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立言，从真善美到新轴心时代的文化思考

汤一介先生曾经说过，他真正从事中国哲学和思想的研究已经是五十三岁以后的事了，在此之前，他最好的岁月被无数的政治运动所消磨。因此，他并不认为自己是哲学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普通中国人也不敢想自己可以成为哲学家，因为所有的思想的创造都被归到政治领导人那里。但是，汤先生始终坚持不懈并乐此不疲的事就是思考，而且在不同的阶段，都提出了很具有启发性的观点。2014年7月，在《汤一介集》出版座谈会上，他总结了自己的思考历程。

他回忆说，1980年代主要考虑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是真善美问题。这个思考是为了回应牟宗三先生的“内圣开出新外王”理论即认识论的说法。汤先生认为，应该从一种新的角度，即从真善美这三个方面来考虑哲学问题，亦即知行合一、天人合一和情景合一这三者的统一。第二个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框架问题。针对许多人认为西方文化是超越性文化，而中国文化则具有内在超越性的观点，汤先生提出了普遍和谐的问题。他认为内在超越落实到人的实践（包括政治、社会各个方面），以及人的自我道德的提升，才有意义；如果不落实到这个方面，就没有实际的效应。内在超越是中心，往上提升到普遍和谐的问题，往下落实到政治、社会实践方面的问题。而这两个问题构成一个框架，一个中国哲学的框架。

汤一介先生在1980年代的重要贡献还体现在对魏晋玄学和早期道教的研究上。汤一介先生的学术起步显然和他父亲汤用彤先生的研究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作为助手，参与整理过汤用彤先生的一些著作，1980年代初，汤一介先生便以“魏晋玄学”为专题开设课程。这既可以看作是他对父亲未竟之业的延续和完善，也是他自身学术方向的开掘。汤一介先生在讲授魏晋思想的时候，强调通过对外来思想文化与本土文明之关系的揭示，加深对中国文化自身特点的了解。他从概念范畴体系入手来研究中国哲学，避免简单地搬用西方的概念，并着重分析哲学家建立他们思想体系的特有方法，揭示思想发展的内在规律性。课堂讲义后以《郭象与魏晋玄学》为题出版。对于这本书，傅伟勋先生认为其“诠释学创见”足以与钱穆先生的《庄老通辨》和牟宗三先生的《才性与玄理》相媲美。

汤用彤先生晚年亦治道教，有《读〈道藏〉札记》等发表。受父亲影响，汤一介先生也较早地涉入这一领域。1988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一书问世，汤先生认为自己这本书有五个亮点：一是在“绪论”部分对宗教的本质做了探讨，提出限定和判别宗教形态的若干标准，这成为他往后论述儒、道、释诸家时所遵循的基本认识。二是大胆肯定宗教的价值，力辩宗教不同于所谓的“迷信”，廓清了长久以来人们认识上的误区。三是在史料鉴别上比较用心。四是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南北朝时期的佛道之争，于问题有所深化。五是提出了对《太平经》的一些新看法，而与时论不同。

1990年代，汤先生首先关心的是文明冲突的问题，触发点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他指出，如果文明不能共存，世界就将成为一个混乱的世界，一个你争我夺的世界，所以我们怎么看世界？就是要看是文明冲突还是文明共存。第二个问题则是中国现代哲学的转型问题。

进入21世纪，汤先生关注更多的是哲学理论问题，延续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的思考，构想创建中国解释学的问题，即中国思想的叙述和建构的问题。其次是儒家伦理与中国现代企业家精神的问题。他深感在中国没有建立起一个当代企业家的精神家园，因此就想到能不能根据儒家的伦理，来建设现代企业家的精神家园。再次就是新轴心时代是否能够到来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是重建文化发展范型的问题，他说：人类必须追求新的轴心时代，以使人类社会重新燃起火焰。而这其中，中国文化必须发挥作用。

再有一个问题是儒学与普遍价值的问题，汤一介先生从文化共存的思路出发，认为应该挖掘不同文化中间具有普遍价值意义的因素，不应该只承认西方哲学有普世价值，而不承认各个民族文化中间都存在具有普世价值意义的因素，因此我们必须把普世价值与普世主义分开。

汤一介先生在生命的最后阶段，还在写文章，其中一篇是关于“儒释道三教归一”问题的。还有就是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他认为儒家与马克思主义都是实践哲学，都注重人的社会性存在，也都关注辩证法，并认为儒家注重和谐的辩证思想对现代社会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2014年，习近平同志专门探望汤一介先生，在谈话中，关心了《儒藏》编撰问题，肯定汤一介先生为中华优秀文化传承、发展、创新做出了很大贡献。我觉得这个评价对于汤一介先生来说是实至名归的。目前，中国社会处于急剧的变革过程中，在经济强大的同时，如何为中国的持续发展提供价值资源是所有思想工作者的责任。这就要求我们要有包容精神，以融汇新知、昌明国粹的态度，吸收中西优秀文化，站在世界的高度思考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问题。汤一介先生的思考，并不是一个终点，我们应该将他的思考视为可以站立的肩膀，从而为中国社会的进步贡献力量。

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　干春松

2015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