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主要创新性工作与研究展望
1.4.1 主要创新性工作
一般城镇化的评价研究，主要由相关领域学科学者和社会经济统计学者承担。基于学科不同背景，相关研究通常出现领域偏向和方法偏向。前者往往忽略统计方法的应用约束，后者往往表现出数据导向，因没有形成评价的理论基础，研究信息缺失问题指向，本书力图在两者结合方面有所贡献。主要创新性工作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中央城镇化体制机制深化改革决策，新型城镇化顶层设计规划以及对一系列党中央相关精神的长期学习研读，梳理提出区域新型城镇化统计评价的理论基础，力图为评价提供理论支撑。其中创新性工作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以常住人口比率表示的城镇化率已接近60%，进入发展的后半程，拉动经济的城镇化转向健康、高质量发展的新时期。提出新型城镇化是新时代的城镇化。虽然改革仍然是其驱动力，但与此前摸着石头过河改革不同，新时代的深化改革是基于中央全面系统顶层设计开展的。当前城镇化评价研究应把握这一时代变化，提供全面系统反映中央顶层设计推进落实的信息，实现从分散到系统综合评价研究的转变。
其二，提出中央调整城镇化全局定位决策的理论创新解读。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建立了城镇化的全局定位逻辑，将城镇化与其他社会经济领域进行了适度分离。其为长期以来经济主导，城镇化与经济同体发展的问题提供了解决方向。二是提出按城镇化与其他社会经济领域适度分离的逻辑，区分城镇化本体推进效果及其全局溢出效应。其中，城镇化的全局溢出效应体现在解决城乡一体化、“三农”问题的同时，对经济、环境产生溢出影响。三是基于人本理念的城镇化，建立了包括城市在内的城镇化体系。其本体效应全面反映该体系的推进成果。实际上以上内容为新型城镇化评价研究中关于需要评价什么的基本方向及其结构构成构筑了相应的理论基础。
第二，城镇化是高度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相关评价是以推进城镇化为目标的。能取得指向明确、清晰的评价信息，得益于相关理论的支撑。基于理论研究构建统计评价指标体系是一项创新性工作。
其一，基于城镇化全局定位逻辑形成的评价基本方向及其结构构成，提出由人本城镇化及其城镇化全局定位溢出的经济效应、农业效应、城乡一体化效应和绿色发展效应5个维度要素构成的指标体系概念框架。进而分别基于与《决定》、《规划》、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乡村振兴战略等一系列城镇化顶层设计的理论政策的对应，完成支撑5个维度要素的子要素、子要素支撑以及评价指标的设定工作，从而构建出对应顶层设计的评价指标体系，为通过评价信息监测新型城镇化的推进提供了有效工具。其实，这是为新时代城镇化理论建立了数量化解读版本。
其二，明确提出研究评价需要获取的可用于什么评价分析的6个方面信息。其中包括：①监测各区域新型城镇化推进的系统综合水平。②分析影响因素各层次的推进水平，及其对综合水平的作用贡献。③考核各区域落实《规划》要求的达标情况。④发现各区域城镇化推进的优势和短板问题。⑤研究决定城镇化推进的各层次因素的协调关系。⑥比较分析不同时期的变化。这是相关研究的不足之处。
其三，提出指标体系构建的数据可得性，以及保证测度信息的有效性和稳健性操作原则，并严格执行。保证指标体系信息合理性、可用性。
第三，基于理论基础和指标系统的构建，进行我国区域新型城镇化统计评价的经验研究。其是对相应理论方法研究结果适用性、有效性的检验，也是一种应用创新工作。得到一些有意义的结论，主要包括：新时代我国从省域层面落实推进《决定》和《规划》的总体评价，评价要素的数据关系检验，城镇化与溢出效应的要素组合分析，城镇化健康、高质量推进的要素贡献，以及5个要素的相关评价，等等。因篇幅所限，这里不再赘述，具体参见相关各章的讨论。
1.4.2 研究不足与展望
1.4.2.1 关于评价指标的设定
基于新时代城镇化理论，我们构建了4个层次的评价体系，最底端的是统计指标。指标作为理论要求的映射，承担测度功能。其设定既要保证测度信息的有效性，又要满足数据可得性和稳健性。我们在操作中遵从代表性简化原则，注意指标的相互独立，避免信息交叉、重复等。但具体落实非常困难，难免存在一些疏漏和不足。包括大量基础性数据处理、代表性指标选择、前瞻性评价指标处理等方面的操作。
1.4.2.2 关于城市群的评价
发展城市群是中央推进高质量城镇化的一个重要举措，城镇化评价应当包括相应研究。但鉴于目前国内城市群仍然处于国家规划或者规划落实阶段，相应管理体制尚在研究构建。其中，城市群的相应统计制度与现行国家统计体制还没有完成衔接，各领域尚没有比较系统的统计数据，很难满足评价指标体系对统计数据的基本要求。因此，在研究中难以将城市群纳入评价，这是本书的一个重要缺憾。相信随着相应城市群统计体系的建设，相应评价研究可以进一步开展起来。
(1)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联合课题组．中国：推进高效、包容、可持续的城镇化［J］．管理世界，2014（4）：5-41．
(2)蔡昉，郭震威，王美艳．中国新型城镇化如何成为经济增长源泉：一个供给侧视角［J］．比较，2016（7）．
(3)2013年7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省鄂州市长港镇峒山村考察农村工作与村民座谈时讲话。
(4)厉以宁，艾丰，石军．中国新型城镇化概论［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14：15．
(5)参阅1987年1月开始实施的新中国第一部《土地管理法》。
(6)早期中国城市和城市化的研究资料参阅顾朝林，于涛方，李王鸣，等．中国城市化格局、过程、机理［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3-94．
(7)魏津生．世界的都市化与人口［J］．国外经济动态，1979（1）；吴友仁．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城市化问题［J］．人口与经济，1980（1）：19-26；郭振淮．世界城市化发展的趋势及我国城市发展中的若干问题［J］．人口与经济，1980（2）：1-12；顾文选．什么是城市化［N］．人民日报，1984-03-04．自此，几本专门研究城市的刊物相继发表了介绍“城市化”的译文和论文。
(8)对于城镇化这一概念的提出也有不同的争论。一般认为，1867年西班牙建筑工程师塞尔达（Cerda）在其发表的《城镇化基本理论》一书中，提出了描述乡村向城市演变过程的城镇化概念，其偏向城市规划建设方面的刻画。但是，有人认为，马克思于1858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涉及城乡分离和城市发展时，使用了“城镇化”概念。陈光庭（1987/1998）则认为这是中文误译。据陈光庭考证，塞尔达的城镇化概念是基于拉丁语Urbs（城市）的，1900年左右传入法国，其后出现英文“Urbanization”的对应。马克思1858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采用的“verstadischung”则是一个自创德文，非现代德语的urbanisierung。苏联专家将其译为“城市关系”，认为这才符合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逻辑原意。
(9)王放．中国城市化与可持续发展［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15．
(10)潘孝军认同张培刚先生对工业化的认识，即工业化不仅包括工业本身的机械化和现代化，而且也包括农业的机械化和现代化。潘孝军．“URBANIZATION”之确切含义及中文译词选择［J］．城市观察，2011（6）：173-180．
(11)刘传江，王志初．重新解读城市化［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4）：65-71．
(12)简新华，曾卫．中国城市化道路之争的辨正——评贺雪峰、文贯中、张曙光的相关论著［J］．学术月刊，2016，48（11）：57-69．
(13)通过知识图谱软件，以国内CSSCI检索期刊论文数据库中2014—2015年、2016—2018年两个阶段的期刊样本范围，对以“城镇化”“新型城镇化”为关键字的2281篇代表性论文进行了热点关联分析。主题分布在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就地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生态环境与生态文明、绿色城镇化、城镇化质量与效率、城乡差距、市民化、城乡一体化、产城融合、空间格局优化等方面。
(14)智能城镇化协同创新中心慎金花研究团队（2016）利用文献计量分析方法对城镇化国际研究态势进行分析，发现1994—2013年有关国外城镇化研究的论文17510篇被SCIE、SSCI、A＆HCI数据库收录，涉及环境、社会、地理等多个学科交叉；2004年至今共有1796个国际基金项目获批。
(15)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世界城市状况报告2010/2011［M］．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计划财务与外事司，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4：8-9．
(16)UN-Habitat. World Cities Report 2016: Urbanization and Development-Emerging Futures [M]. Nairobi: United Nations Human Settlements Programme, 2016: 16-22.
(17)一条路径是从居住地开始沿着人口因素自然增长形成村，经过人口自然增长和乡村—城镇迁移的两条路线形成镇，再由人口自然增长和城—城迁移形成城市。另一条路径是由居住地经行政化方式展开三个发展路线，一方面建立新城市，另一方面对已有的村、镇合并重组形成市区进而形成城市群，连同已有城市聚集形成的城市群，进一步发展为大都市区。参阅联合国世界城市化报告2011—2017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