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资源诅咒”与区域发展

古往今来，并非所有经济体都能有效利用自然资源实现可持续发展。大量的城市、大都市圈以及产业集聚区会出现在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区域，然而，随着这些资源逐渐枯竭，繁荣的经济现象可能会逐渐衰退，有的甚至消失殆尽。例如，日本的煤矿之都夕张（ Yubari ）主要依托大型煤炭企业“北炭”发展起来，吸引了大量的人口迁入，而随着20世纪80年代矿井的逐渐关闭，夕张赖以生存的煤矿经济逐渐崩塌。1965—1990年，夕张几乎关闭了所有的煤矿，人口惊人地减少了九成，2019年更是减少至可怜的8000多人。2007年夕张宣布破产，成为日本首个宣布破产的地区，背负债款632亿日元。 Barbier（2005 ）也研究过相似的经济问题，他认为，很多自然资源丰富的城市或地区，最终不一定能够凭借这一优势实现经济的持续繁荣。

在我国，也存在类似问题。例如，我国的大庆、阜新、邯郸、马鞍山等资源型城市，伴随着自然资源的大量开发而兴起与繁荣，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国民经济的现代化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随着自然资源的枯竭，生态环境压力的加大，国内外经济发展环境的改变，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资源型城市在不同程度上相继出现了经济增长效率低下的病态问题，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产业结构升级困难重重。

因此，丰裕的自然资源并不会必然带来快速的经济增长，许多自然资源丰富的区域的经济增长绩效明显不如自然资源稀缺的区域，丰富的自然资源阻碍了经济增长。Sachs和Warner（1999）、Gylfason（2001）等把这一令人困惑的现象称为“资源诅咒”。Gylfason（2001）认为，人均受教育水平是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一种较好的标准，并通过研究发现人均受教育水平与自然资本在国民财富中所占的比重呈负相关关系。Papyrakis和Gerlagh（2007）研究了美国各州经济增长绩效与其自然资源禀赋之间的关系，发现自然资源禀赋越丰裕的州，经济增长绩效越差。James和Aadland（2011）利用美国的更小地理范围内的数据——县域统计数据，同样验证了“资源诅咒”现象的存在。

Frankel（2010）与 van der Ploeg（2011）认为导致“资源诅咒”现象发生的渠道主要有两种，即市场机制渠道（荷兰病）与政治渠道。由于初级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价格波动大，并且市场价格有递减的趋势，资源密集型部门很难成为一个国家有前途的部门，资源密集型部门的发展也会产生挤出效应，导致技术密集型的现代工业部门在该国很难发展，这就是通过市场机制而产生的“资源诅咒”现象。资源密集型部门的发展，意味着劳动力也会向该部门集中，劳动者在该部门就业会获得较高的收入，这导致劳动者个人缺乏进一步接受教育的原动力，阻碍了劳动者素质的进一步提高。同时，丰富的自然资源禀赋也会导致企业家创新意识薄弱和企业创新投入的减少，使得无论是劳动者，还是企业家都坐享自然资源禀赋的“意外之财”，从而降低了人们的工作努力程度，使新型现代产业在该区域难以发展起来，经济缺乏长期增长的动力而陷入了“资源诅咒”的困境。Matsuyama（1992）、Gaitan和Roe（2012）研究指出，资源的丰裕将阻碍一个国家资本投资的增长，出口自然资源产品获得的外贸收入的不断增加阻碍了该国的工业化进程，资源驱动的发展方式会导致该国经济陷入低水平、无效率的均衡状态中而不可自拔。所谓政治渠道是指，丰富的自然资源对于该国的政治家或政治利益集团来讲，是一笔可以轻易获得的财富，由此出现低效的制度安排，甚至出现为争夺自然资源财富的控制权而战乱不断的情况，同时，自然资源不仅能够主导经济发展命脉，也能够主导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由此，外部政治势力的介入，更加剧了这些国家的内部冲突，经济发展也就无从谈起。Collier和Hoffler（2004）认为自然资源禀赋对非洲国家国内冲突的影响是显著和非线性的，没有自然资源禀赋的国家爆发冲突的概率为0.5%，而自然资源产品占GDP比重超过26%的国家，爆发冲突的概率会上升到23%以上。Fearon（2005）的研究也证明自然资源收益的增加会导致政权弱小国家内部更加频繁地发生武装冲突。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学者都认为丰裕的自然资源是经济衰败的重要决定因素，“资源诅咒”效应存在的结论是令人怀疑的。James（2015）认为如果正确地衡量资源丰裕度，可能“资源诅咒”效应并没有多少存在的可能。Maria Dolores和Fidel（2015）认为自然资源禀赋丰富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速度较慢可能只是一种暂时现象，因为丰裕的自然资源可能对长期的收入增长产生正向的影响。Brunnschweiler和Bulte（2008）从统计分析角度揭示“资源诅咒”是一个转移注意力的话题。Mideksa（2013）认为关于“资源诅咒”的实证检验，大都基于地理单元（国家）横截面的回归分析，然而，尤其是在国家之间，不同地理单元的差别是巨大的，这种回归分析方法虽然也能得到一些有用的结论，但是，却不能确保结论是内生有效的。Pedroni（2007）认为不同国家的生产函数差别是巨大的，因此考虑不同国家间的人均收入的差异有必要考虑到生产函数的国别差异。另外，不可观察因素也会导致区域发展之间相互依赖。而目前大多数的计量模型并没有考虑到区域差异与区域相互依赖的问题，故而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有偏差的，甚至是误导性的也就不足为奇了。由此，目前的大多数计量模型得出的结论可能会高估“资源诅咒”的影响。另外，许多研究对资源禀赋丰裕度的衡量有缺陷，例如，Sachs 和Warner（1995）使用初级产品的出口占GDP的比重来衡量自然资源的丰裕度，Brunnschweiler和Bulte（2008）指出，此类衡量方法，与其说是衡量资源丰裕度，倒不是说是衡量资源的依赖度，资源的丰裕度应该用资源的存量来衡量。一个国家其他行业出口产品的减少，工业化程度的降低，物理或人力资本的减少，都意味着该国资源丰裕度的上升，这显然是不正确的，因此，一个国家资源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与其说是资源丰裕的结果，倒不如说是经济效率差的结果。Stijns（2005）认为依赖于资源丰裕度的衡量方法得出的到底是“资源福音”还是“资源诅咒”效应有待进一步商榷。

Hausman和Rigobon（2002）认为，在政策讨论和经验分析中，丰裕的自然资源禀赋引起的贫困是一个持续已久的话题，经验分析得到的结论虽然具有合理性，但是理解其中的机理却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困难任务。当前，我们不能仅仅考虑将不同异质资源加总得到的总的自然资源禀赋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还有必要研究不同种类的自然资源对经济发展的冲击机理，以期从微观上解释自然资源禀赋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这是对现有研究的一种很好的补充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