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史进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尖锐对峙、对抗，导致冷战局面的形成。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新中国进行多方面的经济封锁、政治挤压和军事恫吓，使中西经济、文化交流几乎断绝。这一时期，政治因素严重干扰了学术研究，西方学者对中国的了解仅仅限于中国公开发行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广州日报》和《红旗》杂志等少数几份报刊，以及公开出版物和从其他渠道得到的官方文件。由于资料有限，这就导致很多西方学者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时常出现偏颇和误读。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幕。无论从改革开放的深度、广度和力度来说，还是就其发展速度来说，海外很多中国问题研究的专家都始料不及。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进行了客观科学的评价，这给海外学者带来了很大的震动。“但一些美国人戴着玫瑰色眼镜看待中国，他们以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必然结果是实现西方的民主，美国公众变得对中国很有好感。”尽管中国的发展与西方人的预测并不一致，但中国的改革开放确实为广大海外中国学家提供了大量新的研究课题是不争的事实。

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和中外学术交流的日益加强，一些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可以自由地出入中国，并进行实地考察和学术访问，他们在反思以往中国问题研究成果的同时，开始关注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1980年，罗斯·特里尔（Ross Terrill）、斯图尔特·施拉姆（Stuart R. Schram）、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 Meisner）、爱德华·弗里德曼（Edward Friedman）、邹谠、陈志让、奥古斯·麦克唐纳（Augus McDinal）等人组成的西方汉学家代表团来中国访问，他们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有了初步了解和认识。

改革开放后，一些驻华的外交官和西方记者也开始近距离地观察中国社会的变化，纷纷加入当代中国的研究中来。如20世纪80年代曾任日本《读卖新闻》驻京支局局长的高井洁司在结束记者工作后，受聘于日本北海道大学，成为国际社会研究中国改革开放的著名专家。日本《朝日新闻》记者船桥洋一根据在中国的采访素材写成《内部》一书，在日本的中国学研究领域引起很大震动。日本驻华大使中江要介卸任后，担任了日中关系协会会长，出版了《中国的发展方向》《日中外交的证言》等著作，受到国际学界的广泛好评。俄罗斯的季塔连科（Ми х а и лЛ е о н т ь е в и ч Т и т аре н к о）结束了在北京的外交官工作后，回国专心致力于有关当代中国的学术研究，后来担任了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成为世界知名的中国学家。印度的驻华大使梅农（Krishna Menon）卸任后也成为印度颇有影响的中国问题专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一个相当长时间里，我国存在“内部发行”制度，即有些书报只能在国内发行。一些调查数据、反映社会问题的研究报告等均被限定为“内部发行”，这给海外学者了解中国情况造成了一定困难。改革开放后，“内部发行”制度逐步退出历史舞台，我国公开发行了大量文献资料，为国外学者的中国研究提供了便利条件。从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的各种统计数据等原始材料也陆续公布，大量新创办的报刊全面地介绍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最新进展。海外学者十分重视对这些原始资料的搜集整理和运用。现在，他们的烦恼不是缺少资料，而是如何对这些浩如烟海的资料进行筛选、分析、甄别和研究。

美国、英国等欧美国家的高校在改革开放后日益重视汉语教学和选派学生来中国学习语言。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中学的汉语教学取得了重大进展。道奇基金会（Geraldine R. Dodge Foundation）发起的汉语计划向60所中学提供资助，开设或发展汉语教学，其中的多数计划到1998年依然在进行。美国大学学习汉语的学生也大大增加。1990年，美国大学中参加汉语学习的学生达到19 268名，每年都有一批人获得中国学的博士学位。这些人后来多成为职业中国学家。1979年秋，由美国国家科学院、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和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组成的对华学术交流委员会开始派送学生到中国大陆学习语言，到1983年共有3 500多名学生和学者到中国学习和从事研究。到1992年，我国接受的外国留学生达1.4万人。

新的中国研究机构和期刊在海外不断创设。1980年成立的法兰西中国研究协会发行有《中国研究》（半年刊）、《中国瞭望》（双月刊）等刊物。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成立于1982年，其宗旨为推动东南亚地区的中国研究，出版有双语学术刊物《亚洲文化》。1984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建立了亚洲及太平洋研究中心，目的就是促进有关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发展的学术研究。

海外中国学的蓬勃发展，其研究成果可以为研究者所在国对华政策决策提供直接服务，使其逐渐成为各国政府重视的对象。因此，西方国家的政府积极鼓励本国学者加强对当代中国问题的研究。1986年，英国官方发布了《帕克报告》（The Parker Report），提出英国的中国研究要满足外交和商业需求的主张。

正是由于世界各国政府对中国研究的提倡，原先属于象牙塔内研究领域的海外中国学开始向社会各界广为扩散，逐渐“成为众人密切关注的‘显学’”。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列举了国外学者在改革开放初期对中国研究的代表性著作，主要有鲍大可（A. Doak Barnett）和拉尔富（P.L. Ralph）编的《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哈里·哈丁（HarryHarding）的《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戴维·兰普顿（David Lampton）的《毛以后中国政策的实施》、伊丽莎白·丁·佩里（Elizabeth J. Perry）和克里斯汀·汪（Christian Wang）的《毛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改革》、邹谠的《从历史角度看“文化大革命”与毛以后的改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