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民间童话与现代性

童话，尤其是民间童话，在中国长期以来都是被过分低估的存在。由于带一“童”字，一般以为不过是给儿童的读物。对于童话中的幻想，则被斥为不切实际。某大学生在2012年所做的民间童话采集笔录中，居然干脆将童话称为“讲封建迷信”的故事。对于童话的轻视，骨子里是种重实际而轻幻想的作风。2—6岁的孩童本处于最爱幻想、最需要童话的人生阶段，但据刘绪源调查，中国原创图画书一半以上都是写实故事，相比之下，外国图画书却以童话居多，写实类勉强占30%，且即便写实也更注重描写离奇的经历。就中国儿童文学乃至成人文学而言，都表现出偏爱写实而弱于幻想的倾向，刘绪源认为原因可能是汉文化没有宗教关怀，不关注彼岸，而只关注现世和日常，是注重“生存的智慧”。1他以儿童想象的权利为由呼吁出版界鼓励童话创作。其实，供给童话不仅仅涉及儿童的权利问题，更是培养“思辨的智慧”和“创造的智慧”的问题，最终也是关系到现代“个体的自由与完备”的问题。

民间童话作为人类经验的幻想性表达，具有稳定的结构模式和意义关怀，即通过获得宝物、难题考验、死亡复活等情节隐喻人的独立成长与自由幸福。童话的核心问题始终是“幸福地生活、合理地做人”。正因为民间童话中潜藏着人类的自由意志和创造精神，无论中西，民间童话的最早收集者和记录者都纷纷将民族的自觉寄托于民族的童话中，并将民间童话所包含的人类经验带到对现代民族和现代个体的探索中来。也即是说，民间童话的概念以及学者对于民间童话的自觉关注和学术研究，一开始就与现代性诉求紧密关联。何谓现代性？户晓辉在《现代性与民间文学》一书中指出，尽管“现代性”是20世纪后期被学术界广泛关注而且争议颇多的一个概念，但从哲学源头上来说，现代性主要指在欧洲启蒙运动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简单地说，“现代性观念的核心是理性和主体性，其根本的价值是自由”2。“五四”前后，周作人、赵景深在中国启蒙运动的话语背景下探讨童话，实质上也贯穿着通过倡导个性解放而达至“人的自由与完备”的现代性诉求。问题是，五四童话观所蕴含的现代性话语（也可阐释为个性话语），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得到充分的学术辨析，这就从某种程度上造成了童话创作的低幼化和文学幻想的贫弱化。而童话创作的低幼倾向和文学幻想的贫弱，也从一个层面说明了文化启蒙的待完成状态——“个体的自由与完备”这一现代性的核心价值仍未进入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体系。因此有必要重新检阅和梳理童话观在中国童话理论中的变迁，以此辨明五四童话理论中的现代性话语，并探讨现代性话语如何被遮蔽，又如何可能被重新阐发。

据周作人称，童话一词来自日文，原义是“儿童的故事”3。1909年孙毓修创办《童话》杂志即取此意，他将神话传说、小说寓言、历史故事和科学故事，拿来对儿童讲，并冠以童话之名。《童话》杂志发行十五年间出版作品105种（前77种由孙毓修主编，后来数十种则由郑振铎主编），在同时代人的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孙毓修将童话看作是给儿童的一切读物，引起了赵景深的困惑，20世纪20年代他与周作人、张梓生就童话概念展开了讨论4，最终将童话纳入到五四民族复兴与个性解放的现代性话语中来。周作人等采用文化人类学者爱德华·泰勒、安德鲁·朗格、哈特兰德等人的学说，以民俗学立论童话，将童话定义为“原始人的文学”5，强调了作为创作思维的万物有灵论。不应仅从字面理解这一定义，在五四新文化的知识背景下，它有着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深度和广度。周作人等人以原始思维定义童话，里面有种赫尔德式的对往昔与民众的想象。赫尔德在德国启蒙运动中发出了对自由、理性、健康、有力的人的呼唤，为塑造理想的现代个体，他“发现”了一个美好的完善的往昔，并认为往昔的精神保留在民众中间，需从民众、尤其是民众的文学中寻求。6五四民间文学收集运动恰是这种思想的回响，即希冀以民间文学的收集和研究促成新人新文化。学术影响于出版的结果是在20世纪20、30年代涌现了不少优秀的民间故事集子，其中以上海北新书局林兰编民间故事集39种7最为突出。林兰编民间故事集不仅体现了较高的采编和写定水准，而且也汲取了学术界最新和最激进的观念，这一点集中体现在林兰从中选出的八本“民间童话集”8中。一是因为“她”抓住了童话万物有灵的幻想特质，并分得清童话与神话及传说的区别，集子里都是真的童话，可与《格林童话》（格林兄弟编著）、《俄罗斯童话》（阿法纳西耶夫编著）、《意大利童话》（卡尔维诺编著）等世界名著对话。二是“她”从民间发展出面向儿童的前瞻视野，将个性解放和人格养成的理论话语落到了实处。从民间的发现推进到儿童的发现，中间贯穿着有识之士为促进现代个体诞生所做的努力。虽然五四学者都曾发出从封建桎梏中解放人性的呼声，但许多人很快转向了“融入群众”的知识分子身份建构之中9，后来又因为战争的席卷，对现代个体的诉求更是被团结民众建立有组织的政府这个迫切的现实问题所淹没10。将对个性话语的理论关怀坚持到底的恐怕还是周作人和赵景深，这与他们致力于童话研究并汲取西方童话理论和儿童教育理论中的激进思想不无关系。林兰编“民间童话集”可以说是周、赵二人的理论在出版界的实践，这使它相较于其后的许多中国童话集更具人文关怀和经典质素。

致力于现代个性养成的童话观和由此而生成的林兰童话11已经少有人提到。究其原因，除了前面提到的五四知识分子对群体话语的投入和20世纪30年代后期战争所导致的视点转移之外，与当时童话理论自身的不周详也有很大关系。爱德华·泰勒和安德鲁·朗格等西方人类学家认为原始人的习俗和故事是作为遗留物而存在于现代社会的12，他们力图从中概括出与现代社会互补的文化形态，而没有看到，至少是没有强调童话和习俗也是现代性的一部分。周、赵二人的童话理论受此影响，以原始信仰和习俗解读童话，较多地关注童话的原始形态层，至于童话与新时代的关系，传统故事如何被时代精神激活、重述和重新阐释等问题则较少论述。因此，在20世纪50年代的童话理论话语中，“幻想”一词取代了原始思维，成为定义童话的关键词。钟敬文1954年给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组做了《略谈民间故事》的报告，将民间故事分为“幻想占优势的民间故事”和“没有或较少幻想的民间故事”，在幻想类故事之下用“魔术故事”之名取代“民间童话”，注明“以前有些学者，把这种故事叫作童话”，并指出以前过分拘泥于原始文化和信仰的阐释，忽视了民间故事与现实生活的关系。13陈伯吹在《儿童文学简论》一书中写道：“神话、传说和童话都是民间文学，起源于人民的口头创作，它们又都是带幻想性的故事。这是它们相同之处。相异的：神话是神的故事，在于解释和说明；它虽然有具体的姓名和地点，却完全是虚构的故事。传说主要是超人的英雄故事，在于歌颂和崇敬；它有相当的历史事实作根据，因为经过渲染夸张，涂上了浪漫主义的色彩。童话是民间的故事，它比较朴素、幽默，更有人情味，也更有文学风趣。”14在辨别童话与神话传说的概念时，他特别强调了童话的“朴素”和“人情味”，因为神话讲神的故事，传说讲超人的故事，唯有童话以普通人为主人公，故与现实的人生更为接近。20世纪80年代的童话理论沿用了50年代的“幻想”和“普通人的故事”这样的提法，弱化了童话与原始文化的关系，更进一步地增强了童话与现实的关系。刘守华《中国民间童话概说》一书明确地给童话下定义说：“童话就是这富于幻想性的故事当中的一种，是民间故事园地里的一朵奇花。”15在区别童话与神话传说时又说，神话反映的是原始思维，主人公是神，神话中的幻想是对世界的一种严肃真实的认识方式；传说反映的是历史与往事，主人公是超人的英雄，传说中的幻想是艺术手段；童话则反映现实生活和理想，讲述平凡普通人的故事，对象是青少年，童话中的幻想比神话传说更为自由，不受原始信仰和历史事件人物支配。16刘守华认为，原始思维为神话所专有，并特别声明童话对原始信仰的超越。总之，通过对童话施加“幻想”“普通人的故事”“现实生活和理想”等限定，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的童话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修补了未能直接强调现实生活的五四童话概念。

问题在于，周作人和赵景深对原始思维的认同中原本潜藏着长养想象、顺应儿童心理发展的个性话语，后来的童话理论在抛弃原始思维这一提法的同时，也一并抛弃了个性话语这一对现代性而言最有价值的论述。其结果，不仅仅是隔断了童话与人类童年、集体无意识的血缘关系，令童话丧失了丰富而恢宏的图景，更重要的是以现实之名而抹去了现代精神对个性自由与完备的强调。

新世纪童话理论表现出对五四传统和20世纪50、80年代理论进行反思、整合的倾向。20世纪50、80年代童话理论过分强调读者年龄，相应地，童话创作也呈现低龄化的走向。整体看来，童话创作自绝于民族文化与人类经验，致使在普通读者眼里，儿童文学的文学性也总要低于成人文学，童话真的成了仅仅是给儿童的读物。对儿童的理解又被局限在各种固有的意识形态框架之内，难以具备开放的心态和对个性的关照，难以真正将儿童带入审美自由的文学之境。如此所谓的童话，实际上也不能满足儿童的精神需求。随着《哈利·波特》在全球范围内风靡并受到学界赞誉，国内出现了“幻想小说”的提法，大有以“幻想小说”淘汰童话之意。吴其南认为，这种新的名称和界定并不能解决幻想力贫弱的问题。他怀念五四时期的童话观，认为周作人将童话定义为人类群体的童年创造，毕竟有种“恢宏的气象”。但即便如此，吴其南对原始思维与艺术创作的关系仍持保留态度。他在《童话的诗学》一书中写道：“它在表现具有神秘色彩的泛灵论思维方面确实如鱼得水。但用以表现现代生活，确有其受局限、不太能够适应的地方。”17又说“童话创作依靠的是艺术思维而不是神话思维”18，将艺术思维等同于作家自觉的创作方式，这从某种程度上忽略了无意识的运作，低估了原始思维在文艺创作中的价值。关于原始思维与艺术思维的关系，陈勤建在《文艺民俗学》一书中进行了通透的阐述：他将艺术思维分为类化形象思维（即原始思维）、自觉形象思维和科学的艺术形象思维三个层面，并认为原始思维以万物有灵的感受、记忆表象和想象幻觉的混同、不自觉的艺术加工，奠定了人类自觉形象思维和科学艺术思维的基础（科学艺术思维里活跃的中心仍然是原始思维）。19当民俗学者谈到原始人和原始思维，并不限定在某个时间范畴，而取其文化形态上的意义。恰如列维-斯特劳斯所说，原始的野性思维“既不被看成是野蛮的思维，也不被看成是原始人或远古人的思维，而是被看成是未驯化状态的思维，以有别于为了产生一种效益而被教化或被驯化的思维”20。五四童话概念中所提到的万物有灵的思维方式（即原始思维），也不仅为原始民族所拥有。作为人类固有的天性，作为人类“未驯化”的个性思维，它不可遏制地生长在现代人的心灵中。既然原始野性思维不可能因为思维的被驯化而消失，它被带入了现代，也就必然参与现代的生活、经验和艺术创造。因此，积淀着原始意象和原始思维的民间童话，能够适应现代，并以其亘古的形象和声音诠释现代性。

韦苇《世界童话史》（修订本）中提出了大文学圈下的童话观，触及童话对人类的意义：“童话是以口头形式和书面形式存在的荒诞性与真实性和谐统一的奇妙故事，是特别容易被儿童接受的、具有历史和人类共享性的文学样式之一。”21他的童话概念既针对民间童话，也针对作家童话，但他更为偏爱后者，将民间童话固定的叙事套路贬为“僵硬结构”。其实，民间童话稳定不变的结构中，恰含有人类共享性的基因密码。普罗普（Vladimir Propp）在研究了100篇俄罗斯民间童话的幻想情节之后，发现它的一些情节要素与原始成人仪式具有结构性的对应。他得出结论：民间童话的幻想并非空穴来风，“成年礼系列是故事的远古的基础，所有这些母题一起构成了无数千姿百态的故事”22。这些母题即是成年礼和童话中稳定的情节事件，包括通过考验获得宝物、解答貌似不可能的难题、死亡复活和结婚，等等，它们隐喻着成为真正的人的过程中所需要经历的内心戏剧和神奇体验。通过成人仪式的人被接纳为社会一员，此后才能充分地参与人类社会再生产。其中标志性的高潮事件是结婚。结婚晓示了成人和幸福，也成为民间童话里一个永恒话题。仪式消亡了，而仪式中获得的体验变成了童话。童话又不断地与新的环境和事件发生反应，致使原初的形象和情境发生变化。23此外，仪式里的一些环节尤其受关注，出现了专门讲述这些环节的童话，比如关于禁忌和违禁、得宝和寻宝等。无论如何，“成为人”这个基本的关怀是不变的。正是从这个层面上来讲，民间童话具有能够与现代性对话的潜在结构与意义关怀。

现代性是人类经验的一部分，但也需要面对不同的历史和文化处境。在思考现代性时，不可避免地要考虑自身的文化传统。关于中国的文化传统，林兰编民间童话提供了一种可供解读的资源。通过对林兰154篇民间童话的研究，本研究获得了一个与从游牧走向现代的西方童话不同的文化标本，它展现了中国农耕文明的幻想与经验如何被写入讲述“成为一个人”的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