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走出希腊的国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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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阿胡拉·马兹达神在“人间统治的代理人”，薛西斯一世要做的事就是坐在岩岬的一个王座上俯瞰战斗的整个经过。微风吹过萨拉米斯海峡，也吹过他信心满满的脸庞。

海面的狭窄让波斯人不得不紧缩舰队阵型。希腊的舰船比波斯的狭长一些，而船舷也略低，它们因此能保持较好的阵型。波斯的舰船因把持不住航道，难以保持住阵型，加之他们又将许多战舰开进了如此狭窄的水域。当希腊的舰船利用撞角进行撞击时，波斯舰队的阵型立刻变得混乱不堪。

一场捕鱼式杀戮就此展开了！埃斯库罗斯在他的著作《波斯人》中有着精彩描述：“就像人们用长矛追逐金枪鱼群一样，他们用桨杆彼此杀戮，投掷礌石，一切都在毁灭，呻吟之声不绝于耳，哀号在整个海面上响起，直到消失在浓郁的夜色之中。”

在水面上，船板、木桨、倾覆的船只、大量的尸体、染红的海水，它们混杂在一起，许多波斯人不会游泳。如果埃及人参战了，结果或许会不一样，我们不明白薛西斯一世为什么不让作战经验丰富的埃及分舰队参与战斗，而让他们一直毫无意义地等待在远方背面的海峡出口。

塞米斯托克利斯英勇无畏地在他的座舰中指挥着希腊舰队战斗，波斯舰队伤亡惨重，就连大将阿里阿比格涅斯都阵亡了。尽管波斯人也曾试图登上敌方的三列桨战舰杀死对手，但他们的努力徒劳无功：不同民族组成的舰队很难在危急时刻保持相互协作，他们不得不陷入自保都难的境地中。

失去了战斗能力的波斯舰队，能逃走的则逃走了。萨拉米斯的海面在狂野的混乱翻腾后归于平静。

夕阳中，痛心疾首、无计可施的薛西斯一世扯下战袍，离开观战宝座，经由赫勒斯滂海峡（Hellespontos，今达达尼尔海峡或恰纳卡莱海峡）踏上了返回波斯的归途。薛西斯一世留下他的重臣，也是他的姐夫马尔多尼奥斯继续指挥一部分波斯军队将希腊本土的战事延续到了下一年。

萨拉米斯海战遏制住了波斯人的攻势，暂时阻止了波斯征服伯罗奔尼撒。也许是出于愤怒，也许是不甘心失败，这支由马尔多尼奥斯指挥的波斯后卫部队在希腊内陆异常厉害，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横行无忌。

公元前481年，双方在普拉提亚（Plataea）城附近展开决战。由斯巴达国王保萨尼阿斯作为联军的陆军统帅，希腊联军因粮尽而撤退，遭到波斯军的追杀。谁知身先士卒的马尔多尼奥斯意外阵亡了，致使结果出现惊天逆转：希腊联军竟然反败为胜了！而发生在同一年的米卡勒（Mycale）之战，波斯海军的失败更是让波斯帝国元气大伤，随后希腊联军反守为攻。

薛西斯式的角逐就这么悲剧地结束了，但萨拉米斯海战为后世留下的影响是深远的。

希罗多德认为是塞米斯托克利斯将雅典人成功地打造成了“弄潮儿”，而这场海战也让希腊成为一个新的海上强权，开启了属于希腊的黄金时代。

《希腊史》的作者恩斯特·库尔提乌斯（Ernst Curtius）更是直言：“直到那个时候，还处于地方州一样保守状态的希腊人民，突然就进入了世界贸易。”

这个广泛地介入世界政治的就是雅典人，在战争胜利后，雅典人建立起了由希腊、爱琴诸岛和小亚细亚的一些城邦组成的提洛同盟（Delian League，也叫雅典海上同盟，因同盟的金库设在提洛岛而得名），用以防备波斯卷土重来。同盟还让雅典成为诸国的政治领袖。当来自波斯帝国的威胁解除后，雅典开始利用这个同盟维护自己在爱琴海的霸权。

最有力的证据是：公元前454年，用于储放战争所需财力的金库被从提洛岛迁至雅典，而作为决议机构的联盟大会也被废除了；如果联盟的其他成员表现出不忠，雅典就会利用这个联盟将它摧毁。这样看来，雅典无疑就是萨拉米斯海战的最大受益者了。

按照修昔底德的观点，在萨拉米斯的战场，雅典人树立起了一座纪念碑，透过这座纪念碑，我们完全忘记了以往人们对斯巴达人的简单印象——他们只是以勇猛著称了。

希罗多德记载，在萨拉米斯海战后，雅典人只用了普拉提亚战役所获得战利品的十分之一为奥林匹克运动会铸造了一尊宙斯像、一尊波塞冬神像以及一根用于献给德尔斐阿波罗神庙的“蛇柱”。单说这“蛇柱”，它用来庆祝希腊联盟战胜了波斯帝国，也是所有古希腊城邦共同圣地德尔斐阿波罗神庙的尊贵礼物。其高度为10米，采用青铜铸造，由三条互相缠绕的蛇构成了柱面图案，在柱顶镶嵌着由三个蛇头支撑的金碗。在公元4世纪，君士坦丁大帝将蛇柱从德尔斐的神庙移到了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赛马场。

上述行为无不说明雅典人心中的自豪感，而这种自豪感的背后尽显两种不同文化碰撞下的国民意识提升，这是自由者奋斗的产物。

如果说器物上的象征彰显了雅典人战胜波斯人的荣耀，为自由而战的雅典人则是这场捍卫尊严的战争中最强有力的力量。公元前480年的希腊在捍卫自由的渴望下走出了希腊的国界，这是用枪矛、战斧、水桨争取而来的胜利。

希罗多德指出，雅典人在他们的民主政体的战斗力远胜于原先在庇西特拉图（Peisistratus）家族僭主们统治的时代[5]。希罗多德在《历史》中写道：“只要雅典人还在独裁暴君的统治下，他们在战争中取得成功的机会就不会比周围的邻国强……但作为自由人，每个个体都会渴望为了他自己去完成些什么事业。”

是的，他们知道在战场上挥动着武器，哪怕流出鲜血，甚至丢掉了性命，都是为了自己、自己的家庭及财产而战。相比波斯帝国的奴隶、雇佣兵军团，这些自由的士兵更能将潜能发挥到极致。

战争胜利后，建立在德尔斐阿波罗神庙的纪念碑上刻有让人记忆深刻的铭文：“广大希腊的拯救者们竖立了这座纪念碑，是他们保卫自己的城邦，使之免受令人厌恶的奴役。”[6]

波斯方面对造成这次厄运的部属进行了严厉的处罚。早在温泉关战役中，波斯人按照惯例——这当然是非自由的——军官们用鞭子驱赶着士兵向敌军冲锋。当塞米斯托克利斯被自己战舰上的水手指责、在雅典公民大会上遭到嘲笑时，薛西斯一世却坐在华丽的王座上让麾下的将士们感受到恐惧——阿胡拉·马兹达神在“人间的代理人”正俯视着他们，如果他们不愿意为帝国而战，表现出迟疑或退缩，都将会受到严厉的惩罚。有时候，甚至是连坐，一人被惩罚，一条船的人都会遭到牵连。

在希罗多德和埃斯库罗斯的作品中都曾提到一件阴森恐怖的事。来自吕底亚（Lydia，小亚细亚中西部的一个古国，濒临爱琴海，被居鲁士大帝征服）的皮西乌斯一家遭受了非人的惩罚。这位老人向薛西斯一世请求，恳求他让自己五个儿子中的一个留在亚洲，不用跟随远征大军踏上前往欧洲的征途。当时，薛西斯一世非常生气，立刻命人将皮西乌斯最爱的儿子肢解了。他的躯干被钉在道路的一旁，双腿则被钉在了另一旁。血腥程度不忍直视！

薛西斯一世这样做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让那些不遵从他意志的人看到这破碎腐烂的尸体时仔细想想代价有多么惨重。更让人震惊的是，在萨拉米斯海战中，薛西斯一世的秘书们会记录下将士们在战斗中或勇敢或怯懦的行为，以便作为战后奖惩的依据，而他们的死活仿佛是不被人关心的。

大流士一世在马拉松平原的战场上让6400名帝国战士丧命；温泉关战役，波斯人付出了上万生命换来了惨烈的胜利，从而打开了通往希腊诸城邦的通道；在阿尔泰米西昂海岬，一场可怕的海上风暴就有可能让200艘波斯战舰沉没；普拉提亚战役中5万士兵的丧命让帝国元气大伤……为了征服一个城邦国家，几十万人因波斯君主徒劳无功的征伐而死在他乡。

这些，难道不是最为严厉的惩罚吗？他们根本没有主宰自己命运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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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波战争的结束让希腊感受了萨拉米斯的神圣，这正如他们所纪念的一样，他们是为“所有希腊人的自由”而战，并且他们战胜了不可一世的波斯人，自然是值得大书特书的，而从中受益最大的雅典人几乎将波斯战争的历史据为己有。

这一点，我们从“叙事大师”“历史写作之父”希罗多德的作品中可以看出。就塞米斯托克利斯来说，这位伟大的、充满传奇色彩的政治人物因希罗多德的书写而变得更加扬名。“古希腊的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早年参加过马拉松战役，45岁的时候以重步兵的身份参加了萨拉米斯海战；8年后，他将自己的亲身经历写进了著名的悲剧作品《波斯人》中。在这部书里，他悲剧地叙述了这场战争的历史，并针对这场次战争中波斯宫廷的反应做了描述。

呈现在雅典公众面前的希罗多德和埃斯库罗斯的作品既是一部波斯的历史，也是以雅典为视角写作的历史，仿佛就是要告诉世人：专制的波斯君主是如何低估了雅典人的能力和反抗意志，是如何在无能中一步一步将帝国引向毁灭的。德国著名诗人杜尔斯·格林拜恩（Durs Grünbein）的说法可能更为精辟，他在《埃斯库罗斯·波斯人》中说：“其中一种作为舞台上的寓言充分体现了一个诗人的视角，由此作为艺术形式的悲剧诞生了。另外一种成为历史文献汇编的典型范例，开启了历史写作的时代。二者第一次共同构建出了西方文化思想的行动方式，直到今天我们还深受影响。”

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萨拉米斯海战就是不同文化角逐下的产物。专制主义下的帝国败于城邦式的国家，小城邦里底层的公民——他们当中大多数为桨手——凭借划桨打败了不可一世的波斯人，为自己赢得了地位，赢得了尊重。

希腊著名历史学家普鲁塔克在塞米斯托克利斯的传记中这样写道：“塞米斯托克利斯不仅要把港口和城市调和得水乳交融，还要使得城市绝对依靠和从属于港口。也就是说陆地要听命于海洋，增加人民的力量和信心可以反抗贵族阶层。城邦的权势落在水手、帆缆士和领航员手里……亚里士多德也认识到，海军力量的增长和大众自信的增长是并行的，也把国家的事物掌握到了自己的手中。”[7]

在萨拉米斯海战后，整个地中海地区都因此得到拓展，这是一股可怕的力量。波斯舰队从萨拉米斯海峡撤退后，爱琴海上已没有什么可以阻挡希腊舰队的了。

如果说还有什么深远的影响，那就是一个半世纪之后，亚历山大大帝向东远征异邦时也受益于这次战役背后所彰显的诸多特质。4800千米之外的印度河畔可否听到兵锋的号角已响起？

因为，萨拉米斯海战早已走出希腊的国界，成为古典时期战争中不可遗忘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