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Filip，Daniel（2012）认为，过去二十年的时间已经见证了国际商务活动的区位转移以及世界经济舞台上新参与者发生的诸多急剧变化，目前国际各业界对于国际商务活动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资源分配过程中制度和信仰体系的作用，并成为变化的主要引发点。根据John Dunning（2010）：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印度对于全球需求市场的开放正在重新配置经济活动的空间图景。在他关于2008年金融危机的反思中，John Dunning列举了来源亚洲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成了主要的跨国投资者，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发生的六个变革中最主要的变化之一。

作为目前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近年来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出现了迅速增长的态势，这一现象已经在本书前文中做出了充分论述。尽管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能够部分解释中国的对外投资现实，但是中国是否需要一种特殊的理论嵌套在一般理论之上，这一问题仍值得进一步讨论。中国资本市场的不完善、跨国公司的特殊所有权关系、独特的政治制度三个制度方面的特征决定了中国对外经济和开放路径将遵循自身独特的发展轨迹。

Kolstad，Wiig（2009）认为，截至目前，关于一国FDI的决定因素存在于大量的计量文献，同时，这类文献也显示FDI较易流向制度较好的国家，但是由于FDI总体上来自发达国家，这一结论是否适用于中国的对外投资仍然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由于来源发展中国家的FDI的文献不断增多，这意味着这一类型的资本流动可能与发达经济体呈现不同的特征（Filatotchev et al.，2007）。

目前国际上关于中国FDI的研究主要关注中国作为FDI的目的国，而非来源国。截至目前，关于中国对外投资主要存在三类计量研究结论：第一类，以Buckley（2007）为代表，通过数据检验得到结论，即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被吸引到较差制度（高政治风险）的国家；第二类，以Cheung，Qian（2008）为代表，这类研究并没有发现类似Buckley（2007）关于东道国制度的显著结果，但是，其发现中国FDI主要与东道国的自然资源禀赋呈正相关关系；第三类，结合了以上两种观点，认为中国的对外投资者更易被丰富的自然资源、较差的制度环境所吸引。

综上所述，国际学者对中国跨境直接投资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投资动机和影响因素。尽管其他研究证明了良好的东道国制度能够吸引国外投资者，但是这一研究结论似乎并不适用于中国。未来研究需要结合中国特色和中国现实，对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进行适用性方面的改进和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