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林兰女士”与童话传承

一、林兰：李小峰与赵景深

李小峰（1897—1971），江苏江阴人，1923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他与孙伏园等人组成新潮社，出版新文艺书籍。1924年7月12日，李小峰以“林兰”为笔名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徐文长的故事》（三篇）。不久他将新潮社改名北新书局，并搬到上海，继续用这个笔名出版《徐文长故事》（初集1925年）。47同年，赵景深作《徐文长故事与西洋传说》一文，对林兰不避重复采录故事大加赞赏。481926年赵景深又作《吕洞宾故事》，就林兰《吕洞宾故事》（二集）中的吕祖故事做了文献来源和类型分析。491928年，赵景深又作《中国的吉诃德先生》，以林兰《呆女婿故事》为本，探讨了中国呆女婿故事的结构形态和人物形象的深层意义。50同年，李小峰以朋友身份写信邀请赵景深来沪帮忙，并附上川资。511930年4月赵景深与李小峰妹妹成婚，6月进北新书局任总编辑。52

赵景深到北新之后，林兰丛书的策划、出版便由他负责。而在此之前，赵景深已经完成了《童话评论》（1924年）、《童话概要》（1927年）、《童话论集》（1927年）、《民间故事研究》（1928年）、《童话学ABC》（1929年）、《民间故事丛话》（1930年）等一系列奠定他故事学先驱地位的译著和论著。其中《童话概要》一书由北新书局出版，可见赵景深与北新书局早有渊源。李小峰与赵景深二人在热衷童话这一点上可谓心心相印，两人认识之前，李小峰翻译过讲述人类社会生活变迁的童话《两条腿》，1932年两人合译一套《格林童话》，李小峰译第一册，其余为赵景深译。531934年赵景深出版了他的第一部戏曲研究著作《宋元戏文本事》，开始由童话转入古戏曲研究，此后不再有童话研究论著问世，林兰丛书的出版也于1933年告终。

赵景深与李小峰不仅生活上有着密切的姻亲关系，二人对于出版童话、供给儿童更有一份理想主义的热情，林兰编“民间童话集”正是热情和理想的成果。赵景深弟子车锡伦据赵、李二人生平与他本人几十年来的耳闻目见推知林兰“应是北新书局先后参与编辑、出版这套民间传说故事集的人（包括赵先生）的集体署名”54，此外陈伯吹1930年12月至1933年12月期间与赵景深在北新书局同一编辑室，亦有可能参与此事55。由此可推知，李小峰是最初的策划者，赵景深是主编，而林兰则是他们编辑出版民间故事丛书的集体署名，包括参与此事的所有编辑。56赵景深是中国最早研究童话、并致力于民间文学收集整理的学者之一，李小峰和赵景深（尤其是赵景深）的童话理论受到周作人儿童观和童话观的影响，由他们编辑出版的林兰民间童话丛书可以说实现了学术成果向大众出版的转化。

二、林兰女士：童话与女性讲述者

上海图书馆《北新书局图书目录》57收录了北新书局1930年以前的出版物名录，其中出现了李小峰和林兰两个名字。署名李小峰的译作有讲述人类进化的科学童话《两条腿》、讲述心之发达史的《心之初现》、美国人摩耳的伦理学讲义《蛮性的遗留》、描写自然奇趣的《自然之神秘》以及爱华尔德的童话《老柳树》，署名林兰的译作则有法布尔的《昆虫的奇事》、安徒生的《旅伴》《雪女王》及《奇童》，而且林兰还是《儿童文学》丛书、《民间文艺丛书》和《民间故事》（十二集）的主编。据赵景深之子赵易林回忆，李小峰本人有多个笔名，林兰仅是其中之一，之所以如此，一是因为李小峰本人不喜表现自己，二是为了避开以出版人之便逐名之嫌。58但是，《北新书局图书目录》中附有《语丝周刊》编辑周作人、鲁迅等18人名号，其中李小峰和林兰并列其中，无法简单地解释为逃名。以上种种迹象透露的信息是：一、林兰不是李小峰，或者至少可以说两个署名分担着不同的职能，李小峰比较偏重翻译学术著作，林兰则主要负责主编和翻译儿童文学和民间文学作品；二、在某些场合，林兰也不是集体署名，而是与鲁迅、周作人等一样是某个人的笔名，有着个人的身份指代。

据车锡伦《“林兰”与赵景深》一文回忆，林兰民间故事丛书出版后广受好评，当小读者们要求与林兰女士见面时，接待他们的既不是李小峰也不是赵景深，而是李小峰的夫人蔡漱六女士。赵景深曾经向车锡伦介绍蔡漱六，说她就是林兰。蔡女士当时也在北新书局任职，也不是没有可能参与林兰丛书编辑出版诸事。既然如上所述林兰实为集体署名，却由蔡漱六女士以林兰身份面对读者，而读者并不知情，那么这意味着北新书局在读者心中塑造了林兰女士的真身。“林兰”由李小峰的笔名转变为民间故事丛书的集体署名，进而又化身为现实中的女性形象，这一过程本身是一件富有意味的事情，其背后隐藏着文化观念对事件的形塑过程。

在林兰编民间童话集之二《渔夫的情人》中，全文引录了周作人与苏雪林《关于菜瓜蛇的通信》，苏雪林在信的开头写道：“前读语丝杜鹃鸟和苦哇鸟两段记事之后，又见先生说起什么《蛇郎》内有以人化鸟之说，不禁使我忆起小时在乡间听见母亲所说的几种鸟和菜瓜蛇的故事来，便请母亲叙述一遍，照伊的语气，记录下来。”在信的结尾又写道：“当我听我那久病的母亲在雨窗灯影之下，怯怯弱弱的，用和婉的音调，叙述这些故事时，我恍惚又回到童年时代，心灵里充满了说不出的甜蜜和神秘的感想。故事的优美不优美，且不问他，但听讲时那一种愉悦，却是十余年所未曾感受的，因为她们能引起我过去的粉霞色的梦幻来！”59这段话为“林兰女士”的文化隐喻间接地做出了注释，即女性尤其是母亲，才是民间童话最理想的讲述者。

刘守华指出：“世界各国的民间童话故事，大都靠女性讲述人保存下来。”60他说，卡尔维诺在《意大利童话》中专门提到了西西里岛的民间女故事家。此外，格林童话的研究者们也发现，格林兄弟那些脍炙人口的民间童话，最初也主要以从乡村裁缝的妻子、有钱人家的小姐、男爵的女儿、牧师的女儿等女性讲述者那里听来并记录下来的故事为蓝本。为了感谢多萝西娅·菲曼这位为他们讲了故事集中一半故事的饱经风霜的老妇人，格林兄弟还特地为她定制了一幅铜版肖像画，刊登在1815年初版《格林童话》第2卷卷首。另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尽管格林兄弟希望他们的故事具有德国土生土长的农民血统，但那些讲故事的女性却大多是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不少人来自法国，会讲法语。就连格林兄弟最中意的讲述者多萝西娅·菲曼，也受过教育，具有法国血统。61在她们为格林讲述那些童话之前，她们的先辈——法国17世纪的女性知识分子——在贵族沙龙中就已经以即兴讲述和改编的方式为后人保留了大量民间口传故事。这些女性叙述者，和浪漫主义知识分子一起，通过对往昔童话的人物、情节和母题进行修改润饰，通过赋予它们时代精神而延续了民间童话。17世纪上层社会女性的讲童话活动，还产生了法语中的conteuse一词，意为女性讲故事者。62

贝洛（Charles Perrault）在17世纪末出版的《鹅妈妈故事集》封面上所印的坐在火炉边一边纺线一边讲故事的女性形象，则来自一个更古老的传统——童话的家庭传承传统。在夏夜的瓜棚中、冬日的炉火边或者月光照进来的枕畔，孩子在祖母或母亲的怀抱膝上听故事，这一诗化场景展现了一种古老的生活方式。乌丙安在《民俗学原理》一书中描述了女性在家庭中传承童话的情形，他从多例调查中发现，女性故事传承人所掌握的故事类型“更多地属于幻想性的童话故事”63。

童话由女性在家庭中传承，这一现象不仅与传统现实社会中女性的家庭分工有关，同时也受深层的文化心理的影响。

一方面，由于女性的家庭分工是生养和抚育下一代，她们被赋予了童年守护者和塑造者的形象。64人们津津乐道于文豪们的母亲如何在他们的幼年播下故事种子：歌德母亲自2岁起就开始给他讲民间故事；普希金将母亲和保姆讲的童话传说写成诗作；高尔基自述外祖母和乡下人的民间故事启迪了他的智慧；马尔克斯自述《百年孤独》就是以他小时候听到的外祖母讲故事的方式写成的；黄遵宪也有一位爱唱民歌、爱讲故事的老祖母，正是她唤起了他对民间文学的兴趣与热爱；而鲁迅则在他的文章中以怀念的口吻回忆起给他讲故事的祖母和长妈……《世界著名民间故事大观》的编者珍妮·约伦提到匈牙利军队中的说故事风俗，如果一位士兵讲不出故事来，他就得对着火炉大声叫道：“啊，妈妈，你怎么把我培养成这么一头蠢驴，它连故事也不会讲。”65可见，母亲的理想角色一直以来都与讲故事的人有关系。另一方面，妇女儿童与蛮族、乡民一样被认为处于现代文明的边缘，相较于男性特质的工具理性，她们的思维方式属于前工业时代，在文化形态上更为古老，因而也更偏爱幻想。西蒙娜·德·波伏瓦在《第二性》中说，女人“因袭了过去对于崇拜土地魔力的农业社会心理：她是相信魔术的”66。仅将法术思维追溯到农业社会是不够的，它同样存在于更为原始的狩猎族群中，但“女性是相信魔术的”这一论断却是社会包括女性所乐于承认的。因为伴随着18、19世纪女性的发现与儿童的发现，形成了这样一种观点：爱幻想的女性与讲故事的母亲不仅“对儿童有爱和理解”，而且同天真烂漫的孩童、简单纯朴的野蛮人一样，为封建的或者工业的男权社会树立了一面镜子。

民国时期为孩子收集编订民间童话，可以说是国民性启蒙的一部分。作为一个民族的文化事业，周作人也提到“凡是对儿童有爱与理解的人都可以着手去做，但在特别富于这种性质而且少有个人的野心之女子们，我觉得最为适宜。本于温柔的母性，加上学理的知识与艺术的修养，便能比男子更为胜任”67。所以，以女性形象出现的“林兰”带着“她”的“民间童话集”与小读者见面，这一现象背后不仅隐藏着童话传承的历史传统，也回应了五四知识分子对理想女性的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