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研究的现实背景及其意义

1.1.1　我国城镇化的进步及其意义

改革开放40多年，我国从贫穷落后变为富裕小康，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大国，其中城镇化的长足进步功不可没。从一般代表城镇化水平的城镇常住人口占全国人口比重考察，根据国家统计局历年数据，改革初始的1978年，我国城镇常住人口1.73亿人，占全国人口比重17.92%。2017年城镇常住人口增加到8.13亿人，占全国人口比重达到58.52%，40多年城镇常住人口年均净增1600万人，平均每年递增3%。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中国城镇化，用40多年走过了发达国家200年的历程。由于仅凭人口数据还难以充分反映中国城镇化蕴含的经济社会鲜活的巨变现实及其意义，下面基于我们的研究给出进一步简要分析。

城镇化释放了大量基础设施建设需求，产生了巨大的增长拉动效应。其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作用，还突出表现在劳动力供给方面，极大地补充了非农产业所需劳动力，2017年农民工总量为28652万人，占全国就业人员的36.9%，对GDP增长贡献率接近20%(1)。农民工供给充分，可达到资本扩张规模报酬非递减效果，提高了非农产业的劳动参与率，其每提升1个百分点，就可能提高0.88个百分点的GDP潜在增长率（蔡昉、郭震威、王美艳，2016）(2)。显然，大量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有力地支撑了经济增长。

城镇化推动城市数量激增和规模扩张。2017年末我国设立城市比1978年增加了2.4倍，达到661个。其中156个城区人口100万人以上，5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从1978年的1个增加到16个。2008—2012年城建投资占到GDP的3.5%。亚洲开发银行（2012）估计中国城市规模扩大一倍，对应生产率提高10%。激增的城市加快了人口流动和要素聚集，人本问题和质量问题开始得到关注。各级政府在农业转移人口融入城市的能力方面，做了大量提升工作。201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以来，城镇棚户区改造累计开工2645万套，通过城中村改造推动1200多万农民就地转换为市民，2017年随迁子女就学的比例达到83.5%，完成农民工培训2300万人次。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用水普及率从1978年的81%上升到2017年的98.3%，全国城市每万人拥有公交车辆从1978年的3.3标台增加到2017年的14.7标台。

优化城市布局、提高要素聚集效应的城市群发展迅速。根据2018年中央提出的全面实施城市群规划，确立“19+2”的城市群总体布局，19个国家级城市群共聚焦了全国城市数量的38.7%，集中了51.4%的城镇人口和78.8%的GDP总量（方创琳，2011；魏后凯，2014），显示了要素高度聚集能力和经济辐射效应。同时，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为城镇化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2017年末，中国公路里程达到477.35万公里，比1978年增长了5倍，其中高速公路里程达到13.64万公里，已覆盖约97%城镇人口在20万人以上的城市。

劳动就业、户籍、教育、公共财政等方面的制度改革以及社会福利体系的日趋完善，促进了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城镇化在缩小城乡二元差距、加快城乡融合一体化进程中持续发力。城镇化对减少贫困的成绩明显，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77039万人降至2017年的3046万人，贫困发生率从1978年的97.5%降至2017年的3.1%。城镇化不仅带动城乡居民收入增长，还改善了就业，2017年城镇就业人员43419万人，比1978年的9514万人增长了4.5倍。城镇化促进城乡要素配置效率提升，全员劳动生产率由1978年的0.49万元／人提升到2017年的10.12万元／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镇化要发展，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也要发展。即使城镇化程度达到70%，也还有四五亿人在农村，农村绝不能成为荒芜、留守的农村，记忆中的故园”（习近平，2013）(3)。城镇化已开始表现出促进农村农业向现代化转型的特征。基于我国31个省份农业投入和产出的面板数据，我们测算出1978—2016年年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3.4%，显示出城镇化对农村农业现代化转型和改革的重要支撑作用。农业新技术加快扩散的步伐，2017年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57.5%，农业机械总动力2017年比1978年增长了8倍，机械化率达到66%。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不断向农村延伸，促进城乡市场流通交换，改善了农村人居环境。2017年，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76%，农村厕所普及率达到81.8%，比2000年的44.8%几乎翻番，加快了让农民在乡村就能够过上与城市相同甚至更好生活的步伐。这是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

1.1.2　城镇化是改革开放驱动的重要成果

我国城镇化的进步是改革开放实践驱动下取得的，经历了漫长曲折的过程。改革开放前，受苏联的城镇化体现资本主义发展规律观念影响（陈光庭，1998）及其旧体制的长期制约，国家在推进工业化、农业现代化战略，以及为解决“三农”问题而设立的合作化和公社化等制度安排中均没有与城镇化关联（厉以宁、艾丰、石军，2014）(4)。城镇化发展基本停滞。其中，1962年城镇常住人口比率为17.33%，而1978年也仅为17.92%，16年间仅增长了0.59个百分点。1983年小岗村的土地承包驱动农村开始改革。农业生产率提高，农产品供给充裕，农村劳动力大量富余，出现大量乡镇企业。1984年城镇户籍不再与粮油挂钩，消除农民流向城市的主要障碍，农民开始进城。当时苏南地区基于城乡接合部在乡镇企业带动下小城镇得到空前发展现象，曾经提出城乡一体化发展概念（周玉，1985；张雨林，1985）。但其经验没有受到重视和得到推广。相反，出现以防止与国企“争原料、争市场”以及“离土不离乡”的名义，限制乡镇企业发展和限制农村人员向城市流动的政策，错失了适时推进城镇化的良机。20世纪90年代，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全球化推动下，基于大规模外资、技术引进和国外市场，结合农村的大量富余劳动力，以及土地使用权可以有偿转让的重要改革(5)，工业实现高速增长。与此同时，进城农民由“流民”被转称为“农民工”，不久又被赋予劳动力红利的解读，再后来引申出农民工市民化问题。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我国农业市场化转型的“农业产业化”政策。许多地区提出工业化、农业产业化、城镇化“三化一体”发展战略。1998年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以扩大内需的长期根本性措施，聚焦提升农民购买力，首次正式推出城镇化概念。2002年，党的十六大进一步提出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2007年，党的十七大再次明确提出推进城镇化，实现城乡一体化，至此“城镇化”终于被明确为国家的一项重要发展战略（厉以宁、艾丰、石军、2014）。经过上述梳理，可以得到我国城镇化与“三农”问题紧密关联，由改革开放驱动的基本认知。

1.1.3　新型城镇化创新及其重要意义

为应对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我国面临经济结构的重大调整。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提出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重要论断。以“新型”界定城镇化。继而，为矫正人们长期存在，并在全球金融危机重压之下强化的，以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界定城镇化的认知偏误，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从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全面小康实现的全局对城镇化进行了思想理论的系统化论证，对城镇化的全局定位做出重大扩展调整。《决定》将城镇化的全局定位在“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中，定位于服务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三农”问题解决的大战略，从而澄清城镇化定位认知偏误，为新型城镇化的新型概念注入了认知的重要理论依据。2014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布《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规划》是基于《决定》的理论而提出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顶层设计。它基于全面提高城镇化质量，就城镇化发展路径、主要目标和战略任务，统筹相关领域制度改革和政策创新，指导新型城镇化健康发展的顶层系统设计，为深化城镇化体制机制改革与新型城镇化持续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和路径。

1.1.4　城镇化的新形势及研究的意义

经历4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以常住人口比率表示的城镇化率已接近60%，城镇化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进入发展的后半程。新时代的城镇化在国家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定位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快速发展拉动经济的城镇化已经进入健康、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新时期。新时代的城镇化要求是：基于《决定》中深化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决策和《规划》，紧扣如何进一步推进人的城镇化，发挥城镇化在经济领域、农业现代化、城乡一体化中的重要作用，解决城镇化怎样与环境和谐发展等一系列现实问题，深入研究其全局定位、支撑因素及其发展动力机制的变化。在创新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发现问题，保证新型城镇化可以承担起解决我国新时代主要矛盾的历史任务。这是新型城镇化的实践与研究的基本面，也是研究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出发点。应当看到，新型城镇化的推进更为复杂，需要充分了解其推进状态，监测其体制机制改革推进效应，评价其理论政策与实践的创新成果。本书力图基于新型城镇化的系统统计测度与评价视角开展细致深入研究。一方面，其统计测度可为相关研究提供系统数据信息支撑；另一方面，其评价分析也有助于发现优势经验和短板差距，具有促进新时代城镇化健康有序发展的现实意义。

鉴于我国的大国国情，各地区自然资源、经济发展水平千差万别，落实中央城镇化顶层设计，全国不可能齐步走、一刀切，必须结合本地区具体实际落实与创新。因此，我们的研究对象定位在区域。通过构建适于系统测度和合理评价各区域新型城镇化的理论方法，开展区域间比较研究。通过各区域城镇化推进比较评价，监测其落实中央顶层设计的情况，进一步明确优势和差距，以利于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促进城镇化的区域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