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豪普特曼的前期作品尽管引起了激烈争论，招致了严厉的批评，但却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不仅奠定了他在戏剧界的声誉，而且使自然主义文学运动在德国取得了决定性的突破。然而，豪普特曼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在此后的十年里，无论在个人生活还是在思想上，他都遇到了严重的危机。这深深地困扰着他，使他陷入极度苦闷之中。
首先，在家庭生活中，他与妻子玛丽·蒂内曼的关系日益恶化。虽然他一再努力试图弥合两人之间的裂痕，但最终不得不在1904年与她彻底决裂。此外，德国九十年代的现实也使他深感忧虑。在俾斯麦“铁血政策”的推动下统一起来的德国，此时已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对外推行军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政策，对内实行专制统治，残酷镇压民主进步力量。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下层人民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豪普特曼对此十分不满，但又深感无能为力。一方面，作为虔诚的基督教徒，消极遁世的思想在他心中逐渐占了上风；另一方面，作为艺术家，他又感到有责任和义务去表现时代的问题，揭露社会的弊端。这种矛盾心情在他这一时期的创作中反映得极其明显。
1893年，随着《小汉娜升天记》问世，豪普特曼的戏剧创作风格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这一变化一方面有他个人的原因，另一方面也由于当时在欧洲兴起的新浪漫主义文学潮流对他的影响。对于这种变化，人们反应不一。一些人指责他“抛弃了进步立场”“陷入了消极的神秘主义”，另一些人则表示欢迎，认为他“终于认识到自然主义的有害倾向，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了”。从这一年到1906年，他连续写了好几部充满童话和幻想色彩的戏剧，如《小汉娜升天记》（1893）、《沉钟》（1896）、《可怜的海因里希》（1902）、《碧芭在跳舞》（1906）等。这些作品或取材于德国民间传说，或根据童话改编。剧评家大多认为，豪普特曼的这些作品体现了鲜明的新浪漫主义倾向。
《小汉娜升天记》的副标题是“梦幻剧”，描写生活在堕落和穷困环境中的小女孩汉娜·马特恩不堪忍受虐待和生活的折磨而投水自尽，在幻觉中仿佛升入天堂，受到天父、圣母和天使们亲切接待和爱抚而幸福地死去的故事。这部戏剧用诗体写成，首演后公众的褒贬不一。剧评家恩斯特·巴尔拉赫称它为“最纯粹、最奇妙、最真诚的德国诗歌”；著名作家福伊希特万格认为，“自德国宫廷抒情诗沉寂以来，再也没有出现过如此热爱儿童、满怀激情、阳光般温暖、钟声般清澈的诗句”。然而，此剧却同时遭到另一些知名人物的严厉批评。梅林指责这出戏是“向剥削和压迫阶级谄媚的虚伪的神秘主义”，冯塔纳和弗赖塔克也认为它是一部“令人沮丧的拙劣作品”。在他们看来，此剧十分明显地流露出作者逃避现实、沉溺于基督教遁世思想的消极倾向。
《沉钟》与《小汉娜升天记》不同，1896年底在柏林德意志剧院上演后立即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这部“德国童话剧”在一个月之内为剧院带来了六万马克的收入，后来又被译成法、英等文字在法国、英国和美国上演，同样取得了“童话般成功”，并多次被改编成歌剧。
《沉钟》叙述了这样一个故事：铸钟匠海因利希为乡村教堂铸造了一口声音洪亮的大钟，但在运往教堂的途中不幸滚下山坡，沉入深深的湖底。海因利希也因此受伤而濒临死亡。美丽的水妖劳滕德莱救了他，并重新赋予他青春和力量。恢复了勇气和信心的海因利希爱上了水妖并重新开始工作，打算铸造一个更大、更神奇的杰作，胜过世界上所有的钟。然而，此时乡村牧师却带领村民们找到海因利希，指责他被妖魔迷住了眼睛，忘记了自己的家庭和职责。海因利希执迷不悟，拒绝回到村里。海因利希的妻子玛格达因此而投水自尽，手碰到水底的沉钟。沉钟发出洪亮的响声，使海因利希突然醒悟。他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凡人，无法摆脱尘世的羁绊，完全献身于艺术。最后，他回到村里，在渴望和忧愁中郁闷而死。
《沉钟》明显地流露了豪普特曼这一时期的内心矛盾和痛苦：他渴望将全部身心投入艺术创作，获得艺术的自由，但又无法摆脱个人生活纠纷的困扰和对德国现状的忧虑；他的宗教信仰要求他逃避现实的矛盾和冲突，但艺术家的责任感又召唤他投身于争取民主、维护人的生存权利和尊严的斗争，用他的笔表现那个时代的暗淡和人民的苦难。
豪普特曼这一时期的剧作在艺术上有以下特点：首先，所有作品都取材于宗教传说、童话和民间神话，因而带有浓重的神秘和梦幻色彩。剧中充满奇特的想象和神妙的意境，人间、天国和地府的景象相互交织，变幻不定，天使、上帝、妖魔、鬼怪频繁出现。这一切组成一幅幅光怪陆离、绚丽多彩的画面，使作品具有一种独特的艺术情调。
其次，作者比较注重结构的完整和表现形式的完美。这些剧作大多以诗体写成，在艺术上达到了较高的水准。豪普特曼的前期作品，如《织工》和《海狸皮大衣》，常常由于结构的不完整和艺术上的粗糙，受到批评家的非难，但这一时期的戏剧则恰恰相反，虽然思想内容遭到尖锐的批评，在艺术形式和技巧上却获得相当高的评价。
此外，这些戏剧一反豪普特曼过去喜欢使用方言的习惯（他的早期作品使用的都是西里西亚和柏林等地的方言），均用规范的德语写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