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从年轻时我就对研究历史人物抱有浓厚的兴趣，喜欢阅读《史记》《汉书》等古书中的人物传记；同伴们聚在一起，也习惯于运用自己有限的见识品评各类历史人物，像古人所说的，“雌黄出自唇吻，朱紫由其月旦”。而张学良将军，由于是同乡，相差不过三四十岁，自幼便听到大量关于他的身世、修为、行迹的轶闻，以及一些绘声绘色的传奇故事，而评论亦复不少，有时相互争辩，竟闹得不可开交。也正是从那时起，在心底暗自盘算着，有朝一日，定要以文学纪实的手法，为他立传，为他写真，把属于个人的独到见解穿插到里面去。
实际上，这项运作，上个世纪末就已经开始了。那个期间，我陆续写了一系列关于张学良的散文：《人生几度秋凉》《将军本色是诗人》《张学良读明史》《不能忘记老朋友》《尴尬的四重奏》《夕阳山外山》《良言美语》等，发表在京、津、沪的文学刊物上，而且大多进入了年度的散文选本，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有些文友看到了，鼓励我继续写下去，并且建议能够结集出版，这样，便有了那本《张学良：人格图谱》的面世。
几年时间过去了，回过头来审视，感到这部作品也存在一些先天性的不足，由于多数篇章是随机随感陆续写成的，事先未曾进行统一筹划，结集时也没来得及作通盘的梳理，致使格调、视角上不尽协调一致；而且，有些与少帅关系至为密切、甚至举足轻重的人物，如他的父亲张作霖、陪伴终生的至爱赵四小姐等，都没有写进去；包括传主本身有些重要方面也漏掉了，比如，“九·一八”他为什么不抵抗？晚年获得自由了，他为什么没有还乡？还有，他的童年是怎样度过的？他的生命历程跨过一个世纪，“长寿经”的根本之点何在？这些为人们所特别关注的问题，都需要作出回答，而当时却统付阙如。
增补、修订后的文本，内容得到充实，较前显得全面了；原有章节多数重新改写，斟酌弃取，补苴罅漏；结构、视角有所调整，力求体现整体性，前后贯通，风格一致；书名也做了改动。
说到全面，窃以为，作为传记文学，这个概念只能是相对的，很难设置一个定量的标准。张学良将军绚丽多彩的百岁人生，堪资浓涂重抹的何止二十个方面，纵使篇幅再增加一倍，也仍有话语空间。看来，关键还在于是否抓住了本质、突出了要项，是否体现了基本要求。
文学传记的宗旨在于写真。这里的“写真”，有别于摄影式的描形拟态，不止于貌，尤重于神，不止于事，尤重于心，应该着眼于展现传主及有关人物的个性特征、内在质素、精神风貌。这也就决定了，写法上不可能像一般传记那样，对于传主由少而壮、由壮而老地步步跟踪，环环紧扣，面面俱足；而应抓住重心，突出特点，关键处努力追求清代文人张岱所说的“睛中一画，颊上三毫”的传神效果。此其一。
其二，这里的写真，既然重在写心，重在揭橥本质、厘清真相，那么，分析、研判的准确性、深刻性、开创性，就成为至关重要、不可或缺的了。需要以史家眼光、哲学思维对事实加以深入的解析，穷原究委，探赜烛微。这样，在强调客观性的同时，作者的主观色彩以及现实期待也就比较鲜明。其实，这些也正是我多年来创作历史文化散文所一贯奉行的宗旨。
其三，与此紧相联系，或者说，相互制约、相得益彰的是传记文学的可读性。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可读性，亦即读者观念，应是文学传记的入门证。既然是文学作品，自不能以单纯的叙事为满足，还须运用文学的语言，借助形象、细节、场面、心理的刻画，进行审美创造；需要透过事件、现象，致力于人物特别是心灵的剖析，拓展精神世界的多种可能性空间，揭示读者所关注的、急需了解的有关人性、人格、命运抉择、人生价值等深层次的蕴涵。
如果有人询问：当今写张学良的作品足可汗牛充栋，那么，本书将何以区别于其他传记？在敬谢不敏的同时，我要说，上述三点是我所勉力求之的。当然，这是很难达致的高标准的文学愿景。在作者来说，属于一个悬鹄：“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
在《张学良：人格图谱·题记》中，我曾经说过，尽量不与其他传记、访问记、回忆录、口述历史重复，使人读了有耳目一新之感。此语，现在我还坚持，但须加以说明，因为重复与否，有个如何看待、怎么认定的问题。喜庆筵席上有一道常见的必备菜——“四喜丸子”，相传是由唐朝名相、著名诗人张九龄始创的。所用原料，当日张相爷的和我们今天的不会有本质不同；但是，由于烹饪技法、佐料添加、火候掌握上存在着差异，味道肯定不一样。与此类似，为同一个人立传，叙述的史实、应用的素材互有雷同，是必不可免的；而视角、立论如何，史识、史观怎样，作者是否有独特发现，所谓“独具只眼”，则决定着传记品位的高下。
不过，有一点必须承认：正是有了这些传记、访问记、回忆录、口述历史，以及当代学人大量的论述、评介文章，宛如身后耸起一列高大的靠山，眼前摊开涵容万汇的大海，给了我的写真以有力的支撑、直接的帮助，提供了巨大的便利。为此，我要在这里恭恭敬敬地奉呈一句：“有劳诸位了，请接受我发自肺腑的诚挚谢意！”
限于精力和水平，书中肯定会有一些纰漏与不当之处，切盼广大读者与方家不吝赐正。
2013年岁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