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前言：李鸿章的真家书

标题中作李鸿章的“真家书”，那还有此人的“假家书”（或被高度疑伪者）吗？有的。而且不是一封两封、十封八封，竟有九十来封之多。近百年来这些假家书不断招摇上市，辗转流传，欺蒙世人，也迷惑学者。似乎说不清，道不明；剪不断，理还乱。怎么回事？至今纵然依旧不能对其致假真相究明底细、洞悉无遗，但也不妨从其“诞生”及流衍的大致脉络中做个“朦胧”察析。

最早的《李鸿章家书》，可能是初版于1925年的本子，封面标“上海共和书局印行”而内标“东亚书局印行”，署“虞山襟霞阁主编次”。还有上海中央书店的印行本，也署“虞山襟霞阁主”编次，笔者见到的是1937年1月第8版印本，根据查得的相关信息，该书1936年出第7版，1935年出第4、5、6版，那么此前几版，自不会晚于1934年了，初版甚至可能更早。此外，所见1936年4月由上海广益书局刊行的《清代四名人家书》中，包括“李鸿章家书”，置于该书最后部分（前边是林则徐、彭玉麟、张之洞三人的）。该书只标出校阅者周维立，发行者周健人，而没有编次者姓名，作序人为朱太忙，亦非兼编次者角色。又有同年9月书名为《李鸿章尺牍》（皆其“家书”）的上海文业书局刊行本。上述各版本书中有的收录李鸿章“家书”89封，有的则为90封（也有的目录列89封而实收90封），增出的一篇是置于最后的《寄鹤章弟》，且篇幅最长，内容基本是转录李鸿章同治十二年（1873年）关于黄河治理的一个奏折。除了这些之外可能还有其他版本或印次的“李鸿章家书”，可见当时此书印行颇为繁复，应在“热销”之列，为多家竞相争出逐利。

“热”则热矣，但“真”却不保。所见上述不论哪个版本者，都无一对这些“家书”的来源有起码说明，也没有一帧其原件“真迹”的照片、影印页之类，且信皆无头尾，更无日期。真可谓凭空而来，突兀出世。如果推本溯源它最早是出自“襟霞阁主”辈造作的话，那么，与他们当时的情况也相符合。“襟霞阁主”即江苏常熟人氏（原籍安徽徽州）平襟亚，他那时在上海是一个书商，中央书店就是由他在行业竞争异常激烈的环境下设立的，打造热销之书而赢利，是他们千方百计追逐的目标，为此而造作《李鸿章家书》之类，岂不“合情合理”？不仅如此，更能直接说明问题的是，从李鸿章这些“家书”的内容上推敲，也是破绽多多，伪迹明显。有些研究者已发表文章具体考察揭示，如刘学照的《李鸿章家书辨伪》（《历史研究》1996年第2期）；刘申宁的《李鸿章文档整理研究续议》（《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其中部分涉及家书问题）；拙文《关于李鸿章家书的真伪辨析问题》（《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刘申宁的《关于李鸿章家书之真伪》（《书城》2008年第10期）等。这些皆可参见，这里不再细说。只从前揭拙文中择取论证其造伪的三例，以见一斑：

例一：其《禀姑母》一信云：“表弟妹等，在家从何人游？高邮王怀祖先生，经学家也。昨接曾夫子来示云，怀祖先生广启门庭，招收问业弟子，如表弟有意于此，可由侄具函遣之白门曾夫子幕内，转送高邮可也。”其中“白门”为江宁（今南京）的代称，“曾夫子”指曾国藩，其人居官白门，当然是在两江总督任间，而“高邮王怀祖”也就是王念孙，此时已去世三四十年，（其人卒于1832年），怎么还能“广启门庭，招收问业弟子”呢？

例二：有《致四弟》一信中说，“老母年近古稀，精神日退，兄服务在外，不能时时回来，吾弟年逾弱冠，世务情形，当默自考察”。“四弟”是指李蕴章，他生于道光九年（1829年），“年逾弱冠”即20岁出头时，当在道光、咸丰之际（19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而此时李母才50岁左右（她生于嘉庆五年，即1800年），远谈不上“年近古稀”。若说此信写于李母“年近古稀”之时，那么这时李蕴章当已年近四十，显然不宜再说“年逾弱冠”。真家书中岂会有这等错乱？

例三：有《致鹤章》一信中说：“曾涤生师自九江劳师，旋回南昌，遽以病入膏肓，扁卢束手，而于十二月十六日寿终，予谥文正。”而无可置疑的事实是，曾国藩于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日（1872年3月12日）病死在南京两江总督官署。此前，同治十年（1871年）八至十月间，他曾在江苏省内的扬州、徐州、苏州、上海等处阅兵和巡视，返回南京后未再远程出行，而不是“九江劳师”之后“回南昌”而终，也不是死于“十二月十六日”。“家书”所言此事的情节、地点、时间均与事实不符。那么，是不是当时居官直隶和北洋的李鸿章根据了一时的讹传消息呢？根据确凿资料这种可能完全可以排除。

如此等等，还有许多足以证伪之件。当然，这九十来封“家书”中，也有仅从内容本身尚不足以证伪的。从严格的学术逻辑上来说，不能由其部分证伪便绝对地“连带推定”其“全伪”。不过，因其同源，自可疑其全伪，而在存疑件无法证明真实的情况下，宁认其伪而不认其真，也是应持的审慎态度。

然而，近些年来，完全取材于民国年间面世这批“家书”的各种新编本（具体收录篇数或有差异）不断出现。起码客观上实际存在着以假乱真的情形；而仅从市场因素考虑，明知其假而故意以假充真的主观隐意亦不能排除。

那么，就没有李鸿章的真家书吗？肯定有的，原本还不会少。试想，在那个时代，书信几乎是异地家人文字通联的唯一手段（后期才有电报），李鸿章所处又是一个大家族，时常分散各地，岂能少得了家书联系？日积月累，为数自多。只是时日渐长，变故多有，没有完整、系统地存留下来，而只见有少量者散存多处，不易集中检视。令人欣喜的是，由顾廷龙、戴逸主编的《李鸿章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以下简称“新全集”）中，将它们集中收入，不啻成为其“真家书”的渊薮。其所收集到的这些真家书，数量也并不太多，没有作为专类分辑，而是与各类书信混编在一起的。至于对民国年间问世的那批李鸿章“家书”的处置，戴逸先生在“新全集”前言中有这样的说明：它“一度在坊间广为流传，并被收入《清代四名人家书》，但其中所述内容虚实不一，真伪掺杂，甚至出现许多常识性错误，读后令人疑窦丛生，经编委会和专家讨论，决定不予收录。”这显然是一种审慎可取的妥适做法。

本书对李鸿章家书的选件，便是本着实事求是、去伪存真的原则，以“新全集”为主体源本（篇幅原因，其未能尽数辑入，由致李瀚章和李经方的信件中酌删），另外又据《历史文献》第十一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4月版）所载，由陈秉仁整理的《李鸿章致李瀚章书札》，做了个别篇什的调改、补正。所辑皆属信件，电报体裁的篇什未录。从李鸿章这批真家书所致的对象看，以给儿子李经方的篇数最多，给哥哥李瀚章的篇数上次之，但因其篇幅较长，字数上却又占最多，且因其人身份因素，内容也最为重要。总之，给李瀚章和李经方的构成所辑家书主体。此外还有少量是写给女儿李经璹、女婿张佩纶（张氏未成其女婿之前写给他的信当然不算）以及弟弟的。想来，这在李鸿章的本有家书中，恐怕也只是一小部分，大量的当是没能存留下来，也不排除还有留存下来而尚未被发现的。而无论如何，所传留可见的越少，则越显珍贵。从辑录到的李鸿章这批真家书的内容看，因为最主要的致书对象李瀚章、李经方都有官员身份，特别是李瀚章，更是多年间的疆吏大员，他们间的通信，自然就主要是涉及军务、政事的，家事当然也有，但反而不占主要。由此说来，通过这些家书，除能够零星地了解其一些家事之外，更主要可以察识相关军务政务、朝局国事、官场情状，这也正可反映本书所辑李鸿章真家书的内容特点。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辑录中对所见“新全集”中的错讹之处也试予纠正，这特别集中在信件年份上。在家书原始件中，一般是有月、日而无年份的（无必要赘写），需要辑录者考订添加，“新全集”辑录的家书中于此错讹不少，除了单封信的年份错误之外，还不乏同一封信放置于二三个不同年份的，这样当然只可能在一处正确，个别甚至都不正确。像本书第17号信，在“新全集”中就重复置于三个不同年份而无一正确（详见该信题注），这样，自然就不但是重复放置而且属全系误置的问题。而凡有同篇重置件者，文字上以一篇为主，遇疑问处比对他篇斟酌处理。此外也有个别信件，将实际连同一年份也不属的两信的各一部分文字错误地串接为一信（详见本书第26、31号信题注）。对其上述各类错讹情况，特加题注论证。这实在是一个“被迫”的学术环节：及至操作当中明明发现有讹，若再照样沿袭，有失学术底线；只按新改而不作考订说明，又会让人不明其详，甚至被疑为误录，并且也属违反相关学术规则的“擅改”；再就是所作考订纠误是否确当，也只有明晰地陈列出来，才便于高明鉴察。总之，题注文字是本书无法缺略的学术环节之一。

技术事项方面，底本各件都没有常规分段，而标点，“新全集”中则不用问号和惊叹号，本书为能更合常规，便于阅读，酌为分段，该用问号和惊叹号的地方则即使用，其他地方的标点亦不乏有酌改之处。所据底本中对烂脱、佚失、不清之字用□表示，本书照录。但空字符太多、有碍于文句释读之件，则略去不收。文字上像作“嘱”意的“属”，字形依旧而不改；而原“馀”“於”则分别改作“余”“于”；人名用字中像“澂”不作“澄”，“穀”不作“谷”，诸如此类。文中在每信题后所标清朝纪年和旧历月日之后，括注公元时间。

本书中所收各件按时间顺序排列，并在篇题前自加编序号码。篇题则不拘泥于“新全集”中之题，而多有酌改，譬如将原《致李瀚章》改作《致瀚章兄》、《致李经方》改作《致方儿》等更合家书习惯者。

至于“释读”文字，当然要以第三人称表述。它既不是以白话文严格对译原文，也不作繁琐注释，而侧重在对信文大旨的解读和所涉重要人、事的交代，目的是让读者通过释读文字，能够知晓其大概背景和情节，明了信中的主要内容。原则是立基于“史”，并且扣住原文，照顾到信文含括的基本内容，而不是抓其一点，不顾其余，甚至过度引申、铺张，离题发挥。在笔者看来，如果读者将一信的释读文字看完，只是得到“信外”的某些知识和“思想”素材，而对该信本身涉及的重要人物、事体还不能基本了解的话，那么这就说不上“史学”著述类的“释读”了。做人物和事情的考索，其实是最吃功夫、费气力的事情。这与书信体裁的用语特点有关。通信双方对所说人、事自然都一清二楚，信中不用累赘交代，但对隔时代的读者来说，可能就觉得所说缺头少尾，迷离突兀，这就需要“释读”来解决。特别是按当时的书信用语惯例，对人通常并不直出其名，而多用字号，甚至不乏代指性称谓，对其中有些来说，要查清楚所指称对象，并非轻而易举，但若不查清，人物身份不明，势必影响释读，在此类细节上，书写释读文字确实费了好多功夫。当然，释读中也注意选择信文中的相关重要事项或值得发挥阐说的问题，有的放矢地重点展开，不刻求事无巨细，人无轻重，绝对地面面俱到，只是注意不忽略要项，且尽量全面一些而已。

除上述意义的“释读”之外，也兼顾了“评点”，即本书释读者的看法和评论。“评点”与“释读”其本身自然是不同的，甚至可以分成相对独立的两部分来作，但按本书体例要求不是这样，而是采取“结合一体”的形式（故篇中以“释读与评点”标示），以便于读者在了解原文内容的同时也能够通过评点文字启发思考。当然，虽说两者结合，但何属“释读”内容，何属“评点”文字，也是不难看出和分辨的。而根据信文具体情况的不同，各篇“释读”与“评点”的侧重上也或有差异，不求严格一律。“释读与评点”文字与原文的内容顺序上，不机械地胶着于严格的语序对应，而酌情有适当调整和变通。通常情况下，是将“家事”置于最后（也有一些例外），而“政事”放在前边，并归类或分条来说，这样能更成序列，避免散杂。释读行文中涉及人物的年龄，按当时惯例用虚岁。时间一般是沿用清朝纪年和旧历月日，酌情括注公元年份或连同月日。至于“释读与评点”文字与信件原文的篇幅比例，总体上把握在大约2.5:1，当然，具体到各篇未必都严格如此，酌情或有差异。

觉得无论如何，本书算得上最早面世的李鸿章“全真家书”的专辑、考订和释读本，相信它的主要价值和意义也正在此。

董丛林 谨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