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无利润销售也可发财

在中国每个城镇的每个地方，任何晴朗的日子都能发现这世上最袖珍、最简陋的零售点。有些是将货物放在临时搭建的搁板柜台上，但更多的仅仅是放在铺在地上的一方竹席上。搁板柜台或席子都不过一码见方①。这些单薄的货物往往是看似最没用的一堆玩意儿——歪歪扭扭的钉子，生锈的螺丝，坏纽扣，破门栓，开裂的碟子，一两个空香烟罐。这就像是孩子收集了一大堆难以名状的破烂，有模有样地玩开店游戏，这的确也就是自娱自乐的店铺，但玩家是老年人，不是孩子。每逢阳光明媚的早晨，你都能看到老顽童摊主们带着自己的宝贝蹒跚地走到心爱的角落。他们在那里摆好货物，小心翼翼地将锈螺丝从歪钉子上拧下来，坐着晒上一整天的太阳。遇上下雨，小铺就会歇业。这样的生活真是惬意。他们望着街上往来的人群，像看电影一样，同熟人聊天，与竞争商家闲谈，只要等得足够久，他们或许真能做成一笔买卖。可能有人恰好需要卖家展示的某种破玩意儿，就会付几个铜板买下。但这些老商人既不必担心是否有顾客，也不必提交销售报表。儿孙为他们提供床铺和住处，摆摊对他们来说纯属消遣，就像世界上别处的绅士们打高尔夫、掷马蹄铁或坚持到访不再需要他们的办公室一样。或许，其中某些老人的毕生梦想就是当店主，直到年迈才得以实现。如果他们的确希望这样打发时间，儿女们就会设法去满足他们，因为在中国，婴儿和老人家突发奇想的念头总会得到满足。

在许多外国制造商眼里，中国常规店主做起生意来跟这些看似白费力气、一时兴起的练摊儿也差不多——至少从利润角度来看是这样的。每当某种专营品牌因其优秀品质或广告攻势在中国畅销——通常两个因素都有，我们就可以断定，不出几周，它在许多零售店里就会以低于广告宣传价格乃至低于批发价或重置成本的价格出售。这种减价发展迅猛。中国的小零售店没什么秘密或隐私：这些店全部朝街开，商人无须离开自己的柜台就能看到对面的竞争商家在做什么，不仅如此，他们差不多还能观察到对面的每一笔交易。如果他发现某种专营品牌的香皂卖得很快，就会当机立断地将该品牌囤货提到柜台来，并挂出低于正常售价或竞争对手报价一两分钱的价格。与他竞争的店主则以更大幅度的减价来应对，一来一回，直到挨上牺牲利润的临界点，无人胆敢尝试再降一步。降价的消息迅速传开，整条街都知道了，其他街也知道了，无须多久，整座城镇都会以亏本价格卖香皂。

有些人认为，如此大减价将会产生更多销量，对香皂生意有好处。单论销量，的确在理，但这对降价品牌并没有半点好处。商家无法从中获利，自然没多少兴趣出售。他展示这种香皂，挂出便宜的售价，但等顾客来店，他努力推销的却是其他各品牌，而不是他看似在极力推广的那种。他甚至会说那个牌子不如从前了，他不太推荐，所以才会减价。如果大减价持续，所涉及的品牌就会背上无法赢利的黑锅。如果对该品牌的需求始终存在，经销商只好囤货，但他们心怀憎恶和反感，不会倾力出售。广告商不得不承担双倍压力，必须竭力唤起足够大的需求量，才能与经销商的厌恶之情相抗衡。推销进入恶性循环：品牌越受欢迎，价格压得越低，越是无利可图，销售商便越是努力推销其他品牌。

每种得到大力宣传的畅销专营品牌制造商都面临一个同样的难题：怎样迫使经销商以自身能够赢利的价格出售商品。这听起来可能很荒唐，但绝不夸张，因为没有哪家制造商能够完全做到。那些大型香烟公司在解决这个问题上比其他公司处理得更好：他们制定了含有延期折扣、神秘回扣以及免费商品待遇等政策的复杂体系。这些返还、折扣或免费商品待遇，厂家会先保密，受益人等到领取时才会知道究竟是什么。香烟以单品定价卖给经销商，但交易时厂家会提示，在未来的某个时间——比如当所有库存都卖完时，可以得到购货的现金返还或免费商品等额外奖励。一些厂家制定了更复杂、更诱人的激励政策，他们不仅每月发放奖励，还会设置一次春节前的年终大返还，年关时，人人皆需结清当年债务，大部分人急需资金——尤其是商人。无论竞争多么激烈，根据这些奇怪条款付钱买下货物的经销商在减价方面不敢太过分，否则自己可能也会跟着蒙受损失。这种销售政策需要经销商用上杂耍和走钢丝的技巧，错一步都会酿成大祸。技艺高超的表演者可以设出足够高的定价，既给经销商留出高额奖励，又能收获令人满意的利润。当然，那也可能带来麻烦：如果经销商在某季度拿到了令人惊喜的奖励，他们将期待下一季度同样能够收获惊喜；倘若令他们失望，他们就会积怨。

因价格被压到批发价或重置成本以下而受到影响的，仅仅是零售店里的几种品牌，但其他行业的确也有不少批发商会以购入价出售商品——这是一种常见的商业手段，更令人惊讶的是，他们靠这种滑稽的策略居然可以兴盛而发财。乍听可能令人难以置信，其实这种发财逻辑很简单，理解起来也很容易。比如，香烟制造商给批发商九十天的赊欠期，若是重要的大经销商，付款期限还可以更加宽松。中国借贷者通用的宽限期是全世界最灵活的，往往长达几周或数月。批发商会给可靠的零售商一个月的赊欠期，但不会超过一个月，与此同时，他还向小商小贩兜售以换取现金。就连数学水平一般的人都能看出来，倘若他自己争取三个月的赊欠期，给别人的不超过一个月，每月营销额为五千美元，那么他手头总归有两个月的营业额，即一万美元。

所有中国人都认为，手头有一万美元还发不了大财，要么是傻子，要么太倒霉，他们这么想多少也是有道理的。与那些身处资本充足、低利率国家的人相比，他有更多种能让资本迅速获取收益的合法途径。如果他比较保守，可能会成为银行家，以高利率发放小额贷款。至于利率高到何种程度，可从近期上海一桩诉讼案看出来：原告要求索回本金，外加每月10%的复利，他称那本是他轻轻松松就可以赚得的。法官则认为，如此索赔非常过分，因此未予批准；但倘若债权人以每月2%的复利索赔，法庭很可能就会做出有利于他的判决。新年时，双方甚至能够以更高的利率达成短期借贷交易，批发商无须承担任何风险，就能让钞票在几年内翻倍。如果他敢闯风险更大、回报更多的行当，就可以选择投资数家零售店，或不同行业的一家乃至多家批发商，如此一来，周转资金就会翻一倍、两倍甚至三倍。他可以通过买地和修建小店面来获取有利可图的稳定租金，拥有土地就能收到更多钱，买更多土地，修建更多商店，实现利滚利。

香烟生意只是众多能够通过无利润销售发财的行当之一。中国从美国进口大量的新鲜水果，主要是柑橘。按照约定俗成的做法，这种水果卖给当地经销商会提供三十天的赊欠期；现实情况则是，虽说进口批发商希望三十天之内收到付款，但通常还要等上很久。零售商一收到柑橘，就会抓紧时间在他的店里以略低于成本价的价格出售，还会让小贩走遍办公室兜售。他获取的销售额全是现金，很快就能积累起来，短期内也无须偿还。他用这些现金购买产自中国北方的新鲜水果，作为主营商品，如果他运气好，季节适宜，且市场形势大好，在必须为最初那批柑橘付款之前，他就能把存货翻几番，有机会增长两三倍利润。与此同时，美国水果商为上海水果生意提供了资金支持，并傻乎乎地赞助了竞争对手的水果销售。

营业额较少、赊欠期更紧张的小零售商无福享受这种利用他人现金赚取利润的黄金机会，却也能维持生计，过得很舒服，换在别的国家，商人可能无法凭借如此微薄的利润过活。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小零售商的固定费用很低。为了囤放广告材料、保障工人的住宿，我们曾在宁波租过一家小店：月租为中国货币六元，约八先令。按照其他国家的标准来看，这间小店不算气派，却很有代表性，中国的货物十有八九都是在这种店里售出的。主厅宽12英尺②，进深18英尺，没有侧门和窗户，白天临街排门全部敞开展示商品，晚间关闭。后面是石头铺地的小院，将商店和厨房隔开，楼上是几间卧室。

有了这样一间店，税又极低，店主不仅有了必要的办公区，还保证了全家的起居空间，一家人都住在这里，他只需赚取足够的利润来支付衣食花销和房租就可以了。资金问题很容易解决，他可以承接代销来获取商品；即便需要现金，整体开销也不过几百块。只要在货架上巧妙地堆叠空纸箱，就可以用极小的一笔投资做出气派的陈设，画面令人惊叹。你走进的每家店铺里面都塞得满满当当的，从地板到天花板，目之所及都是待售商品，但仔细看看就会发现，其中许多纸箱是空的，囤积的货物总价不超过一百美元。

不管店面多小，店主至少都有一位店员。在其他国家的小店里，店主有妻子帮忙，但若非身处底层家庭，中国妻子一般不会让经济压力干扰她最重要的工作——做一名贤妻良母。她不会像她日本姐妹们那样白天工作、晚上为人妻，也不会像日本妻子那样默默忍受日常虐待。她一心一意地照顾丈夫，为他修脚指甲、洗衣服，为他养育很多孩子，毫无怨言，除非万不得已，她绝不会帮他谋生。面对这种教条，中国丈夫即便不是完全赞同，也能坦然地接受。他绝不会逃避或分担养家糊口的责任，常被称为家中的“顶梁柱”。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丈夫在暹罗、马来亚等远东地区十分抢手，中国男子在那里轻易就能娶到漂亮姑娘。

雇帮手并不代表需要支付一大笔工资，学徒不拿工资。如果有空屋子，他可以睡在里面；如果没有，他可以睡地板。他和主人家一起吃饭，但要有所节制，特别是供全家人分享的猪肉、鸡肉等昂贵食物。店主也会为他提供必要的衣物，如果生意好，过年还会给他一件棉袄，或许再来点现金。两厢情愿，没什么不公平。小伙子得到的不仅是食物、住所以及缓解父母压力的机会，还有学习某一项技能的机会。日后他自己也可以开店当老板——而这，似乎是中国一大半人的抱负。

生意蒸蒸日上，店面扩大，就会雇佣新人，店里闲人总比忙人多，人手总是多于实际需求。走进任何一家零售店，看到店员人数不到顾客的两倍，那才叫奇怪。扩招店员时，店主并不会像评估学徒时那样随意以天赋、勤勉和正直程度等资质来挑选。无论他考查得多么仔细，都不能完全确定新员工是否拥有这些特质中的一种或几种，即便他们拥有这些特质，也不能完全确定他们是否会利用这些来为他的雇主牟利。挑选员工，店主自有一套更高效的办法。环视顾客所居住的街坊，他注意到王家人丁兴旺，却从没来他店里买过东西。时机一旦成熟，他就会把王家一名年轻卑微的小字辈招进来，他推测，此后来自王家的顾客定会源源不断——果不其然。与此类似，周家、林家、张家也会有年轻人被招进来，招工人数仅取决于附近有多少生意大到足以赚一笔的家族。不忙的时候——大部分时候都不忙，这些小伙子就会被派去观察自家亲戚是否会走进竞争店家，如果有人进去了，就需要展开家庭内部调解。

在提供服务、调控家族贸易利润额多年之后，伙计或能得到一小笔工资，再过很长一段时间，他没准还能成为合伙人。无论多少，所得工资都难以涵盖生活开销，但倘若某年利润很高，过年时花红可能会比较多。如果王家家族兴旺，家底足够丰厚，小王可能就不会继续同老雇主合伙，而是靠家庭赞助自己开店，随后，王家的生意都将整体转移到新店。实际上，那是合乎逻辑的常见发展趋势，也能解释为什么中国店铺甚多，大店却少之又少。多数情况下，大店之所以存在，很可能是由于那个家族人丁兴旺，无须雇外人做帮手。

尽管中国商人会将货物堆放在一眼就能看见的地方作为生意兴隆的证据，他却很少投资新展示柜、玻璃橱窗或其他那些让英国零售商沾沾自喜的虚荣之物。其中有两个原因——两个毫不相干的原因。如果他生意好，自然不愿改变店面或办公室的环境、打破原有的好风水。另一个原因更实在。商品是可以出售的东西，或许还能赢利，但无论如何都有市场。设备，比如展示柜和桌子，属于长期投资，会给顾客留下坏印象。毫无疑问，愿意在这种事情上花几千块钱的人，终究会想办法把钱从顾客那里赚回来。买家的本能告诉他们，比起那些甘于屈就简陋陈设的店主，这些热衷于花哨摆设的人更贪图利益，更应该提防。

许多来上海的游客都不会错过一家闻名世界的丝绸店。它的确名不虚传，能拥有如此之多美丽织物的店铺，全球仅此一家。邦德街③商铺里的那些宝贝，跟这家的丝绸比起来只能算得上俗丽。然而，单从店面并不能看出它的价值。这家店位于一条不起眼的小街，没有玻璃橱窗，油漆也已剥落得只能看出一种颜色。店内地板用的是便宜的木料，磨损严重，有的地方还开裂了。在英国很难找到如此寒酸的柜台和展示台，经理的办公桌破旧得连英国跑腿小伙计都不愿坐。要是拿去拍卖，整个店面的家具和固定设备或许还抵不上一辆品相良好的二手车。但摆在这些廉价松木柜台上的丝绸，绝对是珍品！况且这家店财源不断。就连生意平淡的一天，收入也会超过全店家具和固定设备的总额。

同一条街上几个街区开外，是全中国最大的烟草公司，放在哪里都能算作兴旺发达的典范。公司入口处堆满了打包箱，来访者不得不绕道而行。通往办公室的昏暗楼梯道又窄又陡。小小的办公场所十分拥挤，整个地方看起来就像是乱糟糟的兔子窝，只是大到可供人类走动而已。此处唯一可以亮明家底的，是几名全副武装的俄国保镖，他们的存在是为了保护富有的老板免遭绑架。那伙人很清楚，向这种大亨索取百万赎金绝不在话下。这位烟草百万富翁就是在这样一间办公室里白手起家的，他在这里发家致富，没有什么能够诱惑他换地方。就连扩大私人办公室的窗户，促进空气流通和增加采光，他也不愿意。

能够拜访纽约的大广告商是一种荣幸。那里的公司处处都在炫耀建筑师和室内装饰名家的艺术品和技艺。伦敦、巴黎和柏林的大广告公司都拥有上档次的办公室，看上一眼就难以忘怀。但我绝对无法想象中国广告客户在那种光鲜亮丽的地方签单。一跨进门槛，他就会本能地估算起地毯的价格、现代风家具的价格以及接待处美女的工资。他只会得出一个结论：“日常运营太奢侈了！都是表面功夫！这些东西很费钱，得有人埋单，但绝不会是我。我得找一家向我卖广告服务而不是室内装修的。”

潮流和观念一直在变，眼下中国变得最快。办公场所的潮流也在变。留过洋的中国人和它有点关系，上海迅猛发展的房地产和它更有关系。留美归来的学生带回了玻璃板和成套的钢家具，也带回了这样一个想法——中国的进步有赖于接受这些橱窗展示手段。其中有些人劝动了父辈，但大部分还是劝不动。

上海发展房地产的时机日臻成熟，一些金融家已经有所打算。邋遢的老楼被推倒，更新、更精致、更昂贵的楼房拔地而起，我们不得不支付更高的租金。电梯代替了楼梯，玻璃橱窗和现代办公楼的其他设施也出现了，城里的家具风格自然而然地跟着变了，其中有一些从方方面面来看都能体现出现代感。但大部分情况下，这些配有高档家具的光鲜办公场所都是外国人在用。新楼建好之后，老楼空出来一部分，中国人以低于往常的租金入驻。想让中国人入驻配有上好家具的现代办公楼，那就等上海整座城市几乎重建、再也没有寒酸的老楼、二手家具店尽数倒闭吧。

尽管在零售店打杂的伙计很少拿到固定工资，但这并不代表他们没钱可花。在有些店里，伙计手头的小钱可能还不少。根据不成文的老规矩，到店的东西，除货物外都归店员，那是属于他们的废品。这些东西包括箱子、桶、板条箱以及其他包装材料、货物样品和全部广告材料。包装箱是头等奖，仔细拔除钉子后，木板就能分拣出售。木板能卖上很好的价钱。除了可忽略不计的以外，中国绝大多数木材都是进口的，经船运发往没有当地供应商的内陆地区之后，价格则会因为运费一涨再涨。在某些地方，包装箱单块木板的价值可能是从海外锯木厂运来时的四五倍。对一个生活在内地的中国人来说，劈了包装箱当柴火简直荒唐至极，这好比生活在木材大国的居民劈了家具当柴火一样。

许多试图精简中国包装箱的制造商发现，这个实验得付出高昂的代价。如果一家商店囤了两种竞争品牌的沙丁鱼，一个包装在转售价值为三十分钱的箱子里，另一种包装在转售价值为十五分钱的箱子里，无须多想就知道店员会努力吆喝哪一种。装在十五分钱箱子里的品牌将会被推到不碍事的角落里，另一种则被推向顾客。在中国，纤维板纸箱用得很少。这种材料在华生产，广泛用于出口包装，但很少有制造商敢用它们装载运往中国内地的商品。它们没有多少转售价值，包在里面的任何商品必将遭遇销售者的冷眼。反过来，另一些制造商则会故意使用更重、更值钱的箱子——并非出于货运需要，而是为了增加转售价值。这种额外成本会使批发价增高，最终转嫁给顾客，但店员从中得益，大家都满意。若想让自己的产品在中国站稳脚跟，却不太了解自家包装箱和其他容器的转售价值，只能说连在中国做生意的基本常识都没有。从另一方面来说，能够设计出低成本、高转售价包装箱或其他容器的制造商，则会走上成功之路，可能无须广告代理相助，产品就能大卖，从而获得高额利润。

交给零售商的用于在顾客中分发的样品也会和包装材料归为一类，如果量足够大，那就更有价值了——不是作为促销手段，而是方便店员创收。中国人懂得生活的艰辛，看见掉在地上的无主铜板都要捡起来，他们无法明白怎么会存在赠品这种玩意儿。如果某样东西有价值，哪怕是本该免费的样品，他们也会乐意付钱。结果，一些制造商满怀希望地将样品发给零售商，店员却直接出售，收来的钱正好拿去买烟。由于一个牙膏品牌的购买者大多是该品牌的老顾客，样品通常会以极低的价格卖给他们，所以制造商分发试用装反会导致标准装销量下降，利润没拿到手，反遭损失。他还开了个坏头，因为店员一旦发现制造商居然傻到免费赠送可以出售的好东西，就会不停地向他施压，让他发更多的样品来。

我不时在美国广告杂志上读到成功的促销计划，某些新产品的制造商通过慷慨分发正装大小的试用装，让自己的产品一夜间家喻户晓。这些方案大同小异。读者从报纸上剪下赠券，拿到指定销售点换取广告中的物件。有时，商家告诉读者可将赠券交给任何一家与制造商有协议的经销商，后者会从自己的库存中取样品，随后制造商会根据收取的赠券以零售价补贴销售商。这个计划一定很棒，否则制造商们不会纷纷采用的。但一想到在中国尝试这种事儿会发生什么，我就要瑟瑟发抖。

我们以这种批发赠品计划为蓝本，稍做变通，试验过两次，结果都很惨。第一次恰逢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一家颇有声望、十分保守的英国老公司接管了一家纽约公司的代理权，后者生产制造爽身粉、廉价香水以及其他小玩意儿。纽约制造商自信十足，洋溢着战后繁荣带来的自信与活力，往上海寄送了上千份试用装以及他们在美国各城市促销时采用的详细活动方案。基本流程无非就是邀请读者持赠券前来，索取内含爽身粉、香水、香皂和牙膏小样的试用套装。

这家英国公司不仅接管了香水代理，也继续对接我们的广告服务，要求我们将该计划付诸实践。我们极力反对赠品方案，建议将样品以十分钱的低价出售。这家颇有贵族派头的老公司的经理从前接手的都是更重要的东西，比如棉织品、机器设备以及染料，伦敦上司让他来接管这条美妆产品线，他多少有些懊恼。我们建议赠品收费自然让他火冒三丈。他问，难道我们觉得他在开小店吗？难道我们认为，他们接管了这种垃圾产品线，就要堕落到乞讨邮票、向苦力要铜板的地步吗？最后，刊登的广告称免费发放，但我们故意只选了一家当地报刊登出——发行量最少、我们预测效果最差的那家。

广告刊登后的次日清晨，那家代理的办公室还没开门门口就已经挤满了人；一小时后，整条街都被堵上了。他们分发赠品不够迅速，人群变得难以控制。还有人用砖头砸碎了玻璃窗。巡捕被叫来开道，否则车辆无法通行。最后，经理被拖上治安法庭，被指控阻碍交通，罚款五镑。

几年后，我们又参与了一次类似活动的执行，我们希望，制定的方案至少能保证我们不必在治安法庭上露面。我们的计划是，每人凭报纸上剪下的赠券换取一块标准装大小的新品香皂。我们安排了四十个不同的兑换点分发样品，这样无论需求量多大，都能够分散开来，不会造成大麻烦。为避免伪造赠券等各种小伎俩，该计划被严格保密，只有少数几位执行人员知道。最初发往报社的广告丝毫没有提及赠品分发，等到最后一刻我们才发送新印版替换。那一晚，我们得意扬扬地躺在床上。

第二天，我们发现自己得意得过早。在报纸印刷的过程中，有人发现了赠品分发活动，很快，上海所有报童都知道了。他们迅速增加了订货量，因此增印了一万份左右。然后这些报童将所有报纸的赠券都剪下，将被剪过的报纸送到指定用户家或当街出售。八点兑换开始时，他们已经在那里等我们了。

当然，我们明确了每人只能拿一份赠品，这一说法从理论上来看毫无漏洞，但用于实际操作却再蠢不过了。我们试着给口袋塞满赠券的报童讲这个规矩，他们却雇来一批小男孩，后者每兑一份赠品就能得到一个铜板。这种活儿其实非常适合投机者，他们坐在附近的茶楼里，轻轻松松地将自己不花一分钱就拿到手的香皂堆积起来。一天内，我们发放了价值几千美元的赠品，据我们所知，超过十分之九都落在报童手里。他们将香皂赠品卖给经销商，再由后者低价出售。新品牌上市不出六个月就被扼杀在摇篮里了。

每当我们将广告材料运往中国各处时，都会向海关宣称“无商业价值”，以避免关税评估。这一说法在运送内含广告材料的文件时再常见不过了，但它完全就是假话，至少在中国没这回事。我实在想不到一样毫无商业价值的东西。最朴素的传单和广告招贴都能派上用场，尽管与其发放初衷风马牛不相及。它们常被用作包装纸，或粘在一起扎成结实的鞋垫。有个老说法称，宗教宣传册正是因此而得以广泛流传。印单页的传单可以写字，还能做成好看的信封。月份牌广告画也卖得不错，有时甚至能卖上好价钱。我们曾为一家美国香烟公司制作大幅的平版印刷月份牌，定价二十五分，轻松售出——还赚了好几分钱。中国人买月份牌广告画当艺术品，用于装点家居，他们毫不介意上面是香烟还是鱼肝油的广告。在上海以及其他大城市，都有专门出售月份牌的经销商。金属标牌也很值钱，尤其是那种英国广告商在伦敦公交用过，并因此认为应该在全球推广的厚搪瓷广告牌。这些搪瓷牌很适合做小火炉。苏州某家店多年来都在出售这种用苏格兰威士忌广告牌做的小火炉。店主似乎拥有源源不断的材料，或许他某个侄子的雇主是个拥有威士忌代理行的英国人。

要想在伦敦的高端店铺工作，必须通过一种员工效率测试，中国店员怕是很少有人能够通过。但他们似乎全都可以本能地做到一件能让世界各地零售商都心花怒放的事情——拿到一张钞票或一枚硬币，他能够一口报出面值。他会拿起来举在你面前，如实报出“五块”或“十块”。在中国，绝不会有这种争论或误会：找钱时，顾客声称自己给的是十块而不是五块。美国密尔沃基（Milwaukee）一家百货商店的经理来上海时告诉我，为了把这种本事教给他的收银姑娘们，他耗资数千美元，但她们毫无长进。他在上海走访了多家零售店，我猜，为了享受店员当面清点面值带来的乐趣，他肯定买下了不少小玩意儿。当他启程离开中国返回美国时，他告诉我，没有一名中国店员报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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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1平方码约合0.84平方米。——译者注

②1英尺约合30.48厘米。——译者注

③Bond Street，位于伦敦市中心的购物街，汇聚各种精品店。——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