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能和尚的偈语
“下下人有上上智。”
这句意味深长的话是谁说的？不是别人，正是在广东留下了许多遗迹，为人们所熟知的“禅宗六祖”，千多年前一个著名和尚说的。它和我们时常听到的另一句警语：“卑贱者最聪明”，有异曲同工之妙。
相传释迦牟尼二十八传而至达摩禅师。梁武帝时达摩从印度到中国来，成为中国禅宗（佛教十宗之一）的始祖。五传而至惠能，于是惠能成为“六祖”。因为达摩、惠能都在广州住过，惠能又是广东新兴人，当年得衣钵后成为禅宗南派的领导者，并且在原籍死后移灵曲江南华寺，六十年代初南华寺还有他的“真身”和“衣钵”，广东许多名胜地区，不论是梅岭也好，丹霞山也好，广州的六榕寺也好，都有“六祖堂”（从六榕寺里惠能的塑像看来，神采上显得是一个严肃深思的人）。唯其达摩、惠能和广东的关系这样密切，历史上广东的画家、陶塑艺人，都喜欢画达摩、塑达摩，人们也经常谈到惠能的故事了。
惠能以一个厨下舂米僧人而成为禅宗六祖，是很不简单的。他的得传衣钵的偈语：“菩提本无树，明镜也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是极端主观唯心主义的话。然而，尽管如此，他在某些个别事情上的见识，却有很卓越的、显出真知灼见的地方。他做和尚却不想升西天，说过“如人人皆升西天，则西天将人满为患”这样的话。诗翁郭老在咏“六榕寺”诗中就称赞过他道：“惠能杰出处，不愿升西天。”而这句“下下人有上上智”的偈语，尤其精采。禅宗是以在禅学上大胆思考、大胆说话、大胆行动著称的。一千多年前，在等级森严的社会里，一个和尚能够说出这样的警语，正是认真观察、大胆思考迸发出来的智慧的火花。
“下下人”，“卑贱者”，这些话是针对旧社会流行的观点故意说的反面语。它们都应该被加上引号才对。如果解除了引号，那么就应该说，这句话所指的就是最广大的群众，最基层的劳动者。一切智慧，从根本意义说来原都是劳动和斗争的产物。广大的劳动者直接从事劳动，不但从整体来说，是最有活知识的，就是以个别的人来说，即使在剥削阶级高压统治的时代，广大劳动者当中，也经常涌现出卓越的思想家、发明家和艺术家。广大劳动者又必然迫切要求翻身，这种要求形成了“人民观点”。每一个世代的任何学者文人，只有当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接受这种观点影响的时候，他们的劳绩才有价值可言。所有历史上一切有进步意义的文化，都有人民观点在各个程度上贯串其间。从这个意义看来，可不是“下下人有上上智”吗？
就以惠能和尚来说吧，一个舂米僧人成为“禅宗六祖”，而且在禅宗各代的“祖师”中还是个佼佼者，不也在若干程度上印证了他自己所说的这句偈语吗？
我们就是不谈太广泛的事情，单谈文学艺术，那句话也是很能揭示真理的。即使在剥削阶级当权，他们竭力在控制着文学艺术的时代，广大劳动者仍然对文学艺术的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敦煌、龙门、云岗石窟的艺术，地下历朝的文物，都是劳动人民直接创造的，固然不待说了；就是文学，杰出的作者，总是由于受到了人民观点的影响，在人民生活中汲取了源泉，向人民群众学习了语言和向民间文学摄取了营养，这才写出了优秀的作品。《三国演义》等小说，虽然各各有一个著作者的名字，然而如果没有历代说书人的底本，这些小说就大抵不能产生。那些无名的说书人的血汗，也同样凝聚在这些名著当中。
就是在古代，也有一些艺术家能够在相当程度上意识到这一点。中外都有一些画家雕塑家，创造出一件作品来之后，悄悄躲在佛寺幕帷后面，或者混迹到群众当中，听取最普通的人的批评意见（南北朝时的雕刻家戴逵就是此中著名的一个）。白居易向老媪朗诵自己的诗作，以便随时改掉不够通俗的缺点；普希金向奶妈学习语言，也是人们所熟知的故事。
十月革命之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不是由别的人，而是由一个胼手胝足的劳动者出身的高尔基来担当；在美国，最优秀的作家，像爱伦坡、惠特曼、欧·亨利、杰克·伦敦、马克·吐温等人，大抵都是出身自下层，他们起初或者是排字工人、码头苦力、水手，或者是被侮辱被损害的小职员。把这些事情归纳起来，很可以看出其中是有不少道理的。
还有一种现象更是够味，这就是群众对于作品的选择作用。这种选择往往比许多所谓批评家高明得多。当某些新作品面世的时候，就有好些人出来批评、介绍了。这些批评，有准确地反映了广大群众的意见的；有赞扬无度，说得天上有，地上无的；也有粗暴批评，抓住个别的缺点就声势汹汹，巴不得一棍子打死的。但是，经过群众的选择和时间潮水的冲刷，那些赞扬无度和粗暴凶横的批评到头来总是要给冲掉。而绝大多数读者的意见在这里却总是能起决定性的作用。封建社会的士大夫们，曾高喊不可看《西厢记》，不可看《三国演义》，然而这样叫嚷有什么用？好书还不是广泛流传下来了！也有一些作品，当年刚刚问世的时候，敲锣打鼓，闹得沸沸扬扬，但是经过群众选择，结论却不是那么一回事，历史上就不乏这样的例子。《三国演义》《红楼梦》《聊斋志异》《西厢记》等书被从题材、性质相近的无数小说、戏曲中选择出来，《天雨花》在浩如烟海的弹词唱本中被流传下来，是偶然的吗？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普通读者在选择上的决定性作用。
最大量的，普通群众（有觉悟的群众又是一般群众的核心）的意见具有最大的权威，能够集中和系统地反映这种意见的批评常常是比较中肯的批评。有些人，喜欢听赞扬无度的话，陶醉在那些话里面沾沾自喜，结果就可能永远不知道自己作品在广大读者心目中真正的分量（好些本来很聪明的人在这些场合常常变得十分愚蠢）。有些人，一遇到粗暴批评就三魂不见了二，七魄丢掉了四，大大影响勇气和信心，其实这又何必？虚心去听取最大多数普通读者的意见，也许才能够真正做到“不骄不馁”。
在对这些事情的认识上，惠能和尚的那句偈语，由于它是抓住了“伟大寓于平凡之中”这一真理的，可以说是历久不磨。抹掉历史的灰尘，我们今天仍然可以看到它璀灿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