个体系，即各种物体相互联系的总体。”9这里所说的“相互联系的总体”就是系统整体。所谓系统，顾名思义，“系”者联系，“统”者统一，“系统”即联系统一的意思，既强调联系，又强调统一，也就是从整体上考察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实现整体与部分的统一。在一个系统中，部分组成为整体后就扬弃了部分的质，整体分解为部分后就否定了整体的质，因而整体与部分是对立的；但是，整体又是由各个部分通过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建立起来的，因而扬弃了对立复归于统一。现代综合理论有力地论证了唯物辩证法的整体观。

第一，综合理论更深刻地揭示了世界的统一性表现为世界的系统整体性。不仅世界上的物理系统、化学系统、生命系统、技术系统、社会系统乃至思维系统都具有整体属性，而且它们各自依一定的层次结构形成一个相互联系的系统整体。正是这种系统整体性，使现代综合理论成为科学整体化的方法论工具，标志着科学和哲学从过去的抽象分析向现代辩证综合的伟大转折。

第二，综合理论更完整地揭示了物质的运动性表现为世界的历史演化性。现代科学技术综合理论研究自然界各个领域如何从无序向有序或从有序向无序转化，揭示了这种转化的途径和机制，表明自然界各种物质的运动都是一个有序和无序相统一的历史演化过程。自然界中，既有从无序向有序的发展，又有从有序到无序的演化，二者的统一，构成了宇宙演化的辩证过程。综合理论不仅在技术系统与生物系统以至社会系统之间架起了桥梁，同时也填平了它们与物理、化学等非功能系统之间的鸿沟。形成了从低级运动形式进化到高级运动形式，从物理系统到化学系统，通过生物系统、技术系统到社会系统的历史连续性，揭示了事物进化的历史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讲，系统整体观也就是自然历史观，物质的运动发展也就是系统的历史演化。

第三，综合理论更客观地揭示了事物的联系性表现为系统之间的协同性。按照协同学观点，在复杂的多元系统中，由于子系统间的协同作用也会产生具有一定功能的有序的自组织结构，协同与有序构成一对辩证的因果联系，即协同是有序的原因，有序是协同的结果。协同表明了系统内部各要素或子系统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一种特殊方式；有序表明了系统形成结构的趋势及结构稳定性的程度。综合理论主要是以信息、反馈、控制、熵等基本概念，揭示事物联系的规律性。这些思想对于自然哲学在考察自然界的普遍联系时，不仅要把整体看作是联系的整体，而且要把联系看作是整体的联系，用整体的观点把事物当作系统客体来研究，揭示系统各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中所具有的内在规律性。

仅从上述现代科学技术综合理论所具有的整体性特点看，它丰富了马克思主义自然哲学的内容，成了马克思主义自然哲学的坚实的科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