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主要思潮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尽管妖魔化中国的倾向在西方依然存在，但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已日益正面，特别是西方的一些主流媒体逐渐意识到中国正从世界的边缘走向世界的中央，这有可能为世界发展带来某种启迪。从总体上来说，国际社会的中国形象要优于20世纪90年代。

尽管这一时期“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仍然余音不断，但更多的国际人士认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成就，“中国模式”一时成为国际社会的热门话题。2004年5月，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在伦敦作了《北京共识》的演讲，该文随后发表在英国著名的智库“伦敦外交政策中心”网站上，旋即在欧洲、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引起了强烈反响，中国的经济奇迹及其背后的“中国模式”一时成为西方世界的焦点。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模式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2009年2月，“温室论坛”在巴黎近郊举行了一场圆桌会议，会议的主题是“有没有一种中国模式”，是否存在“中国模式”。国际社会争论得十分激烈，总体来说有三种代表性的观点：一是充分肯定中国模式的存在。他们认为，中国之所以成功，就在于中国找到了一个不同于“华盛顿共识”的替代产品和研究样本。美国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世界银行前驻中国经济学家盖保德（Albert Kerdel）就指出，如果承认中国经济在过去30多年的不断扩张和现代化程度不断提高，那么就得承认中国模式的存在。二是中国模式尚在形成之中。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虽然大多承认中国取得的经济成就和社会进步，但他们又认为中国自身还有许多问题需要克服，中国经验能否成为不同于欧美模式、拉美模式的另一新的发展模式，还有待于时间的进一步检验。英国《经济学人》杂志2009年5月26日发表《当心北京模式》的文章指出，“北京模式在实践上指的是什么目前还不清楚”，中国经济的增长虽然十分出色，“但是，关注这种模式的国家里没有几个有中国那样庞大、廉价的劳动力供应，以及对外资有吸引力的国内市场。在很多国家里，只要政府插手商业不放，就会导致严重的效率低下”。所以中国模式能否成为一新的发展模式，还需要耐心等待历史的结论。三是根本就不存在中国模式。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中国模式”只是东亚模式的模仿或“华盛顿共识”的翻版而已。美国前国务卿助理谢淑丽、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等人就持这种观点，他们认为中国30年的成就可归结为“实用主义”，而不是什么新的发展模式。

世界金融危机后，有人提出了“中国拯救论”。韩国《中央日报》于2009年2月1 1日发表了张世政的《中国拯救资本主义？》一文，认可这样的说法：“1949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1979年，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救中国；1989，只有中国才能救社会主义；2009年，只有中国才能救资本主义。”在他看来，“最后一句最精彩”。其实，正是由于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才使中国有能力给世界经济发展注入活力，促进发达国家经济的复苏。同年8月10日出版的美国《时代》周刊亚洲版刊登题为《中国能拯救世界吗？》的封面文章，文章写道：“在世界十大经济体中，中国是唯一仍在增长的一个，它可能很快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对原材料的需求，使澳大利亚和巴西等国在过去半年里受益良多。亚洲多国的经济依赖出口带动，透过与中国的贸易往来，能够起死回生。全球渴望走出经济阴霾之际，都指望中国成为其探路明灯。”一些发达国家的报刊纷纷发文，将世界走出金融危机的希望寄托在中国身上。

与“中国拯救论”相关的“中国时代到来论”也逐渐为人们所接受。英国剑桥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资深研究员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说，“长久以来，像中国这样的国家，被西方视为无法实现现代化，无法与西方国家竞争”，但“中国改革取得了成功，这意味着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可以从贫穷和落后走向经济现代化和充满生机活力，也意味着世界不一定为西方所主宰。突然之间，曾处于弱势的中国，其庞大的人口数量成为一种优势。中国的时代来了”。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基恩（John Keane）认为，“历史终结论”已是穷途末路，而“中国在21世纪面临着机遇，是促进全世界人民和国家和谐的动力，可以推动全球化的发展，维护多边主义，这对于全世界来说是重要的贡献”。在他看来，“中国有机会领导世界的转变”。国际商会原秘书长让-盖·卡里埃（Jean-GuyCarrier）从世界贸易的角度分析了中国的作用。他说：“任何新协议，唯有中国参与，才能够实现为新一代全球贸易和投资规则打好基础的最终目标。这强调了中国在制定21世纪全球贸易和投资规则中所起的新的关键作用。”

与“中国拯救论”“中国时代到来论”相关的是“中国责任论”。“中国责任论”提出的标志是2005年9月21日美国前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B. Zoellick）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上发表的《中国往何处去？——从正式成员到承担责任》的演讲。佐利克提出：“我们需要促使中国成为这个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相关的参与者。”2006年4月，胡锦涛访美期间，布什在欢迎辞中也提到“利益相关者”的概念。此后“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先后被写入美国同年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国军力报告》等几份重要报告中，正式成为美国官方的对华新定位。美国提出的“中国责任论”在西方其他国家得到了呼应。2006年10月24日，欧盟委员会发表《欧盟与中国：更紧密的伙伴、扩大的责任》的文件，声称“一种更密切、更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符合欧盟与中国的利益，与之而来的是增长的责任和开放的需要，这要求双方采取一致的行动”。欧盟表示，中国必须承担起与其所拥有的对世界贸易、安全和环境的巨大影响力相匹配的全球责任。自从佐利克提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后，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相对理性的“中国责任论”开始成为西方国家对华的主流态度，并逐渐衍生出一些新的说法：一是“管理中国论”。他们认为中国崛起是大势所趋，中西关系特别是中美关系将决定21世纪国际格局的发展方向，像对付苏联那样全面围堵中国，既不现实也不可取，最佳选择是以现有国际规则来“规范”“管理”中国的发展和影响。二是“同舟共济论”。他们认为中国应该与西方合作，共同承担起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引领世界发展的责任。三是“中美共治论”。他们认为，中美两国已经走“共生时代”，美国负责消费，中国负责生产，建立一种“命运共同体”结构。“中国责任论”的提出，相对“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来说，理性和客观了许多，但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这是西方约束中国发展的策略，我们必须提出自己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来彰显中国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