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立德：事不避难，义不逃责

作为著名学者汤用彤先生的哲嗣，汤一介先生继承了家族“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的家训。如果仅就学术成就而言，汤用彤先生在玄学和佛教研究上的许多贡献或难以超越，但以学术和事功综合看，汤一介先生亦可以说得上是“光前裕后”，做出了他自己的独特贡献。

如果以孔颖达“创制垂法，博施济众”这样的角度来理解立德的话，那么立德的主要目标有两个：一是建立一种规范，二是让许多人受益。汤一介先生的很多工作都是具有建立规范的意义的。在1980年代，百废待兴，思想学术领域以引进西方的学术思潮为其主流，当时“走向未来”“文化：中国与世界”等译介西方思潮的丛书风行一时。而在这一时期，汤一介先生则创建“中国文化书院”，颇有新文化运动时期“学衡派”的影子。在社会上盛行对传统文化进行否定性的评价的情势下，文化书院则力图改变几十年来人们对儒家彻底否定的思维定势，重新建立人们对文化传统的温情和敬意。这样的做法为1990年代国学热的兴起，乃至进入21世纪之后中华文化的全面复兴奠定了基础。

如果将“博施济众”抽象地理解为乐于帮助人，反映在汤一介先生身上，则是热心社会公益事业，并对学生的学业和生活都多有关照，也培养了许多学生，他们中许多人已经成为中国学术界的骨干力量。

就我个人的体会而言，汤先生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与乐黛云先生的坚贞感情。在他们婚后不久，乐先生就因为“右派”被下放，许多人让汤先生划清界线，但汤先生始终以“乐黛云同志”称之，而被当时的主事者批评。他们二人自喻为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互相砥砺、互相启发。在乐先生的眼里，汤先生“做事情一板一眼，自己很累，看别人做不好又担心。他想得多，总是很忧心，不像我，做不好也不会遗憾了。汤一介知识广博，却几乎没什么其他爱好，不抽烟，不喝酒，不爱应酬。喜欢听的歌也就那几首，喜欢看的就是几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好莱坞电影，知心朋友也就几个。他是个恋旧的人。汤一介生活很朴素，吃的菜就那几样，对穿也不太讲究。他冬天戴的帽子是毛线的，想给他换一个皮的或呢的，他死活不同意。在很多人的眼中，汤一介性格内向，他其实是个很重感情的人，很爱小孩，也很喜欢年轻人，但是他不大表现出来，和他聊久了，他会把掏心窝的话都说出来。”汤先生对年轻人的关心，许多与他有交往的人都深有体会。他经常会阅读年轻人的作品，看到其中的优点，他会加以鼓励，使人如沐春风。

许多人对于汤一介先生曾参与“梁效”写作组、担任材料组组长的事情多有微词，对此，汤先生并没有避讳，他自己很诚恳地说，参加“梁效”是一个错误。但我同意这样一种看法：“虽有过错，无心为恶。”如果我们脱离具体的历史环境去评判一个人的行为，就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如果我们翻开1949年之后的历史，就可以发现，汤一介先生的父亲汤用彤曾担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亦因为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过程中，难以把握政治形势而备受煎熬，最终导致脑溢血突发。汤先生的夫人乐黛云先生，亦被划为“右派”，遭到下放。汤先生自己亦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而1973年由上级组织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大批判组，几乎集结了当时最为著名的人文学者，其中就包括汤一介先生。汤先生后来回忆说，当时是作为政治任务来接受的，“党委书记就奉命找我们，说：毛主席要你们去编‘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从我个人讲，我当然很高兴，是毛主席的命令。再加上我有些个人考虑，‘文化大革命’开始我就是‘黑帮’，挨了一两年批判。1973年正好在反右倾回潮，从学校讲，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招了一批工农兵学员，当时我在学校管工农兵学员的学习，我就觉得过去我们只让工农兵学员学‘毛选’是不行的，可以学点逻辑，又和一些教员编了一个《认识论》提纲。反右倾回潮就说我是右倾回潮：你怎么要离开毛泽东思想来写一些东西？大字报就出来，正好那时候毛主席说你们去编那个东西，我就正好躲过反右倾回潮这个关了，否则肯定又是挨批判了。我就很高兴地参加了‘梁效’。”因此，如果我们还原那个时代，便可以了解，在不正常的政治环境下，如果简单地从道德批判的维度来评判人物，反而会导致“以理杀人”的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