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治风险

尽管关于政治风险已有大量的研究文献，但是目前尚不存在唯一的定义。本部分从起因、影响因素和表现形式三方面对政治风险进行分解。

1．政治风险起因

关于政治风险的起因，大致存在以下观点：

（1）政治原因（Bremmer, 2005）；

（2）政府原因（Tomz，Wright, 2007）；

（3）政治性事件（Clark, 1997；Feils，Sabac, 2000）；

（4）政治性运动（Jensen, 2008；Baas, 2010）。

大部分作者认为政府（包括国家、省级和地方级层面）是政治风险的主要推动者（Goriaeva，Sonin, 2015；Busse, 2007；Tomz，Wright, 2010）。一个典型的例子是Truitt（1970），其认为，政府具有广泛的对经济和政治上的干预能力，并以此来限制投资者的活动。尽管如此，当我们考虑在许多情况下是政治风险由立法变动以及社会风险相关的非政府行为引发的，这一观点就不那么明显了。因此，随着政治风险的表现具体化，政治风险的来源也逐渐多样化。至于政治性事件或运动，在许多情况下，事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只是一种实现的过程，可能是一个单独的风险事件[在征收案例中，最为普遍的是哥伦比亚的齐昆塔石油公司（La Rotta, 2011）]，或是不断演进的政治过程（如玻利维亚和委内瑞拉的国有化浪潮）。

作为影响国际贸易和投资的一种隐性交易成本，政治风险是由国家行为导致的企业价值和资本的降低（Siniša Ostójic, 2011）。一些学者进一步将政治风险定义为关于国内和国外企业差别待遇的政治活动，以及可能对来自国外的资本流入减少产生威胁的国家机构的行为。与以上思路类似，Wagner（2000）进一步认为关于政治风险的定义需要区分两方面内容：一方面，企业必须区分针对特定企业的政治风险和针对特定国家的政治风险；另一方面，以上两种风险又分别包括政府风险和不稳定风险。

尽管如此，为了避免定义过于宽泛，结合Wagner（2000）和Moser，Nestmann和Wedow（2006）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将政治风险划分为宏观和微观水平的研究维度，即针对特定国家的政治风险和针对特定企业的政治风险。对于某一市场上的所有参与者，宏观层面的政治风险对其具有相同的影响，而微观影响仅对特定的企业或工业部门产生影响。具体而言，从事件起源的角度来看，特定国家风险的政府风险包括大规模征收、监管变化以及货币不可兑换，特定国家风险的不稳定风险包括大规模工人罢工、示威游行以及国内战争。企业特定风险中的政府风险包括歧视性规定、资产的征收以及合同违约，不稳定风险包括蓄意破坏、劳工绑架以及联合抵制的企业团体（见表4.1）。

2．政治风险影响因素

与政治风险相关的以下政治和经济环境，我们可以从现存的文献中发现以下两个特征：首先，政治风险和非民主化的政治体制之间存在联系，通常在非民主化政治体制下，政治风险被认为更高，但是关于这一结论并非存在普遍性共识。在某些情况下，政治领导者的动机是关键。当存在领导者政治动机时，在就私人投资者合同履行和财产权的履行方面，集权制可能比民主制的风险更低（Clague，Keefer，Knack和Olson, 1996；Gehlbach，Keefer, 2011）。此时，集权制国家甚至能够提供更加安全和支持性的基础设施（Olson, 1993）；其次，大量证据集中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政治风险更高。尽管这一观点确实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得到了证明，但是发生在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发达国家的征收也证明了发达国家的政治风险也是完全存在的（Duncan, 2005）。在发达国家具有更强谈判能力前提下，McMillan，Waxman（2007）证明发达国家政府能够获得更多的政府利益。Simon（1984）将经济发展水平与政治风险的关系总结为：政治风险并非不存在于发达国家，而两者的差别在于政治风险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所表现的集中度的不同。当对比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不满的表现时，罢工和暴乱风险等都是可能存在的，但是发展中国家的影响范围和程度会更大。

3．政治风险表现形式

为了使不同类型的政治风险表现形式具有可操作性，我们将其分类。此处，我们采取Root（1972）的分类体系：征收风险、运营风险和转移风险。除此之外，我们采用Jensen（2005）和Baas（2010）的方法，将暴乱风险纳入分类体系中。

（1）征收风险

依据Truitt（1970），征收（expropriation）被定义如下：由主权政府攫取的外国企业的有形资产，为了公共利益连续性地对其资产进行征收。这一定义规定了征收的几个特征（Kobrin, 1980）：①被征收的资产位于东道国，并且其原始拥有人居住地为东道国境外；②征收并不是一种暂时性的行为；③征收必须包括政府的补偿行为，否则，此种行为将被归类为没收（confiscation）；④随机的干预模式。

政府征收主要有以下几种动机构成：即税收获得方面、经济方面、政治方面或以上因素的综合考虑。在政治因素推动的征收方面，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变化导致损害投资的浪潮，这种情况被认为是大规模征收（mass expropriation）（Truitt, 1970；Kobrin, 1980）。其他类型的征收，与特定部门或企业相关，被称为选择性征收（selective expropriation），可以被认为是东道国政府防止外国企业占据统治地位的主要应对措施（Kobrin, 1980；Kennedy, 1993）。

根据其征收本质，经济因素推动的征收会表现出选择性。这一征收形式可能的来源是政府为了在某一项目中获得高水平税收的机会，或是在经济下行期间采取的故意阻碍措施。与之相关的第一个例子是机会性征收（opportunistic expropriation）（Cole，English, 1991），这一征收动机经常与自然资源生产有关（Duncan, 2005；Engel，Fischer, 2007；Guriev，Kolotilin和Sonin, 2009；Hajzler, 2010；Stroebel，van Benthem, 2010）。此时，政府力求获得商业租金和征收引发的名誉成本之间的差额，这一净收益对于那些自然资源丰富且对国外FDI流入依赖度不强的国家尤为明显（Jensen，Johnston, 2011）。第二种经济因素导致的征收动机被称为蓄意征收（desperate expropriation）（Cole和English, 1991）。也就是说，在经济萧条期间，征收导致的净收益由于名誉成本的大幅下降而尤为明显，此时政府更加注重国内居民的福利状态（Jensen, 2005；Jensen, 2008；Tomz， Wright, 2010），征收的可能性因此而增大。

（2）运营性的政治风险

根据Root（1972）的定义，运营性的政治风险主要与政治不确定性或政策变化相关，经常直接影响企业的经营行为。尽管这一定义内容较为宽泛，在结果实现上，经营性风险通常会影响国外投资的管理规定与政府程序，但是经营性风险不包括财产所有权的剥夺或资产的损失。东道国政府立法或税收的变化通常对企业的利润产生影响。在某些情况下，经营性风险和征收存在重叠的表现形式。例如，渐进征收作为征收的一种表现形式，反映了政府试图通过税收获得租金的目的（Bohn，Deacon, 2000；Duncan, 2005）。尽管如此，将税收的增加与征收风险联系起来并非易事，因为针对某一部门或行业的税收增加通常是广义的财政政策收缩的一部分，更进一步，税收征收的是利润部分而不是生产性资产。因此，在这一意义上，税收的增加不符合前文考虑的征收风险的定义。

（3）转移风险

转移风险与资本、收入、技术和劳动力流动的不确定性相关（Root, 1972）。更加确切的是，Baas（2010）定义转移风险为国外企业无法通过合法方式返回投资资本、贷款本金、分红或利息。一般而言，存在两种转移风险的表现形式：第一种，也是最为常见的主权违约，指政府宣布拒绝偿付全部或部分债务；第二种为资本控制，包括了一系列的广义活动，其中对于资本流动的限制和货币贬值计划是这类风险的常见形式。

不同类型的转移风险对于运营中的商业企业影响是不同的。主权违约可能通过经济状况的恶化间接影响商业环境。Arellano（2008）认为主权违约经常伴随着较深的经济衰退；Tomz，Wright（2010）认为这一风险导致的结果是国际市场将会惩罚违约经济体。与主权违约不同，资本控制对于商业环境尤其是跨国公司具有直接的影响（Clague，Philip Keefer，Knack和Olson, 1996；Feng, 2001）：这可能会影响投资者向国外转移资金的能力以及在货币贬值计划货币不可兑换中公司利润流的流出（Clague等，1996；Jensen, 2003）。资本控制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与特殊税收有关，如进出口关税和对于母公司支付的限制（Feils，Sabac, 2000；Brealey， Myers和Allen, 2010）。

（4）政治暴力风险

政治暴力风险指政治性的暴力行为导致项目经营资产的破坏或是使项目在长时间内变得无法经营（Baas, 2010）。这类风险的主要表现形式有战争、暴乱、暴动、恐怖主义和蓄意破坏。政治暴力风险在过去二十年间尤为明显，如美国“9·11”事件、2005年7月伦敦袭击，以及最近频繁发生于欧洲的IS-IS恐怖袭击事件，显然全球的不安定因素仍然显著存在。在一些案例中，对于企业或某一部门而言，政治暴力风险表现为蓄意破坏或恐怖主义。在大多数案例中，政治暴力风险来自更广泛的冲突导致的非预期性结果。政治暴力风险的直接影响是对企业资产的破坏——既包括固定资产又包括人力资本，而对运营企业价值的产生间接影响可能是更加普遍的，如战争或暴乱时期的经济萧条。在某些情况下，投资企业运营成本可能会明显增加，如企业为了保护其免遭冲突损失而导致额外开销（保险费用、监测措施）的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