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章 致瀚章兄（光绪元年正月十八日）（1875年2月23日）

哥哥大人左右：

正月初六驿递直字一百十一号书，计早入览。八日弁至，奉去腊十九日九十五号手示，并新妇呈送各色。人事道远，未及致贺，乃复殷勤馈献，未免赧颜。冢妇入门，家政渐有付托，太姑羹汤、阿翁起居，儿女细事，从此得有调护检点之人，喜可知已。觐翁送女远行，又张罗嫁妆，殊为勉力，未知渠近日境况若何，兄须稍资助否？顷复一函，乞即转交。

鄂中来文，已见蓝印。计满二十七日，当在开篆之后矣。南中得信后谣惑必多，民心能无摇动否？前接季弟腊月二十二日来书，肥乡乍传噩耗，似稍惊惶，渠因此颇动出山之念，为之焦虑。直省距京虽近，日来亦有风鹤。想远处奸匪必易生心，望密嘱各属文武将吏，加意弹压抚绥为幸。

筠仙初九日赴宫门请安，蒙召见一次，所问履历及中外服官年分十数语。恭邸有洋务精透之褒，似是京官语气。朱修伯初四作古，外人遂疑其将补大理卿，此缺须两月后进题本，亦未可定。沅翁到京不凑巧，至今未见，意殊肮脏。其实得缺早迟并不在此，沅公屡克名城，功绩不小，廷议不一及之。弟前在京，亦甚惜其冷落，而无如何。季弟书云，平吴勋绩不在钱、王、丁、张诸公之下，误信乩语，有异日西南半壁倚为长城之说，遂欲出山一展抱负。胸无远识定力，易为人所诳，拟作函劝阻，又将谓为难兄所掩耳。曾文正师一生信命，老来更参透天机，此沅翁及劼刚辈所不及领略者，遑论吾弟耶。劼刚昨有函，询世爵在籍应否奏请叩谒梓宫，据云问之夔石，不敢定断，盖不自知世爵为何等人。京中烂羊头、羊胃布满街衢，有谁过问？遇事如此眩或（惑），从前日侍吾师，长进究在何处，真不可解。丁稚璜锐意河工，闻其僦居穷民破屋三间，日冒风雪查勘工料，艰苦之极，实为人所难能。顷来书包办直境开州、东明堤工百二十余里，亦殊可感。事在人为，虽无把握，究比因循不办为强。弟岂怕为人分谤，但力有未及，何敢强出头来。伊独任巨款，大功成败听天，其举动却自可人。雨生续函，有议复海防六条，乞为据情转奏。所议多中肯处，行期尚属渺茫也。

仲山家信已令来弁带京，渠以家乡难住，拟将挈眷之官。若在宁、扬一带，以吏为隐，去乡尚近。俟其出京定计后，三姐一时想不回寿矣。诸弟开春有来鄂省视否？念之。津署常有信，弟妇等为兄道喜道谢。方、桂儿寄阅文字，似稍有进益。手此，敬叩侍喜。畲侄夫妇道贺。大姐、三姐、九姐并致问。弟鸿谨上。

释读与评点

换代之际的朝忧与家喜

李鸿章写这封信的时候，侄儿经畲（李瀚章之子）刚办完婚事不久，侄媳就给二叔这里寄送来礼物，李鸿章信中有“人事道远，未及致贺，乃复殷勤馈献，未免赧颜”之语，表达了自己的惭愧，当然更是出于对新入门侄媳的客气。他对哥哥说，有了儿媳，像给祖婆母羹汤、照顾公公起居以及“儿女细事”等，都有了可依靠之人，“家政渐有付托”，欣喜可知。信中还对“送女远行”的亲家翁薛焕（觐翁）表示了关心，其人已去职在籍有年，建议哥哥一定给些资助。

较比家事，年轻的同治皇帝突然去世，尚是幼童的光绪小皇帝继位，更是皇朝的换代大事，这对朝野肯定是个震撼的消息。李鸿章估计南方省份闻讯后“谣惑必多”，信中询问哥哥那里的情况。又告知，直隶距京虽近，但近日也出现风声鹤唳的苗头，想来远处“奸匪必易生心”，所以要哥哥予以防备布置，“加意弹压抚绥”。并告知，年前接鹤章弟（即所称“季弟”）来信，合肥一带有“似稍惊惶”的情况，鹤章弟“因此颇动出山之念”，同时夸耀自己以前勋绩，表示现在出来更要“一展抱负”。李鸿章说他“胸无远识定力，易为人所诳”，所以打算写信劝阻，而生怕他又说为哥哥们掩蔽，自己不得出头了。总之，对三弟的这种表现，李鸿章难免“为之焦虑”，当主要是觉得他莽撞冲动，太不靠谱了。

信中说到郭嵩焘被召见的情况，太后只问了“十数语”。看来，是简简单单地“走过场”。查郭嵩焘日记，更能证实这一点。问对确实言语寥寥，所问只是几句过来过去不咸不淡的话，如“在外（指地方上）几年”“途次可曾遇雪”之类。答话自然也就简短得很，难以拉长话语。其日记中倒是对召见的场景也有记载，让人可知“垂帘召见”的布置格局：召见是在养心殿东阁，郭嵩焘被六额驸引进，“请安毕，进跪至席旁，得睹圣容（指小皇帝面容），庄严坐御榻上，两旁及坐前以小案护之，覆以青布。座后垂帘（帘后为两太后），六额驸跪帘旁”。至于李鸿章信中所说“恭邸有洋务精透”之褒，北洋恭邸指恭亲王奕訢，他这话，是在召见前郭嵩焘拜会军机处诸大臣的时候，说给在场者听的。所以李鸿章说“似是京官语气”，意思是好像打官腔、客套话，并非实实在在。不过，郭嵩焘确实能算得比较擅长于洋务，这从他以后的履历中更可得佐证。无论如何，郭嵩焘这时是得到了召见，而那个“沅翁”即曾国荃（字沅甫）却“至今未见”，李鸿章信中说“不凑巧”，又说“意殊肮脏”，自己在京的时候就“甚惜其冷落”而又没有办法，他可是“屡克名城”的功勋之将啊！为之惋惜和不平的同时，李鸿章又说“其实得缺（被安排官职）早迟”并不在召见的事情。可查知，曾国荃还是在二月十一日被召见了，十五日被授职陕西巡抚。他未赴此任而又改东河总督，再后（光绪二年间）改山西巡抚。至于信中提到的“作古”即去世的朱修伯，是浙江仁和（今杭州）人氏朱学勤（字修伯），咸丰三年（1853年）进士，在清廷“综核机务”十多年，可谓“高级秘书”，是个“学者型官员”。

信中还言及曾国藩的大公子曾纪泽（字劼刚）的事情。说他有信来，询问“世爵在籍应否奏请叩谒梓宫”。曾纪泽继承了其父曾国藩的侯爵，此时不知是否该按礼数上奏前往京都叩谒同治帝的棺椁。据说已询问过王文韶（字夔石）了，他说不准，于是再问李鸿章。这不免惹得这位大佬笑话了，说“不自知世爵为何等人，京中烂羊头、羊胃布满街衢，有谁过问”？意思是这种破烂玩意儿谁会理你，自己也太当回事儿了，怎么遇事这么糊涂，还是在父亲身边长大的，长进在什么在地方呢？遂有“真不可解”之叹。感言自己的老师曾国藩“一生信命，老来更参透天机”，这是曾国荃（沅翁）和曾纪泽（劼刚）辈所领略不到的。由此联系到鹤章弟的没谱儿，故有“遑论吾弟耶”的感慨。

李鸿章的这封信中，对山东巡抚丁宝桢（稚璜）的“锐意河工”大为称道和感动。他以“穷民破屋三间”为居处，“日冒风雪查勘工料，艰苦之极”，真是一般大员难以做到的。地段上虽说涉及直隶，但他也再没有与李鸿章争执经费的事情，而“独任巨款”，也够仗义了吧？这种情况下，若李鸿章再有非议也就太说不过去了。李鸿章心里有数，但觉得自己“力有未及”，不强出头就是了。信中还说到丁日昌（雨生）有议复海防六条让他转奏。在李鸿章看来，其“所议多中肯处”，但落实起来“尚属渺茫”，是深知其事之难。不过，在海防之事上，李鸿章也倒没有因为难而放弃努力，态度还是积极的。而在此际策议的事情上，丁日昌可谓他的同道和好帮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