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2　实证研究综述

2.1.2.1　国外实证研究综述

为了验证上述理论研究的正确与否，许多国外学者开始基于不同的数据与计量模型，对金融发展和收入分配的关系进行大量实证检验并得到不同的结论。

Li，Squire与Zou（1998）通过运用1947—1994年49个国家的相关数据，建立回归模型检验跨国和跨期的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几位学者最终得出以下结论：无论各个国家有着怎样的财富分布差距，金融发展必然促进高增长；与此同时，金融发展降低了基尼系数值，对收入较低人群平均收入效应为正，即金融发展显著改善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8]

C1arke等学者（2003）运用多个国家1960—1995年的相关数据，建立模型实证检验了这些国家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使处于金融发展的初期，其二者之间也是负相关，而不是之前G-J模型提出的“倒U”关系，[9]从而成为Galor和Zeira（1993）、Banerjee和Newman（1993）等学者所持观点的有力论证。

Beck，Demirgüç-Kunt＆Levine（2007）利用跨国数据再次检验了金融发展和收入分配（减缓贫困）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金融中介发展使全球最穷的20%人口收入增长率高于总人口收入增长率，这说明金融发展具有显著的收入分配正效应，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状况。[10]Mookerjee和Kalipioni（2010）通过对65个国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相关数据进行详细分析之后，认为金融机构服务可及性程度的高低直接影响到国家间的收入不平等，两者之间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11]

另外，Iyigun和Owen（2004）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金融发展水平对短期内收入分配、金融发展与短期经济波动之间呈“倒U”特征有较好的解释作用。[12]Kim和Lin（2011）构建包括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面板数据计量模型，指出一国金融发展所处的不同时期决定了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两者将会呈现非线性相关关系，当金融发展水平达到某一阈值时，金融深化的福利才能显现；否则，金融发展将会使收入分配状况恶化，即金融发展和收入分配之间呈“倒U”特征。[13]

通过上述国外文献研究可以看出，多数国外学者都认同金融发展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差距，即使部分学者认为二者存在“倒U”关系，那也只是在金融发展初期不利于改善收入分配差距，当越过某一阈值时，金融发展程度越高，收入分配差距就越小。

2.1.2.2　国内实证研究综述

绝大部分国内学者是在上述国外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基于国内的数据运用各种计量模型对我国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进行大量实证研究，检验“倒U”理论、“线性假说”等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但目前得出的研究结论却并不一致。根据关注的收入分配差距的对象不同，将这些实证研究分为两类：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和金融发展与地区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

由于我国一直存在明显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金融资源及机构大多分布在城镇，农村弱势群体遭受严重的金融排斥，从而导致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所以，国内学者大都是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背景下来研究我国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

姚耀军（2005）运用我国1978—2002年的相关数据，构建了VAR模型，利用Granger因果检验及协整分析，实证检验了我国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的关系，结果显示，在中国，两者存在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并且金融发展规模和效率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都具有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具体来讲，金融发展规模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为正，而发展效率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为负，解决金融发展不均衡有利于改善城乡收入分配现状。[14]持相似观点的还有黄海峰、邱茂宏（2014），他们通过建立VAR模型对我国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得出二者存在一种长期均衡的关系。[15]而尹希果（2007）的实证研究却得到了与此相反的结论，他认为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分配差距间的关系因东西部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异表现出非完全一致，基于面板单位根和VAR模型的估计得出，东西部地区金融发展和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相关变量都为非同阶单整，二者之间不具有长期均衡关系；即使短期内，也只有西部金融发展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单向格兰杰原因，而东部地区并未表现出来。[16]

张立军、湛泳（2006）提出了金融发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三大效应假说：金融发展的门槛效应、降贫效应和非均衡效应，基于1978—2004年中国和省际相关面板数据对三大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门槛效应和非均衡效应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而降贫效应则在整个金融发展过程中影响着城乡收入差距，所以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是这三种效应的综合，但总效应符号不能确定。[17]

部分学者在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把城市化因素纳入对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实证研究中来。徐中生（2009）运用1978—2007年的相关数据，建立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实证研究了我国金融发展、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得出了与姚耀军（2005）相似的结论：金融发展规模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为正，而发展效率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为负。[18]孙永强（2012）采用VEC模型对我国金融发展、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缓解金融城乡二元结构以及加快城市化进程都会改善城乡收入差距现状；同时金融发展对城市化进程起到促进作用，通过城市化中介变量间接缩小城乡收入分配差距。[19]颜锋（2012）运用1978—2010年的相关数据，建立VAR模型实证研究了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他认为城市偏向性金融发展是差距扩大的主因，而城市化进程对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效应为正向。[20]

另外，还有一些学者重点验证了“倒U”型假说、线性假说等理论是否在我国适用。乔海曙、陈力（2009）基于2007年我国县域金融截面数据，使用Kendall τ非参数相关检验和分位数的思想和方法对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最终结论显示，如果某地区金融深度分位数在20%以下，那么此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就会有明显的扩大趋势；反之，若金融深度分位数超过70%，那么差距缩小的趋势也会也显著，此实证结果进一步证明了金融发展和城乡收入分配之间具有“倒U”形的关系。[21]胡宗义、刘亦文（2010）也用相同的方法论证了金融非均衡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库兹涅茨效应。[22]而吴拥政、陆峰（2014）却得到了截然相反的研究结果，他们基于我国省域、地市及县域三个层面的相关数据，运用广义矩方法对我国区域金融发展和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最终结论是“倒U”形假说和线性假说都不是显然成立的。[23]

可以看出，上述实证研究基本是从全国层面采用时间序列及面板数据检验了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所得的最终结论并不一致。事实上，我国各地区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只从全国层面去考察两者的关系，结果可能存在较大误差，所以部分学者开始从省域等地区层面考察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由于我国各地区经济的紧密联系，在考察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分配的影响时要把空间相关性这一要素考虑在内。

王子敏（2012）考虑到空间相关性的存在，基于1988—2008年的省域面板数据建立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对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金融发展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而省域之间的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则相互影响，某省的周边地区金融发展能够间接影响到该省份的城乡收入差距。[24]董晓林、张晓艳（2013）认为若考虑不到城乡收入差距在地理空间上存在依赖性，模型估计结果会出现偏误，所以采用2010年我国省域截面数据构建空间计量模型来检验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我国省域间城乡收入差距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并且东西部地区表现出不同特征，金融发展规模和效率的上升都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25]王红云、吕志鹏、赵彦云（2015）提出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具有地区异质性和空间相关性假说，他们基于2000—2012年我国省域相关数据，对构建普通及空间面板模型这一假说进行了验证。[26]

另外，还有部分学者着重从农村金融或民间金融的角度实证分析了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王修华、邱兆祥（2011）采用1978—2008年的时间序列数据，通过实证研究认为我国城乡收入不平等状况随着农村金融规模的扩张在一定程度上出现恶化，但同时随着农村金融效率的提高而改善，构建普惠性金融体系是改善城乡收入差距的有效途径。[27]王曙光、王东宾（2011）运用2009年相关省市的调查数据，定量分析了农户贷款需求及信贷可得性的影响因素，发现农户收入和信贷可得性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关系，要提高农民收入必须阻断双重二元金融结构。[28]胡宗义、李鹏（2013）利用2003—2010年我国省域的相关数据，通过构建SLM、SEM、SDM三种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村正规及非正规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最后得出农村正规与非正规金融的空间变量对改善城乡收入差距都有显著的影响。[29]孙玉奎、周诺亚、李丕东（2014）通过构建面板VAR模型检验了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结果发现各地区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有显著的差异，其中东部农村金融发展有利于改善收入差距，而中西部则扩大了农民收入差距。[30]张博、胡金焱（2014）则运用动态面板广义矩估计方法考察了民间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最后发现民间金融对改善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作用，但正规金融的作用并不显著。[31]

虽然上述国内学者关于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实证研究结论并不一致，但金融发展能够影响收入分配确是不争的事实。造成最终研究结论并不一致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方面在于，过往的实证研究用来衡量金融发展的指标是有差异的且大部分研究选取的都是总量指标，很少使用金融的效率、结构以及金融资源的分布指标，更没有考虑到人口尤其是穷人享受金融服务的程度。而普惠金融理念的提出，正是为了解决金融分布不均衡、更好地关注穷人等弱势群体享受金融服务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