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学历女性容易陷入的困境

《“育儿假世代”的困境》（光文社，2014年）这本书用更加明快有力的话语做了类似的阐述。“育儿假世代”是指2000年之后就职、生育的一代人，因为这时候《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育儿看护休业法》等修订法案纷纷出台，“育儿假”开始在社会上普及。

这样看起来女性好像在择业上摆脱了性别社会化的束缚，但还是存在一个两难困境，即哪怕女方没有“女主内”的想法，可由于“男主外”的思想根深蒂固，出于对男权社会和丈夫工作的理解，育儿资源还是得不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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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结果是，生完孩子后也不得不容忍和支持丈夫的“男性角色”。这里的问题，并不是“性别分工意识”的根深蒂固，而是男性养家糊口的责任感和在男权社会中的身不由己，以及妻子对此的理解，还包括他们心底里对“女性气质”的厌恶。

作者中野圆佳，生于1984年，东大教育学部毕业后，进入报社工作。工作第六年怀孕生子之际，遭遇了各种限制，也经历了几番挣扎。

让我决定写这本书的原因是焦躁。那些随便指手画脚的人，让我感到焦躁。面对那些人不能做出适当回应的自己，也让我感到焦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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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讲述一个跟男人一样在职场上一路拼搏过来的行政岗位女性的“不甘心”及其不甘之所在。因为有些人总会说，你跟非正式员工比“已经很幸运了”，“这是你自己选择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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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是的。我们就是一群不懂人情世故、按照大人的要求一路学习一路竞争、空虚寂寞的好学生。

可是，就算如此，正因如此，这也不单单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曾经的好学生不得不以泪洗面，这里也有社会结构的问题吧。

这些“好学生”的大多数，是一以贯之的好学生，所以也绝对不会站出来为自己发声。

不为自己发声的好学生的生存智慧，这正是《对不起，我是东大毕业生》作者中本所说的“东大女子力”。

中野决定为自己发声。她探讨高学历女性的痛苦，不是作为一个个体的经历，而是作为一个社会结构的问题来分析。她怀着九个月的身孕去参加研究生考试，采访了十五名高学历女性，完成了她的硕士论文，于是有了这本书。

全书行文是逻辑严谨的学术写作风格，但字里行间依然透露出她因考上了东大而面临的激烈挣扎。在怀孕、生育的人生阶段，高学历男性在成家之后理所当然地继续着以工作为中心的生活，而同样一路奋斗过来的女性则在家庭和工作之间疲惫不堪。

其实，现代男性也有同样的烦恼。在拙著《父亲们的挣扎》（PHP研究所，2016年）中我对此做了刻画。向来在职场上雷厉风行的男性一旦成为父亲，想要参与带孩子和做家务，就会陷入工作和家庭的两难。这里面的社会结构基本是男女共通的。

中野在书的结尾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教育的问题所在：

总而言之，这个社会不是平等地看待女性和男性，而是想“把”女性也“看成”是男性。所以在获取学历和社会地位上，对女性也提出了跟男性一样的“平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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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平等在教育阶段看似在逐步落实。但是，潜在于社会中的竞争模式和秩序本就是男性中心主义的，照料责任和女性在家庭领域所承担的角色往往不被重视。对此，现在的日本教育体系不但没有提出批判，甚至可以说是这一现象的共犯。

如果说日本教育体系的金字塔尖是东大的话，那么“东大”就是“共犯”的祸首。

当然问题不在于作为高等教育机关的东大，而是以“东大”为顶点和象征的偏差值等级制度和背后过度的竞争压力。这才是“共犯”的本质含义。在拙著《塾历社会》（幻冬舍，2016年）中我也描写了让孩子们争着上“东大”的教育体系的现状。

更进一步说，本书《东大女子》的问题意识正是基于《父亲们的挣扎》和《塾历社会》这两本前著的交叉点之上。

中野继续写道：

这里所指向的“男女平等”，并不是生理性别（sex）意义上的。它反映了社会性别（gender）秩序的历史和现状，女性一直以来承担了绝大部分的照料责任，而现在还要和“不负有照料责任的男性”在社会上“公平竞争”。

将这种“倒置的性别社会化”内化的女性，通常要等到怀孕生子，需要承担照料责任的时候才会意识到其中的不平等。

所谓“倒置的性别社会化”，就是女性试图否定自己的“女性特质”，渴望成为“名誉男性（特殊女性）”的心态。一直以来把自己当作“名誉男性”的高学历女性在直面生育问题的那一刻，会好像突然掉进陷阱里一般，发现“男女平等”的“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