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互联网+”背景下高校教师档案管理发展现状

信息技术是计算机应用行业发展的重要基础，计算机的应用已经逐渐普及到各行各业（刘可，2017），促进了“互联网+”背景下各行各业的信息交换，在信息交换的过程中形成了庞大而有效的数据库和信息网络。档案管理在与互联网技术深度融合的过程中，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档案管理信息化方面，国内外许多专家学者进行了广泛探讨和研究。

国外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水平领先于我国，所以在进行高校教师档案管理方面，国外的专家学者很早就对如何实现高校教师档案管理的信息化进行了多方面论述。国际上先进的档案管理方法和理念均建立在传统档案统计、整理规律的基础之上，同时为了保证档案资源的真实性和权威性，往往有国家和地方行政管理部门对档案的内容设置法律保护边界。具体到我国的档案管理，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下，采用国际通用档案管理模式，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教师档案管理，以保证新时期各级高校行政管理部门活动记录轨迹的完整性。

国内高校教师档案管理的发展水平不一，教育投资力度大的高校可以进行比较系统的档案信息化管理，但是多数地方高校的行政管理资金投入有限，高校教师档案管理如何实现效率的提高和管理方式的优化，就成为高校资源化信息管理的重要课题。

加拿大学者特里·库克（2020）提出传统的观念和档案馆及其工作者形成的观念相类似，为政府和主流的文化所服务。这种观点忽视了社会中群体和个体的信息，未能重视这些群体与政府之间的相互作用。国外专家曾提出“把档案利用情况的演变过程与民主思想的萌生、成长，与信息处理和复制技术的进步联系在一起，令人信服地论证了档案事业至今远未终止的一个发展趋势”。朱迪·彼德森（2011）提出要健全档案法规，进行必要的管理；依靠公众的监督与参与和政府的支持，档案馆对于政府落实职责、服务公众起到了很大的保障作用。Davis和Werpy（2015）认为目前的档案检索无法进行信息的交互提取，需要利用新的科学方法使从数据中提取的档案信息具备交互性，以满足用户从日益复杂和数量激增的档案中获取所需要的信息的诉求。将数据处理技术应用于互联网也可以大力提升档案信息资源的周转效率。

Rieh和Hae-young（2012）通过网络调查和研究，认为档案和档案中心需要在提高人力素质和改进系统方面加强档案馆服务能力，加强记录追踪和对服务活动的观察和分析，这样档案的证据与参考价值可以更大程度地得到发挥和提升。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是国家信息化建设的有力保障，依托计算机应用技术，对档案学的发展和改革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互联网上的档案资源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个人信息，能否有效地记录和保护这些数字遗产的关键就是要保存好这些互联网信息。“互联网+”背景下，档案学的发展和进步已经同步到各行各业的档案管理中，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离不开数学进步和程序优化。互联网档案学不仅在信息储存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信息分类和信息交互方面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互联网档案学的研究应致力于更广阔的行业范围，同时也应该增加相关复合型信息整合平台，进一步发挥互联网档案学的优势。

“互联网+”的发展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从全国信息战略发展角度分析，各级政府应首先进行“互联网+”背景下信息框架的建设，同时完善信息框架中的各类档案信息，上级政府或机构对基础信息网格进行维护和信息整理，从而建立以互联网技术为背景的大数据信息网。

闫丽侠和董汉良（2016）在《互联网+环境下档案工作服务模式探索》中探讨了在互联网技术发展的大环境下，我国档案管理工作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些区域档案管理的相关建议。这些具有现实意义的建议对“互联网+”与档案工作的结合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对我国“互联网+”环境进行了简要的分析，这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调研基础。

李媛媛（2016）在《基于“互联网+”思维的智慧档案建设策略研究》中指出，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作模式下，基于“互联网+”背景下的智能化建设和发展是解决我国新兴科技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所带来的各种问题的一种思路。智慧经济产业的深度开发是我国现阶段战略实施的一项重要尝试，作者结合智慧产业发展现状及智能化技术的发展，对实体经济中档案管理的模式和发展策略进行分析，为我国互联网技术在智慧档案的建设提供参考。

刘磊（2015）在《“互联网+”对档案思维的挑战与重塑》中指出，“互联网+档案”管理模式的优势在于将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平台搭建工作先于档案信息化管理进行，实现档案信息化通道的畅通。现有的档案信息化管理无法摆脱传统档案管理的影子，先将档案收集齐全，然后进行信息化录入，这样无法全面实现档案的信息化管理。互联网背景下，对档案无纸化信息录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些技术和措施的应用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升档案信息化管理的效果。

孙立新（2015）在《“互联网+”时代档案管理改进的几点思考》中，首先，分析了“互联网+”时代档案管理的发展现状，认为“互联网+”对我国档案学的影响十分巨大；其次，结合专业的档案学和管理学知识对现有各行业的档案管理模式进行归类分析，提出未来档案管理的改进意见和相应的技术措施，对行业内档案管理提出新的思路和思考。

李德婷（2016）在《浅析“互联网+”时代背景下的档案工作》中指出，“互联网+”时代是机遇和挑战并存的新时代，档案管理功能不仅仅体现在人力资源建设方面，更是对企业或者行业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在今天，如何实现档案管理工作和其他关联性工作的共同发展，在研究思路和管理方法上都应该建立在互联网技术发展背景的基础上，云计算与计算机硬件技术的深度结合是档案工作发展和进步的前提。该文给出了“互联网+”时代背景下档案工作发展的新思路。

孙丛宇和廉健男（2015）在《“互联网+”背景下，的档案管理现状及应对策略》中指出，“互联网+”背景下，世界经济发展的融合带来了档案发展的新机遇，在计算机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软件技术的发展带动了全新模式的档案管理。计算机硬件技术的升级也为档案管理和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文章对“互联网+”背景下档案管理在地区经济中的地位和发展情况进行了深度剖析，同时也对将未来档案管理发展与互联网的融合前景做了预测和对策分析。

王颖（2016）在《试析“互联网+”时代的档案管理方式》中指出，网络的发展和兴起已经不仅仅是将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效率提高了，而是将档案管理和各行各业的发展情况相结合，在努力探索高效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同时，优化档案管理方式，提高企业和档案管理部门的工作效率也成为主导专业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文章提出要使档案的利用效率提高，则要运用现代化管理模式，档案管理非常重要，应将“互联网+”和档案管理相结合，创建新的档案管理方式。

崔洁（2016）在《“互联网+”时代的档案管理方式分析》中指出，档案的复杂性强化了“互联网+”时代对档案管理的要求，同时高效率地实现档案管理也是我国现行信息化管理的新目标。研究好“互联网+”时代背景，就能够更好地适应“互联网+”时代的档案管理工作，推进档案管理工作的快速发展。

姚艳（2016）在《基于“互联网+”时代背景下的档案管理分析》中指出，“互联网+”背景下各个企业的档案管理发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已经暴露得十分彻底。文章通过对“互联网+”技术发展背景下，对档案管理的问题和应对措施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得出“互联网+”时代背景下档案管理的发展新思路。

田忠强和陈江鸿（2016）在《“互联网+”背景下的档案OTO服务模式研究》中指出，任何档案管理部门都必须将档案信息的点对点服务方式作为档案管理改革的重点，同时结合互联网和计算机应用技术的深度发展，构建适合档案管理和发展的OTO（online to offline，线上到线下）模式，在节约档案管理成本的基础上，有效地进行档案管理信息化模式的探索；对档案管理过程中涉及的OTO服务模式提出相应的发展建议，以便为今后档案管理和发展提供参考。

郭慧波（2015）在《浅谈高校教师心理健康档案的建立》中，首先对高校教师心理健康档案的重要性进行了论述，同时强调了心理健康对高校教师工作顺利开展的重要性。作者利用医学类心理健康档案建设的方法和建设技巧，在论述心理健康档案建设的必要性的同时，提出高校教师心理健康档案在“互联网+”背景下建立的具体方法。文章中提出的高校教师健康档案的建立措施，对地方高校教师健康档案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

龙春芳（2019）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高校教学档案信息化管理策略》中，首先对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与高校教学档案管理的关系进行了深入论述；其次对高校教师教学档案信息化发展现状进行论述，针对教师教学档案管理的漏洞和问题进行分析；最后提出了关于高校教师教学档案管理的措施，有利于地方高校在档案管理过程中有效利用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切实提高教学档案管理的效率，同时保证现代化校园资源的同步发展和信息共享。

庄华萍（2019）在《大数据背景下科研档案管理变革探讨》中，将大数据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对高校教师科研档案工作发展的影响进行了综合性论述，提出了在大数据背景下，在高校教师科研档案整理过程中应建立全面而完善的大数据库，对科研档案中所涉及的大数据管理主要内容和传统档案管理进行融合性探讨，同时探索两者结合的有效途径（于东梅，2020），并提出多角度建立科研档案的意义和优势，同时改革传统高校教师科研档案整理的方法。文章还提出在科研档案改革的过程中，档案信息化管理的保密性和安全性也是数据处理的一个重要的关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