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趋公惟谨、明哲保身

宗室王公在清代长期保持趋公惟谨、明哲保身的政治心态。这与宗室王公的权势消长大有关系。清朝入关后，随着皇权日益巩固，宗室王公分领二十四旗、兼议政事之局面发生巨大改变。在乾隆皇帝废议政王大臣会议后，宗室王公才识日退，即便有贤名者也只是取青妃白、讲求诗文对仗而已。从此，宗室王公逐渐退出了政坛。

皇权巩固之后的清王朝，宗室王公群体的特殊性在于，他们存在着“主”与“奴”的双重身份。身为皇室懿亲的宗室王公，被尊为“天潢贵胄”，与皇室休戚与共。相对一般满汉大臣，他们长期存有身份等级上的优越感。然而，王公群体面对皇帝，又是所谓的“奴才”。他们长期担任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等侍从武职，负责扈从皇帝。伴君如伴虎之局面，常使得宗室王公感叹在宫内不敢多行一步路、多讲一句话。尤其是近支王公，与皇室血脉相连，还必须与皇权保持一定距离，以表示自己无觊觎皇权之意。[1]故而，在生活状态上，宗室王公群体常常表现为不问政事，以追求闲适、安逸之面貌、心境示人。即使宗室王公奉命参与政事，也事事顺从皇帝之意愿，呈现出趋公惟谨、明哲保身的政治心态。

这种局面到了晚清有所改变。辛酉政变后，形成因皇帝稚龄、太后垂帘听政的局面，协助促成这种局面的宗室王公也逐渐受到倚重，开始参与中枢决策。晚清时期，宗室王公从政者日多，其政治地位也随之发生变化。亲王入值军机、管理总理衙门遂成为不成文之定制。辛酉政变后，先后有恭亲王、醇亲王、礼亲王、庆亲王入值军机处、总理衙门。然而，为了防止统治大权旁落，皇室也对王公进行提防。慈禧太后当政之初，倚重恭亲王奕訢，封其为议政王，又令其首领军机、总署，总管内政外交。但慈禧熟悉政务后，便多次打压奕訢，最终将奕訢投闲置散十年。

鉴于皇室对宗室王公秉政掌权的提防与限制，继恭亲王奕訢后入值军机、总署的宗室王公大都谨慎小心，于政务不轻易表态，被时人论以“均坐耗廪禄，以尽余年”[2]。除入值军机处、总理衙门的宗室王公外，其余宗室王公也大都保持相似的政治心态。他们虽屡有奉命从政者，但为防止皇室之猜忌，并未因皇室一时之倚重而积极参政。晚清时期宗室王公也常常训令其子弟如若奉命当差，则必须谨慎行事。晚清时期在易州护陵的贝子奕谟，对其嗣子载涛及幼年丧父的侄子载沣、载洵兄弟三人多有教诲之书信。通过这些书信，可见在对幼年王公进行教育时，宗室王公虽强调其子弟必须勤奋向学，但对于参与政事，则告诫其必须谨慎自持。在奕谟的信函中，他谆谆教导载沣兄弟三人勤奋学习，不断寄语：“诗、书、弓、马须用心肄练，切戒怠荒，是为至嘱”[3]，“天气渐凉，宜小心保养，不可恃强，用心向学，是为至要”[4]。他又命载沣等人以“年岁渐长，日臻老练”的载泽为榜样，“正好趋步后尘，再加以勤谨，不可懒惰，酒食征逐固不可行，戏谑诙谐尤宜深戒，谦和接物，静默持躬，终身行之，可无愆咎”。[5]因载沣即将岁满当差，奕谟针对性地劝诫其不要因奉派差使而耽误学业：“每早趋公之外，归家仍须照常肄业，年华易逝，学问无穷，称（乘）此英年，须勉为有用之学，期为世用也。”他还令载沣如奉命御前行走，“尤当收束身心，谨慎自恃”，教导载沣在扈从皇帝时，尤其需要谨慎当差。[6]

宗室王公又因其天潢贵胄之身份，在清代享有经济特权，坐享爵位俸禄及庄园收入，不愁生计，故能在生活上多追求享乐，而又常常以不问政事、畅游山林、喜爱吟咏之生活状态示人，以显示他们无意于政治权力。如定郡王溥煦，不仅自身怀有恬退之心态，也不愿子孙角逐名利，多次阻拦子弟进入政坛，称“不愿尔辈与世角逐者，以家足温饱，世衰道微，徒劳自苦尔”[7]。奉命从政的大多数王公，也往往另置别业，辟为花园别墅，以备游赏避世。晚清时期，与王公群体有所来往的大臣之日记，留有不少宗室王公在园林中畅游的记载。翁同龢在其日记中记载醇亲王奕譞新建适园，邀请亲朋欢聚：“陪殷谱经，坐有惠王、谟公、澍贝勒，遍游各处，台树池石殆以无过。”[8]荣庆亦在其日记中，用极其优美的文字记叙他与亲朋同游庆王奕劻之别墅：“天气嫩明，惠风和畅。……同游劻邸别墅，亭馆院落，备极清华。海棠正放，柳线垂青，梨杏桃竹之属交加左右，绿堂红雨掩映座中，洵西城一名园也。”[9]除了沉浸于山光水色中，王公们还表现出附庸风雅之状，常常雅集吟咏，书画往来。恭王奕訢、醇王奕譞、庆王奕劻与贝勒奕谟俱好吟咏雅集。宗室王公与其他大臣的诗文唱和之作，有迹可循的有：醇王奕譞与翁同龢，恭王溥伟、贝勒载滢与徐琪，醇王载沣与荣禄等等。庆王奕劻不仅对书画有专长，还有收藏书画的雅好。翁同龢曾写诗称其“家家画团扇，字字绣弓衣”[10]。翁同龢在其日记中屡次记载奕劻邀集其他大臣赏鉴书画、展示藏品。[11]从存世的宗室王公之诗文集、书信也可窥宗室王公此种心态之一斑。例如贝勒毓朗，他早年不愿事务缠身，追求的是乡间田园生活，伴以花木，享受闲适安逸。描摹他这种近于隐逸心境的诗歌，在庚子前比比皆是。毓朗对于处理政务并不感兴趣，将之称为俗务，并称“莫随俗吏莫随僧，吏太牢缠僧太清”[12]。毓朗的生活样态是：“自乐安闲厌奔走”[13]，“懒性从来乐山水，到此徘徊不能归”[14]，“人生驹隙良足惜，不须与子问东流”[15]。总体而言，宗室王公群体在庚子以前，表现出不愿过问政事、追求享乐生活的状态，即便奉命从政，也呈现出趋公惟谨、明哲保身的政治心态。

晚清时期，宗室王公襄助慈禧太后促成辛酉政变，形成太后垂帘听政的局面，个别王公由此参与中枢决策。皇室也逐渐起用宗室王公参与政事，入值军机。为防止宗室王公大权独揽，皇室对王公之提防胜于笼络，故而在慈禧太后熟悉政务后，逐渐打压掌握中枢权力的宗室王公。皇室对宗室王公秉政掌权的提防与限制，使得其他宗室王公为防犯忌而表现出无意于政治的状态。同时，宗室王公作为特权阶级，他们的身份等级所带来的经济特权，已能保证其富足的生活，所以他们并没有通过谋求政治权力来获得经济利益的强烈意愿。基于这些原因，宗室王公群体，此时的主体政治心态表现为趋公惟谨、明哲保身。庚子前后，随着政局的变动，宗室王公群体的这种政治心态，发生了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