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致瀚章兄（同治九年六月初八日）（1870年7月6日）

二十七日奉五月望日八号手书，慰悉一一。二十日所发五号信到否？

秦边回氛退去，北山土匪、溃勇近稍敛迹，有投诚之说。周薪如尚带队入山搜捕。郭月楼已赴河东筹运晋粮。郭子美到省后，因三原、邠、乾等处粮草难办，尚未渡渭进扎。弟本拟月初入省，缘自五月二十后间日大雨，溪河涨发，车路难通，现雨意连绵，须晴稳旬日乃可起程。

适接京畿各信，天津滋事，杀毙洋官及洋人多命，恐启外衅。涤师函云，若要用兵，拟请由晋而燕。勤王入卫，义所当为。幸已令崇地山出使法国，此行或可邀免。江海各口闻津人如此举动，难保风谣所及无奸民乘机煽动者。汉口伏莽最多，乞加意防备为要。可否将弟复总署及涤师二函抄寄雨生，一体戒备（已由驿抄寄穀山一分，苏州太远未寄）。涤师赴津，目前必无他虞，惟办结尚需时日，亦无妥法。崇公出使，一切俟至彼国方有定议。兵端当不遽开，弟仍专意防陕。

三十日批折、廷寄轻描淡写。正廷议惑乱之时，前谣传弟到秦后将接办甘事。左公并无错处，加以津事叵测，留以有待，更无渡陇之时。惟夷情设有反复，临时又措手不及，将变运河为运道，缓不济急，预为焦忧，但祝中外诸公和夷出力耳。不妨密嘱蔗农等预筹之。张官海课内设窑，埋伏突出受惊云云，果应则在夷而不在回也。潞盐事即作罢论。母亲过夏身体饮食若何？弟一切平顺。匆匆，再叩福祺。鸿上。

释读与评点

在陕闻知“津案”发

李鸿章写此信的时候，他已受命入陕督办军务，湖广总督之职又由哥哥李瀚章署理。这个职事，此数年里简直是为他们兄弟俩“承包”了。李鸿章入陕前，还曾接到入黔督办军务的朝命，尚未成行，因湘军大将刘松山在陕西前线战死，军情骤变，清廷故而又改令李鸿章入陕。尽管他湖广总督的职名还有，但不论是入黔还是入陕，统军游动在外，无法实理其政是自然的。况且，这与让他挂帅剿捻时的情势不同，此时他对清廷的这种安排是满腹牢骚、大为不满的，但朝命又不能不遵。信一开头，就简说了他操理下在陕军务的情况，以及因大雨造成的道路原因尚未能“入省”（进入陕西省城西安）和预计的起程时日。需注意，信中还说到“前谣传弟到秦后将接办甘事”，也就是说，替代督办陕甘军务的左宗棠。这自是外间的一种妄测和谣传，当然，是否是“内间”有人出于某种目的有意制造和播散，也未可知。当年，类似人事问题在官场上是非常敏感的，一有风吹草动的迹象，往往就传言多有，用今天的话说“小道消息满天飞”。随后的事实证明，并没有以李代左的事情发生，即使当时李鸿章本人也有个正确判断，所说“左公并无错处”，这倒是句难得的公道话。

此信所涉及的更重要的事情，就是所谓“天津滋事，杀毙洋官及洋人多命”，即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案事的发生是以教堂迷拐人口、挖眼剖心的传言为诱因，津民惊悚惶恐之下集群到教堂对质，双方发生冲突。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不是采取合适方式设法化解矛盾，缓和事态，而是非常横暴地逼迫清方官员严行镇压，甚至公然向清方官员开枪施暴。这就愈发引起津民的激愤，怒不可遏之下打死丰大业和外国教士、商人等二十来人，放火焚烧了教堂及相关处所还有法国领事馆等建筑，事情发生在这年的五月二十三日（6月21日）。这样，就酿成一场重大案事，引起法国及其他若干列强国家的强烈反应，外交途径之外，甚至直接诉诸战争威胁。李鸿章在这封信中就说到，“涤师”即直隶总督曾国藩函嘱“若要用兵，拟请由晋而燕”，意思当是要李鸿章准备率军自陕东来，经由山西而到直隶、京畿，显然是做战争防备。当然，曾国藩自身并无直接调动李鸿章在陕军队的权力，但他能够就近奏请朝廷认可，并且，他们“师生”之间的私下沟通实际是最有用的。事实上很快即有调李鸿章率兵赴直的谕令，李鸿章也应命而行。

只是写此信的时候，李鸿章还因朝廷“已令崇地山出使法国”，估计自己“此行或可邀免”。崇地山即崇厚（字地山），他是满洲镶黄旗人，津案发生之际在任三口通商大臣，其衙署就在天津，是当时在津的最高清朝官员，当然要为案事负责，派他赴法国的使命就是“谢罪”。事实上，对案事的解决来说，崇厚使法并未起到多么重大的作用，主要还是靠在国内与外国方面的“议商”，清朝方面就是以曾国藩为主角的，随后李鸿章来到并接任直隶总督也有后期参与。从李鸿章此信中“但祝中外诸公和夷出力耳”的心声体察，“和夷”显然也是他对办理此次教案的所认定的基本原则。有人说此公“一生功过在和戎”，“和戎”也就是“和夷”。其“和夷”的主场戏当然还在后边，但这时已可闻诸先声。

此信中涉及的主要人物，除上边业已交代的以外，还有“雨生”，是丁日昌（字禹生，又作雨生），他为广东顺丰人，依靠湘、淮要员起家，精于洋务，此时在江苏巡抚任上，很快便受调赴津参办教案。“蔗农”当指蒯德标，安徽人氏，时在李瀚章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