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研究的意义

经济制裁是国际政治中常见的斗争方式，无论是国家之间，还是国家集团之间都十分常见。为塑造强大而有效的国际行为体角色，进入21世纪以来，欧盟在处理对外关系时也越来越频繁地针对一个国家发起经济制裁，例如当普京宣布克里米亚并入俄联邦后，欧盟便向俄罗斯挥起了制裁的大棒。欧盟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政策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对俄罗斯公民的签证限制；二是对俄罗斯部分企业的经济限制；三是对克里米亚的多方面限制。从结果来看，制裁措施似乎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也没有对被制裁方俄罗斯造成除了经济收益以外更为严重的打击。也就是说，在面对一般性制裁措施下，大国具有较强的抗制裁能力。

然而，当被制裁方是一个经济小国，对制裁发起方的依赖程度又十分明显，那么强度较大、持续时间较长的经济制裁行动，对目标国而言可能难以承受。例如，伊拉克、古巴等国都经历过经济制裁带来的巨大灾难。以古巴为例，作为美国的后花园，古巴曾一直为美国所控制。古巴银行存款的25%、制糖业的40%、公用铁路的50%、公用事业的80%、采矿业的90%、石油工业的100%都被美国资本所掌握。20世纪前几十年，美国对古巴控制的程度用时任美国驻古巴大使厄尔·史密斯的话来讲：“美国大使堪称古巴第二号最重要的人物，有时甚至比总统还重要。直到1959年1月1日，在菲德尔·卡斯特罗的领导下，古巴人民推翻巴蒂斯塔独裁统治，宣告了革命的胜利，从此古巴成为加勒比海上的一颗“社会主义明灯”。对古巴失去控制意味着美国在拉美的统治基础被动摇，于是美国政府于1961年1月5日宣布同古巴断绝外交关系。与此同时，美国开始对古巴进行强有力的经济制裁行动，把一个完全依靠生产和销售糖类来维持国计民生的国家严密地封锁起来，使它的食糖无法出口。美国希望通过制裁措施来掐断古巴的经济命脉，进而扼杀这个“年轻”的古巴共和国。

随着两国关系的不断恶化，美国在1963年宣布禁止其公民到古巴旅行或进行贸易来往，并冻结了古巴民众在美的所有资产。1964年5月，美国政府下令禁止向古巴销售药品和食品，同年7月更修改了援外法案，对任何与古巴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停止援助，并要求英、法、西班牙和日本加入对古巴的经济封锁中来。此外，美国还胁迫第九次美洲国家外长协商会议对古巴实行“集体制裁”，要求中断与古巴的外交关系和一切贸易往来。

随后的半个世纪里，美国政府先后推出了“托里切利法”和“赫尔姆斯—伯顿法”，强化对古巴的经济制裁。其中“赫尔姆斯—伯顿法”尤为著名。1996年通过的“赫尔姆斯—伯顿法”主要就是针对那些与古巴做生意的个人、公司，甚至是国家，(11)不准许同古巴进行贸易的船只停靠美国港口，进一步限制古巴的外汇收入，禁止本国公司和美国海外公司同古巴进行贸易和投资活动。为了进一步遏制古巴的经济发展，美国政府宣布凡从古巴进口蔗糖等产品的国家，美将禁止从该国进口同类产品。美国还阻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对古巴提供任何贷款和金融支持。经济制裁让古巴这个岛国承受了巨大的代价。古巴政府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因美国长期对古巴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致使古巴近60年来累计损失达9336.78亿美元。(12)

虽然经济制裁不像战争一样会直接造成目标国的平民伤亡，但批评者认为，大国或者国际组织一味滥用这一手段会导致部分被制裁国普通民众遭受饥荒、缺医少药等人道主义灾难，尤其是经济对外依赖性强的弱小国家。作为联合国单方面强制性措施的负面影响问题特别报告员，伊德里斯·贾扎伊里直言，绝不能让经济制裁沦为一种封锁，让人们在和平时期遭受经济战争的蹂躏。(13)在实施经济制裁过程中，有必要将人道主义考虑纳入其中，也正因如此，将人道主义与经济制裁联系起来进行研究，通过全面分析制裁有效与制裁人道二者间的权衡关系，将有助于客观理解和认识这一对外政策工具，有助于推进制裁理论的创新，更有助于为今后的制裁实践提供理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