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救国”的梦

在看了我记录下来的陈志竞的故事之后，有位朋友向我推荐了2014年热播的电视剧《北平无战事》。故事的核心人物当然是中共地下党员方孟敖，片中也有一支以往不为人知却又十分重要的力量——铁血救国会。这个组织规模不算大，其成员皆为蒋经国效力，因而他们也被认为是“太子党”。

在《北平无战事》中，一共出现了四位“铁血救国会”成员的形象——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少将督察曾可达、以燕京大学教授身份“卧底”在中共地下党的梁经纶及分别“潜伏”在中统、军统系统内的王蒲忱和孙朝忠。四个人物性格各异，但共同的特点在于，忠于他们的信仰，忠于他们口中的那位“建丰同志”。

当然，在艺术创作中，历史的真相在一定程度上被夸张了，“铁血救国会”的成员其实数量最多时大概也只有百余人，主要工作也不是“潜伏”。那么，揭开虚构的面纱，历史上真正的“铁血救国会”成员究竟是怎样的？

我十分幸运，在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找到了这样一位曾经的“铁血救国会”和“太子党”成员、曾挂国军少将军衔的西南联大政治系1942届毕业生陈志竞先生，并且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与他有了“五面之缘”。

拜访陈志竞，缘起于1940届政治系毕业生夏胤中的儿子夏敦义。他曾经对我说，联大校友会是一座“富矿”，并特别提到了陈志竞，说了两个关键信息——蒋经国的“太子党”和曾经被判处死刑。

后来，我在2012年的联大建校七十五周年纪念会的留影中，第一次看到了陈志竞的形象。当时将近九十五岁的陈志竞，安静地坐在中间一排的角落里，一件夹克衫，一头银发，很是精神，看起来只有七十多岁。

我试图在网络上搜寻一些关于陈志竞的线索，最终找到两篇采访他的报道，其中之一的作者还是我的朋友、上海市档案馆《档案春秋》杂志编辑周晓瑛。

周晓瑛告诉我，印象中的陈志竞和善，“很有联大气质”，但也许是因为经历了太多的磨难，所以即便是接受采访，也已经有些程式化。她还告诉我：“关于过去的许多事情，老人已经记不太清楚了。幸而我写稿子的时候查到了一些关于陈志竞的档案，把其中的内容作为补充。”不过现在这些档案也已经不对外公开了。

在这两篇关于陈志竞的报道中，我大致了解了他九十多年人生经历的主要脉络。

陈志竞，浙江舟山定海人，1919年出生，1942年毕业于西南联大政治学系。毕业后进入中央日报社工作。1943年进入蒋经国任教育长的重庆中央干部学校，很快进入了蒋经国的视线。1944年，抗日战势胶着，正是“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年代。陈志竞和一批干校毕业生，在蒋经国的授意下，以政工干部身份加入了青年远征军。

1945年，陈志竞来到上海，先后担任杨浦区副区长、新泾区区长，再后来又成功竞选上海市议员。

此后，蒋经国要求步入政坛的陈志竞“归队”，担任上海青年军联谊会总干事，仅二十八岁就挂上了少将军衔。

1948年，蒋经国在南京励志社成立“铁血救国会”，陈志竞成为“铁血救国会”及其核心组织“中正学社”成员，之后随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

上海解放前夕，陈志竞携未婚妻洪小姐经广州抵达香港，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一次他再未“归队”，而是于1950年下半年回到了大陆。

他先到北京投奔联大的老师张奚若、罗隆基。森林工业部部长罗隆基想让他担任自己的助手，但由于他没有户口，无法工作，于是，陈志竞随香港民主建国会负责人李葆和前往河南办机械厂，担任其私人秘书。

原以为到了那里没人认识自己，没想到在当地遇到了一个复原的青年军，问他：“总干事，你怎么在这里？”于是，厂里人都知道了陈志竞曾经是国民党的“大官”。

“镇反运动”开始了，厂里让他“投案自首”。陈志竞于1951年2月离开河南，先去杭州见了就读于浙大医学院的未婚妻，她也让陈志竞相信政府，还安慰他说：“万一你失去了人身自由，我就先去报名参加抗美援朝。我会一直等你回来。”

从杭州到上海，陈志竞去了杨浦区公安局登记“交代问题”，然后他就被送进拘留所、看守所，最后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1954年，陈志竞被改判为有期徒刑二十年。1972年，已超过法定刑期一年多的他又被送往白茅岭劳改农场。

1975年，陈志竞重获自由，专车把他送到了上海外滩的浦江饭店。上海市领导在那里举行了招待会，宴请他和同一批被释放的二十多名前“国军”人员。

但很快政治风向又有了变化，他被送到南汇的上海第三十七棉纺厂，在那里扫地、煮开水、喂猪。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让他到厂里的学校教英文和数学。

1980年，对陈志竞的判决改为“无罪”，他开始在上海市政协担任办公厅专员。

1982年，64岁的陈志竞和上海交通大学的一位校医结婚，妻子给他带来了几位继子继女，但他本人没有亲生子女。

当年的未婚妻洪小姐，在获知陈志竞被判死缓之后，果然走上了朝鲜战场，从此杳无音讯。周晓瑛和我说过，自己很挂念陈志竞：“但是老先生年纪大了，我一直不敢打电话给他。”后来，随着走访的联大老校友越来越多，我对这句话越来越有了共鸣。

我打定主意，一定要见到这位经历丰富的老人。

2015年1月28日、2月4日，我接连两次去了陈志竞位于南丹路、番禺路路口的家中。第一次家里没人，隔壁邻居说，不太清楚情况，可能老先生和老太太身体不太好，都去了医院。第二次，我听到里面有声音，有点意外，开门的是个二三十岁的女生，是他太太的孙女，说自己也是碰巧回家来给奶奶拿点东西，然后告诉我陈志竞住在附近的第六人民医院，病情主要是“器官老化”了。

2月7日下午，我终于在第六人民医院十五楼老年科病房29床见到了陈志竞先生。

病房里有两张床，躺着两位病人。虽然我见过陈志竞两年前的照片，可一下子还是没有认出他来。此刻的陈志竞，毕竟没有当初那么精神了，戴着一顶绒线帽，遮住了头发，脸上的皮肤也不像照片中那么好，他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紧紧地裹着被子，像是一个新生儿的“蜡烛包”。

里面那一张病床上的老人，床边围着三四个家属，一直有说有笑，这更显得陈志竞床头的落寞。但这也并不让人意外，毕竟陈志竞没有自己的亲生子女。何况，他的人生，已经落寞了六十多年。

我坐下后不久，照顾他的护工阿姨来和我打了个招呼，大概以为我是亲属。

初次见面，自报家门，然后询问陈老身体情况。他说：“身体还可以，就是每天要吃点东西（药），所以才住到医院里。”

这时，护士小姐来给他推静脉针。因为六院的老年科都是干部病房，所以护士十分恭敬，问了一声：“是不是陈志竞陈老师？”护士刚推针时，陈老喊了一声疼。护士尽量推得很慢，看得出老人很克制，但问他还是会说疼。护士有些无奈，表示自己已经推得够慢了，但病人血管细，也没有太好的办法，最后还剩下一些，干脆就不打了。

护士走了，我坐在病床边，看着连接导尿管的袋子里装着满满的黄色的尿液，心里很是难过。

因为之前已经看过关于陈志竞的两篇报道，加之预感到他的身体状况可能已经很糟糕，所以我只是想陪他稍微聊几句，简单问了几个我最想听他亲口说出的问题。

我问他关于联大还有什么记忆，他就说：“联大，联大就是西南联大……”后来我们说起过他的老师张奚若，我提到张奚若的三个子女，分别是新华社记者、驻加拿大大使和南京军区空军参谋长，陈志竞两眼放光，频频惊异地说“噢”，还说：“张奚若是不错的，对我也很好。”

我问他：“当时您已经到了香港，为什么没有去台湾？”因为之前关于他的报道中，有的说是陈志竞自己不愿去，也有说因为没有得到蒋经国的征召，于是“心灰意懒”。老人想了半天说：“时间太久了，记不清楚了……”这个问题，也许是围绕陈志竞一生最为核心的关键选择，但如今似乎成为历史之谜了。

我又问他：“您后来有没有后悔没有去台湾？”他先是以为我说的是出狱之后，说：“那时候经国先生已经不在了……”我又说是1949年，他说：“时间太久不记得了……”

“解放之后，您受到了很多不公平的待遇，受了很多苦吧？”“这些事情，过去了就不觉得苦……”年近百岁的陈志竞看待一切的苦难，都已经如此从容。

我问他洪小姐的消息：“是牺牲了吗？”他回答：“不知道，反正再没有音信了……”

我问他其他的“太子党”成员，如负责台湾情报工作的王升，后来有没有来大陆看过他。陈志竞说：“王升和我通过信。台湾没什么人来看我，当年去台湾的同学倒是蛮多的。”

护工阿姨在边上插话说，自己老家有些从台湾回来的人，回到大陆就不走了。我笑着说：“当年和他一起的人，在台湾当了‘总理’（‘行政院长’李焕）。”

陈老看起来已经很虚弱了，实在不能打扰他太久，能够得到他亲口给出的这些答复，我已经心满意足。

其中还有个插曲，我提到了他太太是不是也在医院，这时坐在病床另一边的护工阿姨连忙朝我摆摆手，我立刻就此打住。

我起身告辞时，陈志竞很有绅士风度地说：“谢谢你来看我，还有事的话就请便。”然后从盖得严严实实的被子中，两次伸出相对灵便的左手，与我握手。

我又一次被打动。试问，若不是命运的阴差阳错，我有什么资格与一位28岁就成为国军少将的“大人物”握手？

离开的时候，我把护工阿姨拉到病房外。阿姨姓李，河南人，一直在六院照顾病人。但对于这位病人的经历，她知道的很少，只以为陈志竞是一个教书先生，她告诉我：“陈老师很喜欢看打仗的电视节目。”

于是，我大概告诉阿姨，她照顾的是一位怎样的病人——他是中国近代最牛的大学毕业的高才生，一表人才，又是浙江老乡，所以才被蒋经国看重，做过青年军的教官，挂国军少将军衔。

阿姨补充说：“他真的很好，很和气，从来不发脾气，对太太也很好，也不像隔壁床的老头整天要说外语。他之前还能走路，穿着一身红颜色的衣服，别人都跟我说，你照顾的老先生好精神，好漂亮！”

因为没有完全听懂我说的意思，还问我：“你说的那个最牛的大学，长得不好看也不能被录取吗？”

此外，护工阿姨告诉了我许多事情：“他太太也在这个医院里，就在上面十六楼，家里人都瞒着他这个事情，怕他受刺激，刚才真怕你说漏嘴……”

后来听说老太太出院了，但是腿脚不好，能来看他的次数也很有限，来得较多的是他的侄子和侄媳。

“之前他在十四楼急救，1月10号转到这里来，我开始照顾他的。医生说怀疑是胃癌晚期了，可能他平时一直就吃得少，长期营养不良。前一段用了药，一直吐血，后来把药停了，这才好一点。之前床头挂的牌子是‘禁止饮食’，这两天已经可以吃半流质了，今天还吃了半个馒头和鸡蛋。”

虽然病情有些好转，但面对他的那一刻，我心里一直盘桓着一个词——风中之烛。年近百岁的陈志竞先生，曾经何等少年得志，曾经受到何等折磨，如今真的成为一支风中的蜡烛，虽然他的意识还很清醒，但生命之火已经到了随时可能熄灭的关头。

尽管如此，他还是那么善良，告诉我这样一个素昧平生的探视者，说自己的情况还好，还要避免我担心。

我终于见到了这位命运坎坷的“太子党”，可是见了他之后，我的心中反而更加难过。

我不知道自己可以为他做些什么，于是悄悄塞了一点钱给护工阿姨，希望她能够好好照顾陈老。也许我这样做是徒劳的，其实阿姨看起来也还不错。我只是觉得，他的一生被很多人亏欠了。任何人，或者至少是我，应该做一些弥补的事情，虽然远远弥补不了这“有志者事未成”的遗憾。

3月3日，放心不下陈老，我又去看他。原本担心他熬不过新年，没想到老人的生命力竟然如此顽强。那时已经过了羊年春节，我问陈老：“您九十八岁了吧？”他笑着点点头。

我这次去除了带着陈老可以喝的饮料，还给他买了尿布。阿姨先是和我客气了一番，后来说：“要不再给他买块毛巾吧，毛巾已经有点硬了。”

因为羊年春节陈志竞没能回家，据说情绪不太好，一直吐血，直到我去了，才有了笑容，所以我特意挑了一块红色的毛巾，想让他觉得喜气一点。我看到他嘴角有一丝白的印子，我小心地拿出一张湿纸巾帮他擦去，就好像给我们家的新生儿擦口水那样。

走的时候，我对陈老说：“我不知道能帮您做点什么，我们没有好好照顾您……”陈老却说：“国家对我很好，为我做了很多。”

那一刻，我紧紧地握着他清瘦却依然挺拔的手。可是，我到底能为他做什么呢？

我曾问陈志竞，洪小姐的全名是什么，他和我说不记得了。但后来，周晓瑛告诉我，她找到了一些洪小姐的信息——她没有在朝鲜战场牺牲，生活得还很不错，成了部队系统一位级别较高的医疗专家，在网络上还能找到一点点关于她的信息。

周晓瑛觉得：“她可能也因为和陈志竞的关系受到一些牵连，但当初离开陈志竞的选择也许是对的。”

风烛残年的老人，对于自己的初恋一定是惦记着的。4月1日晚上，想到此事，我怕陈老来日无多，给护工阿姨发了条消息，请她转告陈志竞“洪小姐后来过得很好”。由于一直没收到回音，加之又是清明，有点放心不下，于是5日我又抽空去了趟六院。

一见到陈老我就在他耳边把这个事情告诉了他。阿姨笑着说：“前两天已经告诉陈老师了。我把你的短信放在他眼前，他看了以后点点头。”我再次告诉他的时候，陈志竞还是笑着点点头，而且告诉我说自己之前确实不知道洪小姐的事情，所以知道她还好，也是一件欣慰的事情。

护工阿姨说：“我问他洪小姐是什么人，是不是以前的妻子或者女朋友，他跟我点点头。”还说之前想打电话给我，说最好让我当面告诉陈志竞。

此刻的他无力地躺在床上，几乎没有力气睁开眼睛。我不知道他是否看得出我的样子，是否记得我，除了洪小姐的事情之外，也实在不知道再说些什么了，只是看着他越来越虚弱的样子，心里很难过。

阿姨撩开陈老的被子，给我看陈老的一双脚。因为有些脚气，脚趾缝中间都塞着棉花。

这一天是2015年的清明。阿姨说：“其实我很怕他今天走，今天这里已经走了两个老人了，20床和28床。”

临走前我又塞了点钱给阿姨，她执意不肯收，我说：“就请你为陈老送终吧。”她没有再执拗。

我突然想到，如果陈老时日无多，能帮他找到初恋情人，或许是最后可以给他的安慰。

几天后，周晓瑛找到了洪小姐的全名，根据网上找到的线索，洪小姐应该八十八岁了，我也不敢确定她是否还健在，但一定得试着找找看。

4月13日，我在家打了一天长途电话，先联系了她原来工作的单位，被告知洪小姐的关系已经转出，虽然电话已经更改，但还是提供给了我一个北京海淀区的住址。依照这个住址，我打了楼下小店的电话，但没人愿意代为寻找，于是又一路联系了这个地址所在的街道办事处—居委会—居民小组。居民小组的人说，老太太很好，但见面是不可能的。过了一会儿，对方还算爽快地给了我洪小姐家的电话。

我忐忑地打过去，电话竟然通了。曾经的洪小姐发出了一个老太太的声音。而且作为一个南方人，她的口音也变成了一口北京味儿。想必，当她从我的口中听到如此茫远的“陈志竞”的名字时，一定也很惊讶。迟疑片刻后，她说：“陈志竞，我认识。”

我告诉洪小姐，陈志竞先生胃不好，恐怕时日不多。她问是不是胃癌，我说应该是，所以希望和您联系一下。老太太说：“你把电话留给我呗。”

之后我给陈志竞的护工打了电话，交代了其中的情况。第二天，我打电话去问，护工说对方并未来过电话。这让我有些不甘，于是又打电话过去，接电话的是洪小姐的儿媳妇，她说：“老太太也快九十岁了，脑子已经不清楚了，平时我们都当她是小孩对待。”儿媳妇坚信，婆婆根本搞不清楚到底是什么状况。但我知道，这分明是洪小姐根本不愿意讲。

儿媳妇说，老太太年事已高，要她打这个电话已经不大可能，于是我提议干脆我们这边打过来，对此她倒并不反对。

和李阿姨沟通了几次，她说陈老最近身体又好了很多，精神起来了，于是我决定15日周三下午干脆再去一次第六人民医院，帮老人完成这个心愿——于我自己来说，也有一点私心，希望能够见证这一次相隔了半个多世纪，意义特殊的通话。

到医院后，我先给陈老看了赵仲兴校友提供的几张现在云南师大的照片，之后便借口上厕所，往北京打电话。电话响了几声，接起来竟然是洪小姐本人。也许有些唐突了，我也没有询问对方究竟态度如何，但是为了完成陈志竞的心愿，我还是立即把电话递给了他。

我原以为那一刻那一幕应该很神圣，其实它来得很普通。陈志竞拿起电话，用上海话（我想一定是他们年轻时交流用的语言）问：“××（洪小姐的名字）……侬是××是伐？侬现在在撒地方……侬听不太清楚啊？手机的关系还是啥关系？侬几时休息伐啦？侬休息……”

我原本说我和阿姨退出去，随便他们两个说些什么，可眼见陈老无法自己拿住手机，只能在他边上扶着话筒。我正为他问的“侬休息伐啦”这个没话找话的说法感到搞笑，可没想到，通话竟然就在这里戛然而止了。

陈志竞示意听不清楚，我便接起电话来。这一头，老先生含着笑，轻声地自言自语：“嘿嘿嘿，洪××，寻着了。”而那一头，老太太冷淡地说：“他说的话我听不清楚，我现在耳朵不好。”我问有什么可以代为转达，她却说：“没什么好谈的，都是几十年前的事情了……”

虽然我心里有点不悦，但为了让陈志竞不要感到异样，只能带着笑脸客气地和她说完挂断。

另一位之前采访过他的记者说，提起洪小姐，陈志竞依然充满着爱意甚至甜蜜。

挂了电话之后，李阿姨告诉我，之前我打电话给她时，虽然她已经走到了远离病床的床边，跟我确认是叫“洪什么”，结果陈老竟然灵敏地听到了这个名字，追问“洪××怎么了”。

陈志竞甚至一度以为洪小姐要去医院看他，激动得很，后来才晓得只是我去医院帮他通话。阿姨说：“他昨天一直在等电话，等了一天都没怎么休息，所以今天睡到很晚才醒，我也没有叫他。”

她还对陈志竞的两个侄子和侄媳妇说：“你们的‘大妈’找到了。”小侄子甚至很激动地说：“既然有号码，那我们现在就打过去。”侄媳妇还问他，是洪小姐漂亮还是现在的妻子漂亮。陈志竞竟然打趣地回答她：“都没有你漂亮。”

我告诉阿姨，你看他二十八岁就做了杨浦区区长，还是少将，长得又帅，身边怎么会少美女，女朋友怎么可能不漂亮。

当然，六十多年过去了，漂亮不漂亮的都只是浮云。对于走到生命尽头的陈志竞来说，此时此刻的洪小姐也许会是他的某种精神支柱。

于是，最惊人的事情发生了——九十八岁的陈志竞听说洪小姐在北京之后，竟然问我：“现在去北京方便吗？”

我说：“难道您想去北京看她？那也得等身体恢复到可以把身上的管子都拔掉才能去啊。”

他点点头，笑了。

因为这件事，我明显感觉到了陈老对我的信任。虽然他没有特别对我说谢谢，但我看到了他的眼里噙着的泪花。他看我的眼神也变得更温柔。我问陈老打过电话高兴吗，他说：“高兴啊！”

之前我问他洪小姐的全名是什么，他说不记得了，这一次，他主动告诉我，洪小姐是宁波人，是自己的第一个女朋友。当时她在浙大医学院读书，相识是因为她的姐夫是他联大经济系的同学。

“时间过得真是快啊……”陈老对我道出了发自内心深处的感慨。

我问：“如果没有当时那些事情，你们是不是已经完婚了？”他说：“是的。”只是，时间改变了太多，宁波人洪小姐，已经变成了一个彻彻底底的北京老太太。曾经差点成为夫妻的两个人，一个仍对对方念念不忘，一个已经不愿面对往事……

不要再说什么结果。平心而论，我知道这个故事已经在此达到高潮，它不可能再往下发展，但那一刻，毕竟让人想起旧日的时光，让人感觉触摸到了生活的一点点温情。

也是那一天，陈老终于向我解答了他为什么从香港回大陆而没有去台湾的原因。

之前，关于他的报道中曾经写道：

第二年（1950）春节，陈志竞给已经到了台湾的蒋经国寄去一张贺年卡，很快就收到回音，信上短短两行字：“你的贺年卡我收到，也祝你新年好。”看过后，陈志竞有些失望。从台湾过来的江国栋旁敲侧击地关照他：“教育长希望你留在香港，不要去台湾。这里会成立一个复员青年军组织，由你来负责。”蒋经国在苏联时的同学王新衡，也找到陈志竞，反复强调台湾乱糟糟的，还是留在香港好。

香港当时有一批西南联大毕业生，在李济深动员下，乘船返回大陆，支援新中国的建设。一位和共产党多有接触的校友，常常跑来探望陈志竞，他说：“回北京的人都过得很好，工作也十分理想。”劝陈“不要再给国民党卖命了，况且年纪还轻，在国民党里职位也不高，回去后都可以重新开始”。几次推心置腹下来，陈志竞有点心动，再加上未婚妻也一再催促，“她和我的父母兄弟还在上海，她在浙大医学院有学业没完成。说到底，我们的家都在那里”。

和洪小姐通了电话的陈志竞对我说，没去台湾是因为当时对那边很失望。我说是不是也有人聒噪他回大陆，他说也有这个成分，还有思念家人。我问他当时也和经国先生通过信吧，他说是。我说他可能自己对未来的情况也不清楚，所以也没法十分积极地回应你，他也点点头。

后来，在朋友的推荐下看完《北平无战事》后，我似乎更能理解陈志竞说的“对国民党很失望”是什么意思。在战场上，国民党败给了共产党；在国民党内部，“铁血救国会”正在失势的节骨眼上。

所以，这样的失望其实是双重的。

我甚至觉得，《北平无战事》的剧情和陈志竞的经历，像是两件相互佐证的材料，互相印证了彼此结局的合理性——剧中那四位“铁血救国会”成员，撇开政治斗争的胜败不说，他们毕竟首先是爱国的。除了冷峻的王蒲忱和愚忠的孙朝忠，梁经纶出国未归，曾可达饮弹自尽，这样的结局都是合情合理的。

同样，陈志竞当初的选择也是可以被理解的。尽管他为此付出了几乎被囚禁一生的代价……

后记

我最后一次去看陈志竞是2015年6月2日。夏敦义先生从乌干达回国不久，出国期间他多次询问我：“陈老还在吗？”所以一回国我们就安排了时间去医院看他。

那天，我对他撒了个小谎。在台湾旅游的时候，我曾经在中正纪念堂看到一些历届“总统”的玩偶，当时也没有买。这次突然想起此事，立即在淘宝上花九十块钱买了一个蒋经国的玩偶。为表郑重，我和陈老说是托朋友带回来的。临走的时候，我对阿姨说：“这个玩偶，麻烦你每天给陈老看一下吧……”

他颤颤巍巍地举起右手，把蒋经国的玩偶捏在手里，凝视了许久，我才接过来帮他放在床头。我不知道，面对着这位“旧相识”“教育长”的时候，因为自己和他的关系而几十年饱受风雨的老人，心中究竟闪过了什么。

说实话，每一次去看陈志竞，我都担心这会是自己最后一次看到他。我每一次对他说“有空再来看您”，都生怕不小心就成了永远的谎言。每一次对他说“等您身体恢复了，陪您去北京”，我更知道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局，看到陈志竞眼中的期待，其实我的内心充满了愧疚。

果然，之后因为手边的各种杂事，我一直没能再去六院看他。

2015年8月2日，我到新疆出差，刚降落乌鲁木齐，还想着如何领略一番异域风情，不料一打开手机，就收到周晓瑛的消息，说陈老两天前（7月31日）去世，顿时心情难过极了。

追悼会是8月6日，当时我还在新疆，托周晓瑛送了花圈。她告诉我，陈志竞人生的最后一程算是不错，侄子家的亲属、老家的亲戚、妻子那边的亲戚，有不少人赶来参加了追悼会。现场有市政协、统战部、民革上海市委送的花圈，也有一些像我们这样以个人名义送的花圈，后来还看到两个老太太扛着一个花圈，上面写着“西南联大上海校友会”。

又过了一个月，我给北京打了一个电话，接电话的是洪小姐的儿媳，我说陈志竞先生去世了，请她决定是否或者以何种方式告诉老太太这个消息，同时也故意“解释”说，老太太曾经在朝鲜战场救过他，所以弥留之际想和她联系一下。

其实原本我希望直接和老太太通话的，但想来，现在这样未必不是这个故事最好的收尾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