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研究
丝绸之路起点唐长安城的三大标识
2013年2月由中国和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国以“丝绸之路：起始段和天山廊道的路网”的名称，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正式提交了“申遗”的文本。2014年6月22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由三国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申遗成功，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此正式名称的改动，是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的专家在前期评估时，就提出“起始段”的表述存在问题，建议改名。因此，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最后审定时改名为“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这可能更符合丝绸之路的历史事实。因为丝绸之路的正式开辟、兴盛及鼎盛时期正是中国西汉和唐代统一多民族国家建立的时期，而西汉和唐代的国都都在长安，它是名副其实的丝绸之路的起点，也是其终点。
作为丝绸之路鼎盛时期起点的唐代长安城内，是否有作为起点标识性的处所？过去人们普遍认为，这一处所就是唐长安外郭城西边三个城门北面的开远门，此地是离开长安城的标志，也是中西方的绝大多数通贡使团、胡商及胡人等往来必经的一处标志性建筑。著名的“丝绸之路群雕”就屹立于该地，象征着丝绸之路上的胡人商队由此处出发或返国时的情景。然而，至21世纪初，由于唐西市遗址的再次发掘及开发，有学者又提出，唐代西市是“隋唐丝绸之路的起点和世界贸易中心”的看法，并得到国际上一些学者的赞同。［1］对于这一观点，笔者曾提出质疑，并与一些学者讨论过。在笔者2008年所撰《万国来朝岁 五服远朝王》一文最后，提出：“唐代的中外交往和丝绸之路起点和中心在长安。而大明宫则是京师长安内的政治中枢及起点；西市是中外经济贸易的中心和起点；而长安西面开远门，则是中外交往和丝绸之路行程的起点。”［2］即唐长安城的大明宫、西市和开远门，是唐代丝绸之路起点长安的三个重要标识。
一、唐代丝绸之路政治中枢和起点——大明宫
唐代长安宫城有“三大内”，即大内（西内）太极宫殿群、北内（东内）大明宫殿群和南内兴庆宫殿群。大明宫初建于唐贞观八年（634），名永安宫，后改为大明宫。龙朔二年（662），唐高宗再次大规模扩建，并移居于此。以后，大明宫就成为朝会和接见外国使臣、四夷首领的政治中心。其地据龙首原，宫殿巍峨高耸，四周有宫城墙及门，控制都城制高地段，平面呈一南宽北窄的楔形，面积约3.3～3.7平方千米。宫前有五门，中为丹凤门，丹凤门以此沿中轴线，依次为含元殿、宣政殿、紫宸殿，后两殿左邻延英殿，后接太液池；延英殿左为麟德殿，池北接北边三门中间的玄武门（见图1）。自1957年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大明宫先后进行了多次考古发掘，收获颇丰。［3］
图1 西京大明宫图（徐松《唐两京城坊考》）
从贞观八年至乾宁三年（634～896），二百多年间，大明宫成为唐朝历代皇帝处理政务、朝会大典、颁发诏谕及接见外国贡使等的重要场所；其建筑之宏伟、壮丽，布局之严谨、巧妙，在长安宫城中超过太极宫和兴庆宫。而作为唐帝国政治中枢的大明宫诸多政治功能中，皇帝接见、宴请周边地区少数民族及国外一些民族首领或使臣，是其中重要的政治活动之一，也是其作为丝绸之路政治中枢和起点的重要体现。
按照中国古代传统的政治制度和民族观，凡是周边地区少数民族及国外一些民族、国家，一律被视为臣属于当时中国的臣民，称之为“四夷”；其国主、首领或派遣来的使臣至京师，则称之为“朝贡”或“朝献”。这种政治观和制度源于先秦时期的“服事制”，也就是在王畿、诸侯国等华夏族之外，众多的周边民族或国家被称之为“要服”“荒服”，他们要向华夏天子每岁朝贡，承认天子的统治地位。［4］事实上，凡来朝贡、朝献的民族或国家，大部分的确在政治上不同程度是附属于当时中国封建王朝的，他们的朝贡有政治依附关系的性质。但是，也有一部分距中国遥远的外国遣使，他们与当时的中国封建王朝并没有政治上的臣属关系，其朝贡实质上属于一种贸易和文化交流的性质。
唐朝历太宗“贞观之治”和玄宗“开元之治”，国力昌盛，经济繁荣，吸引周边民族及亚洲、欧洲的一些国家纷纷与唐朝建立了友好关系，朝贡、朝献即是最正式、最重要的交往之一，也是唐代丝绸之路政治交往的集中体现。《册府元龟》卷九百七十至九百七十二《外臣部》朝贡三至五，详细记载了各国朝贡的情况。如至京师长安“朝贡”的外国有：在今欧洲的拂菻国（又称“大秦”），即当时欧洲强国东罗马帝国；在今西亚、中亚的波斯萨珊王朝（今伊朗等地）；兴起于阿拉伯半岛的大食国，即阿拉伯帝国，唐代称之为白衣大食（即倭马亚王朝，611～750）和黑衣大食（阿拔斯王朝，750～1258）；在今中亚地区的“昭武九姓”诸国，即康国、安国、曹国、米国、石国、何国、火寻国、史国、戊地国，他们多为商业民族，唐代“胡商”多指其国；居于中亚阿姆河南的吐火罗国、挹怛国（即嚈哒）、谢䫻国、帆延国；居于帕米尔高原的大小勃律国、识匿国、俱密国、护密国、骨咄等国。这些国家均时有遣使入唐朝贡。［5］
在今南亚地区的印度，唐代以前分裂为东、西、南、北、中五个天竺国，后中天竺并其余四国，但不久又分裂，五国先后均有遣使入唐者。印度南边的师子国（今斯里兰卡）、印度北边的罽宾国（今克什米尔），以及西边的尼婆罗国（今尼泊尔）等，也都不时遣使入唐朝贡。在今东南亚地区，唐代称为“南海”的诸国，见于记载的朝贡情况，有邻近唐安南都护府的林邑国（环王国，今越南中南部），真腊国（今柬埔寨），诃陵国（阇婆，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室利佛逝（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占碑），堕和罗国（今缅甸丹那沙林至泰国湄南河下游），盘盘国（在今泰国万伦湾），骠国（今缅甸北部），陁洹国（今马来半岛北部），丹丹国（今马来西亚吉兰丹），参半国（今老挝西北）等。［6］
此外，在唐朝东面的日本及朝鲜半岛的高丽、新罗、百济三国，与唐朝关系更为密切。其中，日本遣使和新罗遣使入唐次数最多。
以上大致是属于中外关系范畴的外国朝贡情况，还有被唐朝同样视为四夷或荒服的周边的民族或政权，属中国古代民族关系的范畴。如东北的靺鞨、契丹、奚、霫、失韦、渤海，北方的铁勒诸族、东突厥、西突厥、薛延陀、回纥、黠戛斯、沙陀等，西北方的西域高昌、龟兹、焉耆、疏勒、于阗以及吐谷浑、党项等，西南方的吐蕃、南诏等国。他们在唐代统称为西域胡人或“藩”，藩王自己或其派遣使者赴京师长安朝贡，史籍记载颇多，不一一列举。
唐朝沿以前历代传统朝贡体制，设有专门接待朝贡藩王、使臣的机构——鸿胪寺及尚书省礼部下属之“主客郎中”，并制定了有关朝贡的一系列制度，以及主要国使、藩王住鸿胪客馆后，怎样迎劳、宴请、接受表章等礼仪。［7］其中最重要、最隆重的仪式，是唐朝皇帝亲自接见和宴请朝贡使臣、藩王。这是集中体现唐帝国与朝贡诸国或民族政治关系的象征仪式。这种仪式进行的场所，即大明宫内的主殿含元殿，它与殿外的丹凤门一道为举行“外朝”的地方。每岁至元正、冬至，皇帝举行大朝会，各国使臣、藩王也齐集含元殿，朝觐天子，盛况空前。唐朝诗人张莒《元日望含元殿御扇开合》（大历十三年吏部试）诗云：“万国来朝岁，千年觐圣君。”［8］诗人崔立之《南至隔仗望含元殿香炉》诗亦云：“千官望长安，万国拜含元。”［9］大诗人王维《和贾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亦云：“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10］所谓“万国”，是形容朝贡各国数量之多，朝贡藩王及使臣规定“服其国服”，故有“万国衣冠”之说；冕旒，即皇帝所戴冠冕，此处指唐天子。正、冬含元殿大朝会，有诸藩国各献方物，“列为庭实”［11］；往往还举行宴会，伴以乐舞百戏。郑锡撰《正月一日含元殿观百兽率舞赋》云：“开彤庭执玉帛者万国，发金奏韵箫韶而九成。祥风应律，庆云夹日，华夷会同，车书混一。”［12］
图2 东市西市位置图（徐松《唐两京城坊考》）
除大明宫含元殿外，皇帝有时也在大明宫宣政殿、麟德殿、紫宸殿、延英殿等处，接见或宴请朝贡诸国使臣、藩王。如贞观二十年（646），唐太宗在大明宫芳兰殿（紫兰殿）宴请回纥等铁勒诸部首领；［13］至德元年（756），肃宗于宣政殿接见回纥叶护等；［14］贞元十年（794）三月，德宗于麟德殿接见南诏使，“赐赉甚厚”。［15］唐代尚宫宋若宪《奉和御制麟德殿宴百官》诗云：“端拱承休命，时清荷圣皇。四聪闻受谏，五服远朝王。”［16］诗人卢纶《奉和圣制麟德殿宴百僚》诗也有“蛮夷陪作位，犀象舞成行”之句。［17］
最后，还值得提及的是，大明宫内宣政殿前还设置了门下省、中书省和御史台等机构。在中书省属下设有“四方馆”，通事舍人主之，掌职是接待四方使客。［18］御史台也不时审理在长安居住的胡人及其他民族的案件。即大明宫内有些机构也有接待和管理外国和周边民族一些事务的职能。
唐代外国及周边诸民族政权至唐京师长安的朝贡、朝献，主要是一种政治关系的体现，同时也具有经济和文化交往的性质和意义。［19］
总之，大明宫作为唐代的政治中枢，由皇帝亲自接见、宴请朝贡诸国使臣、藩王的大朝会隆重仪式，表明了大明宫在有唐一代唐王朝与外国及周边民族政治关系中最高的、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这也最能体现其作为丝绸之路政治中枢和起点的地位和作用。
如今唐代大明宫遗址得到很好的保护和利用，陕西省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探索和实施大遗址保护管理的新思路，即大遗址保护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群众生活水平提高、城市基本建设、环境改善的“四个结合”，并制定了大明宫遗址保护与利用的新的理念运作模式，在大明宫遗址上建立了“大明宫遗址公园”。由于这一新的遗址保护理念和实践的贯彻实施，2014年6月在多哈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由三国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申遗成功，其中陕西省七处遗产中就有“唐大明宫遗址”，说明陕西省大遗址保护的新理念和实践得到了国际认可。
二、唐代丝绸之路经贸中心和起点——西市
大唐西安，原系隋代大兴城“利人市”，唐朝建立后，改大兴城为长安城，利人市改名为“西市”，仍占两坊之地，位于长安城宫城西南，属长安县（今长安区），与“东市”（属万年县）相对（见图2）。唐龙朔之后，西市繁华超过东市，故又有“金市”之称。［20］关于大唐西市的研究及考古发掘报告等论著甚多，下面仅从丝绸之路中西方经济贸易的角度，对西市的地位和作用做一简述。
首先，大唐西市除集中一批唐朝商人之外，主要是从西域（狭义西域，今新疆地区）、中亚昭武九姓诸国、波斯、南亚及北方突厥、回纥诸地区来的商人（唐代泛称为“胡商”）或歌舞伎人等，他们经丝绸之路辗转到京师长安后（除朝贡使团由官方接待之外），大都聚居生活并从事各种行业贸易。宋敏求《长安志》卷八《唐京城二》记：“万年县户口减于长安，公卿以下民止多在朱雀街东，第宅所占勋贵，由是商贾所凑所多归西市。”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四《西京》亦记：“长安县所领四万余户，比万年为多，浮寄流寓，不可胜记。”《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二，唐贞元三年（787）七月条曾记：“李泌知胡客留长安者，或四十余年，皆有妻子，买田宅，举质取利，安居不归，命检括胡客有田宅者，停其给。几得四千人……”有田宅者仅四千人，无田宅者多居西市，而以一般胡商、胡人数量更多，他们又被称为“西市胡”。
从文献所记可知，西市内与东市一样，市内至少有货财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积集”［21］。内有波斯邸、胡姬酒肆、衣肆、鞧辔行、秤行、窦家店、张家楼（食店）、麸行、绢行、卖饮子家（药店）、卖卜、锦行里、肉行、鱼肆、柜坊（为商人存放钱财）、凶肆、寄附（当铺）、帛肆，［22］以及宴席、举贷（放高利贷）［23］等。唐代笔记小说和诗词中，也多记有西市胡人、胡伎和胡商的故事和事迹。如西市商人窦乂常周济西市胡人米亮，因米亮回报，得为巨富的故事。［24］又如落魄无业的杜子春，遇长安老道士，道士约其到“西市波斯邸”，取三百万钱予之的故事。［25］另有唐代琵琶高手康昆仑在东、西市祈雨，与西市斗声乐，败于西市一女郎（实为僧人段善本）之下，遂拜其为师的故事。［26］贞观中，有“西市胡”入盗金城坊被获事。［27］唐代大诗人李白《少年行三首》中有“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28］；白居易《效陶潜体诗十六首》中，也有“西市鬻金珠”之句等［29］。
从西市考古发掘的资料看，发掘的十字街、圆形建筑、暗排水道、砖瓦等建筑及材料和出土的三彩胡人头、玻璃器原料、佛龛、佛像座、陶瓷器、铜秤、铜尺、开元通宝钱币、石狮、骨器、水晶等［30］，反映出当时西市商贸的繁华景象，与文献记载大致是吻合的。
仅从上述的部分历史事实可知，有唐一代，西市为京师长安，乃至于全国中西贸易的中心，聚居的胡人、胡商不远万里于此居住、生活、贸易，往返于丝绸之路上，获利无数。这正是大唐西市作为丝绸之路经贸中心和起点的集中体现。
其次，西市交通便利，邻近坊里有诸多胡寺，为西市胡商的宗教活动场所。大唐西市位于长安城西外郭三城门附近，与通往西域的道路较近。永安渠经市之东，连通漕渠、渭水，水路便利，又解决了西市的用水问题。
西市北邻的醴泉坊，据徐松撰《唐两京城坊考》卷四《西京》“醴泉坊”条记：“十字街之东，旧波斯胡寺”下注“仪凤二年波斯王毕路斯奏请于比置波斯寺”，“西门之南，祆祠”，还有妙胜尼寺、救度寺（佛寺）［31］。醴泉坊东邻布政坊，据上引《唐两京城坊考》卷四《西京》“布政坊”条记“西南隅，胡祆祠”下原注：“武德四年立，西域胡祆，神佛经所谓摩醯首罗也。祠内有萨宝府官，主祠祆神，亦以胡祝充其职。”程鸿诏《校补记》又记有“波斯胡寺”下注记：“本在礼泉坊，景龙中移此坊西南隅。”中亚胡商或波斯胡商大多信仰祆教，又名拜火教、琐罗亚斯德教。因西市留居大量胡人、胡商，他们需要进行自己的宗教生活，故邻近坊里有祆祠、胡寺，且唐朝沿北周以来惯例，于胡人聚居之地设立“萨保府”之类的机构对之进行管理。［32］
交通的便利及邻近坊里胡商的宗教活动场所，既是保证西市工商业繁荣的条件，也是体现西市为西方胡商至长安城起居与西返，往来贸易的标识之一。
再次，大唐西市内，设有西市局（隶太府寺）、市署（市令署）、平准局（《长安志》卷十“西市”条作“平准署”）［33］、常平仓、市库［34］等管理机构。
市署，据《唐六典》卷二十《太府寺两京诸市署》记：“京都诸市令，掌百族交易之事，丞为之贰。凡建标立候，陈肆辨物，以二物（秤、斗）平市，以三贾（精为上贾，次为中贾，粗为下贾）均市。凡与官交易及悬平赃物，并用中贾。其造弓矢、长刀，官为立样，仍题工人姓名，然后听鬻之。诸器物亦如之。以伪滥之物交易者没官，短狭不中量者还主……凡市以日午击鼓三百声，而众以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声，而众以散。”可见市署对市的管理还是十分严格有序的。同书卷二十“平准署”（平准局）条也记：“平准署，令二人，从七品下”，“平准令，掌供官市易之事（即官府平准物价，贵则卖之，贱则买之，则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丞为之贰。凡百司不在用之物，则以时出货。其没官物者，亦如之”。
常平仓，据《旧唐书》卷四《高宗纪上》记：永徽六年（655）八月己酉，“先是大雨，道路不通，京师米价暴贵，出仓粟粜之，京师东西二市置常平仓”。即永徽六年八月开始在西市设立“常平仓”，此仓是为了平抑京师粮价而设立的仓廪。
又1970年西安何家村出土的窖藏金银器中，有十二块墨书“东市库”字迹的银饼。有学者认为，此应为唐东市所设库房名，西市当亦有“西市库”，两库银饼可能即平准之物，或官营邸店之税钱，最后易为银，铸成银饼。［35］
唐朝对西市严格有序的管理，不仅是西市长期商贸繁荣的保证，而且也是西市作为丝绸之路经贸中心和起点的重要表征之一。
大唐西市遗址的保护与开发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大唐西市博物馆的建立，再现唐西市风貌和丝绸之路的总体规划的实施，举行各种学术及丝绸之路相关活动，等等，使大唐西市焕发出新的活力。
三、唐代丝绸之路行程的起点——开远门
开远门，原为隋大兴城外郭西面北门，名安远门，唐改为开远门。唐长安城西外郭城有三门，“北开远门，中金光门，南延平门”［36］。开远门东正对着宫城的西门安福门，向东南约两坊之地即西市。宫城内上自帝王，下至一般官吏、使臣，西市的胡商，均由此门向西走丝绸之路的主干道至河西、西域，再经胡商辗转将丝绸等商品销往中亚、南亚、欧洲等地。（见图3）
图3 开远门、西市、大明宫位置图（李健超《增订两京城坊考》）
开远门作为丝绸之路行程的最主要的标志，是立于门前的路标——“万里堠”。唐代大诗人元稹《西凉伎》诗，有“开远门前万里堠”之句。［37］堠，即中国古代作为记载里程的标志。宋代钱易撰《南部新书》己集有一则记载：“平时开远门外立堠，云西去安西（即安西都护府治所龟兹，今新疆库车）九千九百里，以示戍（一作‘戎’）人不为万里之行”。［38］此所谓的“万里堠”，应是开远门为西行起点之明证。
其次，从长安城出发西行的驿站来看，西行起点，即丝绸之路干线起点的两个驿站，正好在开远门东、西两侧：东侧驿站为西“都亭驿”（另有东都亭驿，在曲江池之北），在长安城内，程大昌《雍录》卷八记此驿“在朱雀街西，近鸿胪寺”。又《资治通鉴》卷二六○唐乾宁二年（895）胡注：“都亭驿在朱雀门外西街含光门北来第二坊。”两说大致相近。此驿多为百官西行第一个大驿站。玄奘西行求法返长安城至此驿时，朝廷“列众礼谒”。［39］
出开远门往西第一驿站为“临皋驿”，关于此驿位置学者研究甚多，如严耕望考证此驿“在京师长安城西墙北来第一门开远门外约十里，盖滨临谓水，当中渭处……以其为京师西出主干驿道之第一驿”。［40］又李健超引新出土的《大唐朝仪郎行内侍省宫闱局丞上柱国公士杜君墓志》，内记墓主于“开元七年岁次庚申，于京城西开远门外七里临皋驿前，予修砖塔一所”，考证临皋驿在开远门外（西）七里。［41］此说是。开远门内外两个西行的驿站，也证明了开远门为西行丝绸之路行程之起点。
开远门遗址在今西安大土门村，村里房屋毗连，占压遗址，至今未探索和发掘。
总之，笔者以为汉唐丝绸之路的起点只有长安城一处，而长安城内的大明宫、西市和开远门称作丝绸之路起点的三大“标识”更为妥当。
本文原载于《长安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
（周伟洲，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民族史及中外关系史研究。）
［1］ 见胡戟主编《西市宝典》（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扉页《西市记》及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2008年4月题词“绢の道の出发点”，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官员米歇尔佩赛特、郭旃等2008年11月题词：“大唐西市是丝绸之路的起点，它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大唐西市博物馆为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
［2］ 文载《中国文化遗产》2009年第4期，第56～61页。
［3］ 龚国强《1957～2009：半个世纪的大明宫考古与考古人》（《中国文化遗产》2009年第4期）以及相关的大明宫发掘报告、简报等。因非本文论述主题，故不赘述。
［4］ 关于服事制，可参见周伟洲《儒家思想与中国传统民族观》，《民族研究》1995年第6期。
［5］ 参见王钦若等编修《册府元龟》卷九百七十至九百七十二《外臣部》朝贡三至五，中华书局影印本，1989年，第11395～11426页。
［6］ 周伟洲《唐朝与南海诸国通贡关系研究》，《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3期。
［7］ 杜佑撰《通典》卷一百三十一引《开元礼纂》，中华书局，1984年。
［8］ 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二百八十一，中华书局，2003年，第3193页。
［9］ 同上书，卷三百七十四，中华书局，2003年，第3882页。
［10］ 同上书，卷一百二十八，中华书局，2003年，第1296页。
［11］ 王溥撰《唐会要》卷二十四《受朝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534页。
［12］ 董诰等编《全唐文》卷四百零五，中华书局，1983年。
［13］ 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八，贞观二十年（646）十二月庚辰，中华书局，1982年，第6242页。
［14］ 王溥撰《唐会要》卷九十八《回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071页。
［15］ 同上书，卷九十九《南诏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093页。
［16］ 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七，中华书局，2003年，第68页。
［17］ 同上书，卷二百七十六，中华书局，2003年，第3138页。
［18］ 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卷二百零六，神功元年（697）六月甲午及胡注，中华书局，1982年，第6521～6522页。
［19］ 参见周伟洲《万国来朝岁 五服远朝王》，《中国文化遗产》2009年第4期。
［20］ 见吴融《春词》（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六百八十四，中华书局，2003年）；崔颢《渭城少年行》（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一百三十，中华书局，2003年）等。
［21］ 宋敏求撰，辛德勇、郎洁点校《长安志》卷八《唐京城二》“东市”条，三秦出版社，2013年。
［22］ 李健超《增订唐两京城坊考》（修订版），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230～234页。
［23］ 李昉撰《太平广记》卷四百九十六“吴凑”条，中华书局，2003年；《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二，唐贞元三年（787）七月，中华书局，1982年，第7493页。
［24］ 李昉撰《太平广记》卷二百四十三“窦乂”条，中华书局，2003年。
［25］ 牛僧孺《玄怪录》卷一“杜子春”条，载《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26］ 李昉撰《太平御览》卷五百八十五《乐部二一》“琵琶”条，中华书局，1960年。
［27］ 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四《西京》“金城坊”条，《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1936年。
［28］ 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二十四，中华书局，2003年，第323页。
［29］ 同上书，卷四百二十九，中华书局，2003年，第4724页。
［30］ 胡戟主编《西市宝典》第二部分“西市遗址出土文物”，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81～108页；中国考古研究所有关西市历次发掘报告及简报等。
［31］ 李健超《增订唐两京城坊考》（修订版），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228、230页。
［32］ 参见罗丰《萨保：一个唐朝惟一外来官职的再考察》，《唐研究》第四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33］ 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四《西京》“西市”条，《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1936年。
［34］ 周伟洲《西安等地出土唐代银铤、银饼和银板研究》，载其《汉唐气象——长安遗珍与汉唐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119页。
［35］ 周伟洲《西安等地出土唐代银铤、银饼和银板研究》，载其《汉唐气象——长安遗珍与汉唐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119页。
［36］ 见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四《西京》“外郭城”条，《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1936年。
［37］ 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四百一十九，中华书局，2003年，第4616页。
［38］ 钱易撰，黄寿成点校《南部新书》己集，中华书局，2006年。
［39］ 释道宣撰《续高僧传》卷四《玄奘传》，载《高僧传合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40］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卷一“京都关内区”，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5年，第5～6页。
［41］ 李健超《唐长安临皋驿》，《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