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乱

纯洁

那时我们住在一所租来的房子里，在我的童年岁月里，我们一家住过许多这种地方，这既不是其中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恰恰是在我们搬进这所房子后不久，父亲向我们宣讲了他所谓的“租来的生活”的哲学。他声称不可能有别的生活方式，以为可以选择性地尝试这种生活，这是最糟糕的自欺欺人。“我们必须积极拥抱‘非所有权’的现实，”我母亲、姐姐和我一同坐在租来的房子里一张租来的沙发上听他居高临下、手势沉重的演说，“没有任何东西属于我们。一切事物都是租来的。我们的脑袋里充满租来的观念，由一代人传给下一代。不论你的想法最终落脚到哪里，那都是无数其他人的想法落脚并且留下过印记的同一个地方，正如其他人的腰背也在你们现在坐着的这张沙发上留下过印记。我们生活的世界里，每个外观，每种观点或激情，这一切全都被陌生人的身体和头脑沾染过。虱子——从其他人那儿传来的智力的虱子、身体的虱子——在任何时候都爬满我们全身和周围。这是无可逃避的事实。”

然而，在我们住在这所房子的日子里，我父亲最热衷于逃避的恰恰是这一事实。这是一个虱子格外多的居所，位于一个糟糕的社区，而周边的社区甚至更糟糕。这个地方也略微有点神神鬼鬼的，那几乎是我父亲选择租住地的标准。事实上，我们一年会有好几次打包搬家的经历，并且前后两个居所之间总是相距甚远。每次我们刚刚搬进新租来的房子，父亲都会宣称这是他能够“真正完成某件事”的地方。过后没多久，他就开始花越来越多的时间待在房子的地下室里，有时会连住几个星期。我们其他人被禁止闯入父亲那个地下王国，除非得到他明确的要求去参加某个项目。大多数时候我是他唯一可用的臣民，因为母亲和姐姐经常外出“旅行”，具体是怎样的旅行，她们回来也对我只字不提。父亲把她们的缺席称作“未知的休假”，以此掩饰他对她们行程的一无所知或漠不关心。我说这些，丝毫不是要抱怨自己受到冷落（我也完全不想念我的母亲，以及她那些污染房子空气的欧洲香烟）。像家里的其他人一样，我很擅长找到某些充满激情的方向，让自己过得充实无比，完全不在意自己的激情是不是租来的。

一个深秋的傍晚，我在楼上自己的卧室里，正为出门找乐子做准备，突然听到门铃响了。对我们这家人来说，这堪称非同寻常的事件。那时，我的母亲和姐姐正外出休假，父亲已经多日没出地下室露过面，因此，应付这令人诧异的铃声的任务就落到了我的肩上。搬到这房子里以来我就没听到过门铃响，我也记不起自己在童年的随便哪个出租屋里听到过。（我一直认为，由于某些原因，父亲每次一搬进新家就会把门铃切断。）我犹犹豫豫地挪动身子，希望这不速之客最好在我走到门口之前就离去。门铃又响了。幸运并且难以置信的是，父亲从地下室里冒了出来。我刚好站在楼梯顶上的阴影处，看着他的大块头穿过客厅走向前门，一边脱掉脏兮兮的实验室外套，丢进角落。我自然以为这位访客是父亲正在等待的，也许同他在地下室的工作有关。然而，情况显然并非如此，至少在楼梯顶上偷听到的对话告诉我不是这样。

从说话的声音判断，访客是个年轻人。父亲用一种直率而友好的口气邀请他进屋，其实我知道那态度完全是强迫式的。我好奇的是，不知他能在对话中把这种并非其典型的腔调维持多久，因为他让那年轻人在客厅里坐下来，好让他俩“闲闲地”聊一会儿，这种用词从我父亲口中说出来真是怪异极了。

“先生，我在门前就说了，”年轻人说，“我来这个社区是要向大家宣传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组织。”

“信仰公民。”父亲插嘴道。

“你听说过我们？”

“你上衣翻领上钉的纽扣上写着。这足以让我理解你们的主要原则。”

“那么，也许您有兴趣给我们捐款。”年轻人说。

“我会的。”

“那太好了，先生。”

“不过我有条件，你得让我挑战你们那些可笑的原则——真正地检验一下。其实我一直期待你，或者像你这样的人出现。把你带到这栋房子里来的，几乎像是一种幸运的因素，假如我真的相信这么荒谬的事情的话。”

我父亲短暂的直率而友好的态度结束了。

“先生您的意思是……”年轻人困惑地皱起眉头。

“我会解释的。你脑子里有两个原则，有可能就是靠它们才把你的脑子给拢到一块儿的。第一个原则关于民族、国家，就是母国、乡土之类的那一整套喧哗。第二个原则关于神祇。这两个原则里面都没什么真东西。仅仅是毒害你头脑的杂质。一言以蔽之——信仰公民——你们合并了三个主要原则中的两个原则——或者说杂质——必须被清除，彻底抹掉，好让我们这个种族开始对存在有一种纯粹的概念。没有纯粹的概念，或者近乎纯粹概念的某种东西，一切都会是灾难，并且始终是灾难。”

“我明白了，您并不打算捐款，先生。”年轻人说，而我父亲把手揣进裤子的右边口袋里，掏出一把卷成团并用粗橡胶带扎紧的钞票。他把钱举到年轻人的眼睛前面。

“这是给你的，但条件是，你得让我从你的脑袋里把那些可憎的原则清除掉。”

“我不相信我的信仰只是存在于我脑子里的东西。”

直到此时，我还认为父亲戏耍这个年轻人纯粹只是为了消遣，也许是为了从过去许多天他过于紧张地投入的工作中轻松一下。然后我听到父亲的话里出现了一种不祥的转变，表明他从自己一直扮演的老派偶像破坏者变成了对那个年轻人来说是毫无顾忌全无原则的家伙。

“请原谅我。我无意暗示任何类似的东西仅仅存在于你的脑子里。这样的东西怎么可能是真的呢？因为我很清楚，这一类型的某种东西就住在这个房子里。”

“祂存在于每个房子里，”年轻人说，“祂无所不在。”

“是的，是的。但是，像这样东西在这个房子里非常多。”

我怀疑父亲说的是出租屋里闹鬼的状况——尽管这几乎并不值得描述。我自己就协助他搞过一个同这事有关的小项目，想要搞清楚这状况到底意味着什么——至少我父亲想要做出解释。他甚至允许我保留这个“一阶段实验”的一件他所谓的“纪念品”。我几乎可以肯定，当我父亲说到地下室时，指的就是这种状况。

“地下室？”年轻人说。

“是的，”父亲说，“我带你看看。”

“不在我的脑子里，而在你的地下室里？”年轻人费力地想要弄清楚我父亲的意思。

“是的，是的，让我给你看。然后我会给你们的团体一笔丰厚的捐赠。你觉得如何？”

年轻人没有马上回答，也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父亲突然大喊我的名字。我退后几级台阶，稍等片刻，然后走下楼梯，似乎刚才并没在上面偷听。“这是我儿子。”父亲对年轻人介绍道，他站起来同我握手。他很瘦，穿一件二手西装，同我在楼梯上偷听时想象的一模一样。“丹尼尔，这位绅士和我有点事要做。你别让人来打扰我们。”我乖乖地站着，做出听话的样子。父亲转向年轻人，指着地下室的方向说：“不会太久的。”

无疑是我的出现——像普通家庭一样，有个正常的小孩——让年轻人终于放心同意去地下室。我父亲应该知道这一点。他不会知道，或者也不会在意的是，他们一走进地下室并关门后，我就出门了。我倒确实考虑过在家里逗留一会儿，即便仅仅是了解父亲的实验现在进展到哪个阶段了，毕竟我参加过它的最初阶段嘛。然而，那天晚上，我急着要去看一个住在附近街区的朋友。

准确地说，我的朋友并不住在我家租住房子的这个糟糕的社区，而是住在旁边一个更糟糕的社区。只隔着几条街，就从一个许多房子给门窗拉上闩的社区到了一个没剩下什么东西需要保护或者操心的社区。那完全是另一个世界……一个危险与混乱的扭曲的天堂……摇摇欲坠的房子密密匝匝地挤在一块……被烧毁的房子只留下架子，很快就会彻底消失……房子上曾经的门窗只留下黑洞洞的开口……大片空地，上面照耀的月光似乎同地球上其他任何地方见到的月亮都不一样。

有时，一片布满阴影和碎玻璃的空地边上，会有一栋孤零零的房子。这房子被破坏得乱七八糟，要是说里面有人住，只会让你联想起种种阴森森的诡异传说。靠得再近点，你会看到破破烂烂的薄床单充当了窗帘。最终，经过漫长的凝视，房子里会奇迹般地亮起一星半点柔弱瑟缩的亮光。

我们家搬进一片这种地方并不罕见的街区后没多久，我就发现了一栋房子，可以说非常典型，完全符合我刚刚描述过的那种情况。我的目光聚焦在它上面，似乎正在见证某种不可思议的幻象。然后，当我站在一片人行道的残砖碎块上摇晃时，遮挡前窗的一块床单被略微拨开，有个女人从里面冲我喊。

“嗨，你好。嗨，小伙子。你身上有钱吗？”

“有一点。”我回答这个强势的声音。

“那你愿意帮我个忙么？”

“什么事儿？”我问道。

“能否帮我跑一趟商店，买点意大利香肠？长的那种，不要买小的。你回来我会把钱给你。”

我从商店回来，那女人又从闪烁的床单后面冲我喊：“门是开着的，从走廊的台阶进来时小心点。”

房子里唯一的光来自一台小电视，搁在一个金属架子上。电视对面是一张沙发，上面横躺着一个年龄不明的女黑人。她左手一罐蛋黄酱，右手一条冷热狗，是从房间里光秃秃的地板上一个空盒子里掏出的最后一条。她把热狗浸入蛋黄酱，然后拿起来吃掉，眼睛一瞬也没有离开电视。舔掉手指上的蛋黄酱后，她把罐子的盖子拧上，放到沙发一边，那是房间里唯一的家具。我把意大利香肠递给她，她把钱放到我手里。比我付的钱多了一美元。

从我们家搬到这个社区来以后，我就一直在欣赏这些房子，如今自己真的走进了其中的一栋，真叫人难以置信。这是一个寒冷的夜晚，房子里没有暖气。电视一定是用电池的，因为它后面看不到电线。我觉得自己是跨过巨大的屏障，进入了一个被世界遗弃已久的前哨，一个与现实完全脱离的地方。我想问那个女人，我是否可以在这个房子里找个角落蜷缩起来，不再离开。然而，我实际问出口的只是能否用洗手间。她一言不发地盯着我看了一会儿，把手伸到沙发靠垫后面，掏出一支电筒。她递给我，说：“用电筒，看仔细。沿着那条走廊上二楼。不是第一个门，是第二个门。小心别掉进去。”

在走廊里我一直用电筒照着自己脚前几英尺的破烂烂、脏兮兮的木地板。我走过第一道门，打开第二道门，然后关上。这不是一个厕所，而是一个大得多的小房间。地板上有个洞通往房间后面。我用电筒照进洞里，发现它直通地下室。底下有陶瓷水槽和便桶箱的残片，我刚才经过的第一道门后面应该是原来的盥洗室，它们肯定是从那儿的地板掉下去的。因为天气很冷，房子里又没有暖气，臭味倒不是很强烈。我跪在洞的边缘，用电筒往里面尽可能深的地方照。但其他还能看到的就只有一些碎瓶子插在粪便里。我想到地下室里可能有的其他东西……渐渐想得入了神。“嗨，小子，”我听到那个女人的喊声，“你没事儿吧？”

我回到前面的房间，看到有人来找那个女人。他们抬起手护住脸，我这才留意到自己还开着电筒。我关掉它，递还给沙发上的女人。

“谢谢。”我说着，绕开其他人，朝前门走去。离开前我转向那个女人，问她，我能否再来。“随你便，”她说，“只要你保证给我带些那种意大利香肠。”

我就是这样认识我的朋友坎蒂的，从那个惊悚之夜后，我又去过她的房子许多次。有几次（并不都是晚上）碰到她忙，年轻或年老、白人或黑人的客人来去不断，我就不会去打扰她。其他时候，如果坎蒂不忙，我会挤到她旁边，坐在沙发上同她一起看电视。我们偶尔聊天，尽管谈话总是相当的简短而肤浅，一碰到某条把我们各自的生活分开且彼此无法跨越的鸿沟，对话就搁浅了。比如，我说到母亲那叫人厌恶的欧洲香烟时，坎蒂会对“欧洲”这个概念甚至对这个词本身都感到困惑。类似的，坐在一起看电视时，对于坎蒂不经意的插话中提到的某些东西，我也很难在自己的生活中找到相应的经验加以理解。去过一个多月后，有一次，坎蒂突然没头没脑地对我说：“哎，我有过一个儿子，和你差不多大。”

“他怎么了？”我问道。

“被杀了。”她说。似乎这个回答就够了，不用多加解释。我一直没有追问过她这件事，但我永远忘不了她的话，也忘不了她说话时那种认命而淡漠的口吻。

后来我发现，坎蒂住的社区里有不少小孩被杀，其中一些应该是死于一个儿童杀手。在我们家搬到这里来之前的好些年里，那个杀手活跃于这座城市最破败的社区。（事实上，正是我母亲以一种极其夸张的虚伪的口吻，警告我说“有一个危险的变态”在“你的朋友住的那个可怕的社区”悄悄活动，割断小孩的喉咙。）那天晚上，我父亲带着那个穿二手西装的年轻人进地下室后我离开家门，往坎蒂家走去时心里一直在想这个杀手。知道杀小孩的事情后，这些街道对我产生了更强的吸引力，就像一场有催眠效果的梦魇强迫你反复回想其中的形象与事件，尽管你竭尽全力想要忘掉它们。实际上，我对成为一个杀童者的受害者并不感兴趣，但这件事降临到自己头上的威胁仅仅是让我对那些拥挤的房屋与房屋之间狭窄的空间更加迷恋，并把另一重阴影投向已经被这个社区围裹的那些人。

走向坎蒂的房子时，我一只手揣在外套口袋里，里面带着父亲组装的一个东西。根据我那位创造力爆棚的父亲的意思，要是谁打算对我进行人身伤害，我就能用它防身。姐姐也得到了一个同样的小玩意儿，看上去有点像一支钢笔。（父亲告诉我们，不要把这个装置告诉任何人，包括我妈，而她好久以前就已经给自己配备了一支小口径自动手枪用以防身。）好几次我险些没忍住把这东西给坎蒂看，但最终我还是遵守了向父亲许下的承诺。然而，这天晚上我很兴奋，因为有别的东西给坎蒂看，也是父亲给我的，我装在一个小纸包里，在身旁晃来晃去。这件东西没有不得示人的禁令，尽管也许是因为父亲压根没想到我会有这么干的冲动。

那个纸包里带的东西，装在一个矮墩墩的小罐子里，可以说是搬进租住的房子后不久我协助父亲搞的一阶段实验的一个副产品。我已经说过了，像我童年住过的许多房子一样，眼下我住的房子里充斥着一种鬼气森森的气氛，尽管非常轻微。具体说来，在成为坎蒂家常客前我大多时间待在房子阁楼里，在那儿，我感觉到那存在明确地显现。根据我的经验，如同类似的情况，那存在不会留下任何特别值得一提的东西。它像是被聚集在横跨阁楼的木梁附近，我觉得，可能是以前某任住户吊死在房梁上。然而，我父亲对这种推测毫无兴趣，他强烈反对存在任何种类的幽灵或鬼祟的可能性，甚至禁止使用这些词。“阁楼里什么也没有，”他向我解释，“只是你的脑子同阁楼的空间产生了某种形式的相互作用。那里有一种无所不在的力场。由于某些我到现在还不知道的原因，这些力，在某些地方比在其他地方更强。听明白了么？不是阁楼魇住了你的脑子——而是你的脑子魇住了阁楼。某些人的脑子比其他人更容易被魇住，不论是被鬼魂，被神祇，或者被来自外太空的生物。那些不是真东西。不过，它们表明了真实存在的力，活跃的甚至有创造性的力，只不过你在脑子里把它们想象成某种幽灵或别的什么鬼东西。让我用地下室里的器械从你的脑袋里把那些你认为在阁楼上出没的东西虹吸走，这样可以帮助我证明这一点。虹吸会被控制在你脑袋里的一个极为微小的区域，因为，若是我虹吸你的整个大脑……噢，别担心。相信我，一下就好，不疼。”

接受虹吸后，我不再感觉到阁楼里那个存在。父亲把它吸走，装进一个小罐子里，作为一阶段实验的研究对象，研究完就给了我。父亲的研究领域，就连其他那些进行类似工作的科学家也一无所知，他就是那个领域的哥白尼和伽利略。不过，我就没有父亲这样的科学气质，这一点现在已经很清楚了。尽管我不再感觉到阁楼里那个存在，但我仍然完全拒绝抛弃那个形象：冷寂的阁楼，横跨整个阁楼的木梁，某人上吊自尽，身后留下朝向另一个世界的无形的指引。然而，我很高兴地发现，对这一存在的感觉以一个便携小罐子的形式被保存给我了，现在就紧紧地捧在我的手中，把一种比我之前在阁楼中的体验甚至更加强烈的超自然感传输进我的系统里。这就是那个深秋之夜我要带给坎蒂的东西。

走进坎蒂的房子，我发现她没有生意，这样就没有什么来打扰我向她展示了。实际上，房子前厅对面的墙上懒洋洋地倚靠着两个人，但他俩对周遭发生的一切即使不是完全茫然无觉，至少也是漫不经心的。

“你带了什么给坎蒂？”她望着我捧在手里的纸包。我坐到沙发上她旁边，她弯身靠向我。

“这是某个……”我抓着盖子从包里取出那罐子，开始介绍。然后我意识到自己没办法向她说清楚自己带来的是什么。我一点也不想惊到她，但我又说不出什么来给她做心理准备。“现在别打开它，”我说，“拿着就好。”

我把罐子放到她肉乎乎的手里，她说：“像是果冻。”

幸运的是，罐子里装的东西没有呈现出任何令人不安的形象，在电视屏幕闪烁的光线中，它们显得颇为抚慰人心。她温柔地抓紧那个小小的玻璃容器，似乎她认识到其中容纳之物的宝贵。她显得完全不害怕，甚至挺放松。我没想到她会是这样的反应。我只知道自己想要同她分享，分享某种她一辈子也别无机会见识的东西，正如她把她房子里的奇观分享给我。

“天啊，”她低声叫道，“我知道这个。我知道他没有离开我。我知道我不孤单。”

然后，我突然想到，我所见证的同我父亲的断言并不冲突。我的脑袋在阁楼里一直感觉到某个人上吊自杀的存在，而坎蒂的脑袋现在从罐子里看到的是她自己设计的一个存在，同我看到的完全不同。她看起来想要永远抓紧那罐子。而一般来说，永远就意味着即将终结。一辆毫不起眼的汽车刚刚开来，停在坎蒂房子的前面。司机迅速离开汽车，砰的一声甩上车门。

“坎蒂，”我说，“有生意来了。”

我必须用力拽那罐子，不过她最终放手了，转向房门。同往常一样，我溜进一个后面的房间，那是一个空卧室，我喜欢缩进一个角落，幻想无数个夜晚在那儿睡过、做过梦的身体。但这一次我没有缩进角落，而是一直关注着前厅里发生的情况。外面那辆车来得太急，停得太猛，太叫人不安，那个穿着长风衣的人走过来的姿势也太猛，太叫人不安。他推开坎蒂的房门，走进来，没关门。

“那个白人小孩在哪儿？”长风衣问道。

“这里没有白人，”坎蒂说，眼睛没离开电视，“除了你。”

那个人穿过房间走向那两个人，用脚推了推他们。

“如果你还不知道，我就告诉你，我是让你在这儿做生意的人。”

“我认识你，警探先生。就是你带走了我的儿子。你还带走了其他孩子，我知道。”

“闭嘴，肥婆。我来这儿是找那个白人小孩。”

我从口袋里掏出钢笔，扭开笔帽，露出一根短粗的针，像是图钉的尖端。我把钢笔抓在身旁，让它从外面看不到，然后沿着走廊走回去。

“你要干什么？”我对长风衣说道。

“我来这儿带你回家，孩子。”

要说我这辈子有过什么冰冷而抽象的确凿无疑的看法，那就是这次：如果我跟他走，我就永远回不了家了。

“抓住。”我说着，把小罐子向他丢去。

他双手接住罐子，那一瞬，他脸上闪过微笑。我从来没见过笑容消失得如此迅速，如此彻底。若是当时我眨一下眼，就会错过那转瞬之变。然后，罐子似乎从他手里跳了出来，落到地板上。他回过神来，向前一步，抓住我。我不觉得坎蒂或房间里另外俩人能看清我用钢笔戳了他的腿。他们看到的只是穿长风衣的家伙放开我，倒下去，瘫成一团，一动不动。显然，这武器是立即生效的。俩人中的一个从阴影中走出来，把同刚才他得到的同样轻蔑的一推还给那家伙。

“他死了，坎蒂。”他说道。

“你确定？”

另一个人站起来，弹起小腿踢了一下地上那家伙的头。“应该是。”他说。

“活见鬼，”坎蒂望着我说，“他全部交给你。我不想插手。”

我找到罐子，幸好没摔碎，我走到沙发前，坐到坎蒂旁边。几分钟的工夫，那俩人把长风衣剥得精光，只留下内裤。然后，其中一人脱掉他的内裤，说：“看起来是全新的。”然而，马上他就停手不脱了，因为他看到了裤子下面的东西。我们都看到了那里的东西，这一点毫无疑问。不过我怀疑其他人是否同我一样感到困惑。我总是从一种理想的意义上去设想这些东西，把它们想象成千百年传承下来的神话概念。但那东西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把他丢进洞里去！”坎蒂叫道，从沙发上站起来，手指走廊，“把他丢进那个该死的洞里去！”

他们把尸体拖进那个小房间，丢进地下室。赤裸的尸体撞击地面发出啪的一声响。那俩人从小房间出来，坎蒂说：“马上把他的东西处理干净，车子处理掉，你们也给我消失。”

离开房子前，其中一个人转过头。“坎蒂，这里有一大堆钱。你需要钱跑路。你不能留在这儿。”

坎蒂拿了一部分钱，这让我松了口气。我从沙发上起身，把罐子放在坎蒂身旁的垫子上。

“你要去哪儿？”我问道。

“城里有很多像这样的地方。没有暖气，没有电，没有水管。也不要租金。我会没事的。”

“我会保守秘密的。”

“我知道你会。再见，孩子。”

我说了再见，慢慢往家里走去，一路想着坎蒂的地下室里那东西。到家已经过了午夜。母亲和姐姐肯定也回来了，因为我刚走进家门就闻到母亲的欧洲香烟的臭味。父亲躺在客厅沙发上，显然在多日工作后精疲力尽。他也显得相当激动，眼睛大睁，往上瞪着，脑袋来回晃动，不知是表达厌恶还是否定，或者两者皆有。他反复念叨着：“不可救药的杂质，不可救药的杂质。”听到这些字眼，让我的心思终于摆脱了刚刚在坎蒂家看到的东西，也让我想起，我想要问父亲，他对那个穿二手西装的年轻人说了些什么。但父亲此刻的状况似乎并不适合谈话。实际上，我完全看不出来他是否知道我回来了。我听到母亲和姐姐在楼上走动（也许还在收拾行李），但我既然兴致不高，暂时不想见她们，于是就打算利用这个机会违背父亲“未经明确允许不得入内”的规定去地下室看看。我相信，那里会有东西让我的心思不再纠结于今晚这些烦心事。

然而，我顺着台阶走向父亲的地下室时，马上就感觉到自己的心灵和头脑都被拖回了坎蒂家地下室那个黑暗的领域。甚至还没有走到台阶最底下，从那个地底世界就涌来一种毁灭与残破的气氛，还有一种深不可测的混乱感，不过我倒是不无感激地发现，对这一切我挺受用的。当我看到下面的状态，就被一种从未体验过的令人战栗的恐惧攫住了心神。

我周围的一切都成了碎片。似乎父亲操起斧子把他一度抱着全部希望用来完成只有他才有兴趣设想的某项任务的全套设备给捣了个稀巴烂。天花板上垂下电线、绳索，全都被斩断，像丛林中的葡萄一样晃荡着。地板上淌满一种绿乎乎、油腻腻的液体，涌向地下室的排水管。我在一片碎玻璃与烂纸片中跋涉，弯腰，伸手，捡起一些从我父亲卷帙浩繁的笔记本中撕扯下来的纸页。一丝不苟的表格与图形被用粗黑的马克笔写下的词句遮没。一页又一页，爬满了“不纯”这个词，像是公共厕所墙上的涂鸦。另外一些反复出现的感叹有：“全都是杂质”“不纯的头脑”“什么也没透露”“没有纯粹的概念”“难以忍受的不纯”，最后还有，“一个不纯宇宙的力量”。

我看到地下室的尽头有一个混合装置，像是王座与电椅的结合。上面用皮带捆着一个人，胳膊、腿和头都被捆住，就是那个穿二手西装的年轻人。他的眼睛还睁着，但眼中一片空茫。我看到大椅子旁边有一个倒置的容器，体积和饮水机水罐差不多，油腻的绿色液体就来自于它。容器上面有一个标签，在胶带纸上写着“虹吸”的字样。

不管这个年轻人脑子里盘踞过怎样的幽灵、鬼祟或其他的存在，看来都已经被我父亲大量地抽了出来，现在正往地下道流去。它们肯定是失去了某些东西，也许是一离开容器就变馊变坏了，因为我感觉不到这些残余的物质散发出任何幽灵（不管是恶性的还是良性）的光晕。我无法判断那个年轻人是否还存在着任何传统意义上的生命。也许还活着。不管怎样，这都意味着我们家又得另寻去处了。

“下面发生了什么？”我姐姐的声音从地下室另一头传来，她坐在台阶上，“好像是爸爸的另一个项目出了岔子。”

“看起来就是这样。”我说着，往楼梯口走回去。

“你觉得那个家伙身上带了许多钱么？”

“我不知道。也许吧。他来这儿为某个组织筹款。”

“好，因为妈妈和我已经一点钱都没有了。要说我们好像并没有大手大脚花钱啊。”

“你们去哪儿了？”我说着，在姐姐身边坐下来。

“你知道，我不能说的。”

“我就要问。”

停了一会儿，姐姐低声说：“丹尼尔，你知道阴阳人是什么意思么？”

我对这个问题竭力装得若无其事，其实心里翻腾起各种画面和情绪。那就是警探的身体让我困惑的地方。在我想象的画面中，各种器官总是整整齐齐地互相分离。但其实不是那样，就像我已经描述过的。一切全都搅和在一块儿。真感谢埃莉莎。尽管母亲严厉禁止她泄密，但她总是会透露点什么给我。

“为什么说这个？”我也低声说道，“你和妈妈出去时，碰到了阴阳人？”

“当然没有。”她说。

“你一定得告诉我，埃莉莎。妈妈……她说过我么……她对那个人说到过我么？”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埃莉莎说着，站起来，往楼上走。走到台阶最高处，她转身，“你和妈妈之间的事儿怎样才能完啊？每次我提到你的名字，她都一言不发。这毫无道理。”

“一个不纯的宇宙的力量。”我夸张地说道。

“什么？”姐姐问。

“驱使任何人的任何东西都毫无道理，你以前可能还没明白。就像爸爸一直说的，那只是我们的脑子。”

“随便你什么意思。反正，对我说的东西你最好口风紧一点。我再也不会告诉你任何事情。”她说完就上楼了。

我跟着她走进客厅。父亲现在在沙发上坐起来，旁边是母亲，正在开箱子，从包里拿东西，大概是在展示她这一次同埃莉莎旅行时买的东西。

我在他们对面的一把椅子上坐下来。

“嗨，宝贝。”母亲说。

“嗨，妈妈，”我打个招呼就转向父亲，“嗨，爸爸，我能问你点事儿吗？”他仍然有一点神志不清的样子。

“爸爸？”

“你父亲太累了，亲爱的。”

“我知道。对不起。我只是想问他一件事。爸爸，你对那个家伙说到什么三个……你好像说有三个原则。”

“国家，神祇，”父亲的声音低沉而沮丧，“通往纯粹概念的障碍。”

“是的，但第三个原则呢？你压根没提啊。”

但父亲已经精神涣散，忧郁地凝视着地板。而母亲却笑了。无疑她曾经多次听过我父亲这些话。

“第三个原则？”她朝我这边吐出一大团烟雾，“哎，那就是家庭啊，亲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