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致瀚章兄（同治十二年四月十八日）（1873年5月14日）

三月二十一日驿递六十八号书并抄件，当已接阅。昨又于幼弟函内附达数行，谅亦收到。三月二十五日奉十二日五十九号、四月十三奉初二日六十号信，敬悉一切。

展觐节略前已钞寄，兹不具赘。近闻九月间又有西陵差信，直省穷苦如此，皇上孝思纯笃，恐未知闾阎艰苦。恭邸、文相允为谏缓，未知果允行否。洊山开缺报到，弟适在京。兰孙深佩其德望，惋惜久之，其对远村言，恐为人所中伤。佩丈则云，张某何以开罪于我兄，而挤之使去。弟力辨渠因衰老求退，实无他故。当道专采虚声，不求实际，或有徇护同乡同年之私意，皆未可据为定评，一笑付之可也。远村与百川同谱，闻百翁颇嫌其言语失序。此行似出高阳推荐，经笙谓其有痰气，亦因言多错乱。自得缺后，弟屡规劝，似较检点。其人朴实忠厚，精神尚足做事，亦有呆气，其不甚明了处，随时指教匡救之，当能相助为理。来函由清江至镇搭轮船赴鄂，拟五月初七日接篆，川费不足，借用弟与省斋各二千金，俟到任陆续缴呈老母收存。将来此项归还，乞禀明母亲转交六弟妇，留作家用。

幼弟代办经方等喜事，未寄分文，殊以为歉。闻其家不甚宽裕，或分作两次付寄为妥。方儿按课作文，功夫浅，天分低，仅成片段。鄙意原不必观场，而少年欲速之志未便阻遏，或临时请赵密庵、彭子尊送去，试毕即归。桂儿尚未开笔，孔桂轩喜与讲典，故史鉴略解一二，而书不能熟，又因气弱未肯严督。弟公冗不暇兼管，伊等读书亦觉文、诗、小楷无甚用处。每忆髫龄，仰蒙严亲日夕督责，乃底于成，今竟不克施于儿辈，有愧庭训多矣。张甥士琦，未闻北来之信。又堂冢事终必决裂。子弟之才不才固关气数，父兄当于文艺之外教以做人立身正道，或亦可挽回一二耶。季弟久无鄂信，疏懒已极，事亲大节若置度外，岂能责子孙以孝为！金姬病时好时歹，似尚不致作古。桐城既有隙地，姑存此说。去夏收婢名顺喜者，弟妇尝讥其无用而有性气，必欲遣之，嗣闻其有孕而止。四月初二申时竟产一男（拟名燕保），在弟不必多此赘物，亦不敢不为堂上告，合家闻之，当共喷饭。此间无称贺者，或请慈谕弟妇，时婉讽其善视之，无使失所。弟于此事颇知调停，伉俪更益和睦。妇病亦久不作，惟觉多此一举。天下事往往无意得之，亦悔之晚耳。

五弟营务处闻颇侈张门面，久之必招物议，能如幼弟前法最好。振轩、伯华因其欲赴京，加捐指省大四成，不得已而为，是请以羁縻之，亦是好意，但何以善其后也。各使请觐，因京官条陈，复有廷寄垂询，业据鄙意复奏（事定再录呈），现尚未甚定局。直境旸雨应时，麦秋可卜。合署平顺。手此，敬叩母亲大人万福，顺颂合署均吉。弟鸿谨上。

释读与评点

议朝中诸事，说家族你我

李鸿章此信中所说“展觐节略”，当指自己本年二月间入都觐见的问对概要，这在此前已抄寄给哥哥。他这次觐见是因为当时皇帝将要“恭谒东陵”，自己作为直隶总督按惯例应赴廷请训，然后再到特定地点“跪迎圣驾，敬慎随扈”。这是李鸿章在二月十七日的《起程入都片》中陈明的。可以想见，皇帝去上这么一次坟，可不是小花费、小动静，最受折腾的当然是陵地所在的直隶。所以，李鸿章闻听九月间皇帝又将谒西陵的消息，简直有点“胆战心惊”了吧，说为表“孝思”的皇上，对“直省”的穷苦、民间的艰难未必了解。想必是李鸿章将这个意思向恭亲王奕訢（恭邸）、大学士文祥（文相）说了，他们答应向皇上建议缓行，可不知道结果如何呢，做主还在皇上啊！

信中还涉及因“洊山开缺（去职）”、远村赴任的事情，所引发的一番人事评议。“洊山”当是字号，未能就此直接查知姓甚名谁，但据信文中述及的相关情节和人物关联，推测似指当时在湖北布政使任上病免的顺天永清人氏张建基。理由：第一，像为之惋惜和打抱不平的李鸿藻（字兰孙、兰荪）、宝鋆（字佩蘅，信文中称“佩丈”）为军机大臣，所议此人一般不会是京官而是地方官，因为京官的话他们能就近了解和掌握确情，不用如此猜度。第二，从李鸿章信文的口气中，可见他们兄弟与此人熟络，更了解其去职底细，查知张建基就曾由李鸿章直接奏荐，而他近年又与李瀚章同城（在武昌）为官，且系瀚章下属。第三，“远村”赴任就是去接任湖北布政使之职，与张建基有着职事交接的“内在”联系，而“远村”可确知是安徽人氏林之望（字远村）。第四，李鸿章信中言及自己“力辨渠因衰老求退，实无他故”，张建基既然是“病免”，也与之相符。李鸿章有“当道专采虚声，不求实际”云云，可见当年人事问题属敏感的“传闻”素材和议论话题，他对这种“虚声”表示了“一笑付之可也”的不睬。

关于张建基其人，还有这么一桩轶事：当年东湖县令有接续的两任都姓张，张建基为后接者。时任湖北巡抚的胡林翼（可谓曾国藩的“亲密战友”），听说该县县令张氏用心查清了一桩人命案件。其大概情节是：一个孝顺儿媳清早去守寡的婆婆房间伺候，见到床边有一双男子的鞋，大骇之下悄悄退出，婆婆见奸情败露羞愧自缢，乡保则以她被儿媳虐待逼死报官。儿媳到案后，为保婆婆和家门名声，隐瞒真情，自甘诬服，这样当然要判极刑。而县令张氏从神气举止上看此妇人不像逼死婆婆的恶人，便设计暗中查究，终明实情，避免错杀。这是前任张氏的事，而胡林翼获闻时已换张建基，但巡抚不知底细，便把彼张氏认作了此张氏，张建基就这样阴差阳错地被保荐升官，最后到了布政使之位。这则轶事是《庸庵笔记》中留下来的，作者薛福成为曾国藩的四大弟子之一（其余三人为张裕钊、吴汝纶、黎庶昌），他与当年与湘、淮诸多大员熟悉，如此看来当不会是纯然编造。可是再想，胡林翼是一大干吏能臣，恐不会稀里马虎地闹出这等笑话。这里姑且取之当作一则趣闻点缀吧。

至于李鸿章信中述及远村即林之望的此次任职，估计是出于李鸿藻（直隶高阳人，信文中以籍地“高阳”代指）推荐。至于林氏的脾性特点，沈桂芬（字经笙）因其“言多错乱”说他有“痰气”；而与之“同谱”（似指同祖宗的远支）之人，也“颇嫌其言语失序”。看来这人起码是有说话随便，不怎么靠谱的毛病。李鸿章是出于皖籍老乡的情分上吧，曾屡屡规劝，并告诉哥哥，他现在好像变得比较检点些了。同时也嘉其“朴实忠厚，精神尚足做事”，但说他“亦有呆气”，要哥哥随时指教匡救。信中还特别告诉哥哥，林之望（远村）赴任由于盘缠不够，借用了自己与直隶布政使孙观（字省斋）的各二千两银子。

关于朝政，信尾部分言及的“各使请觐”之事也很值得注意。这是因同治帝在本年正月间“亲政”，各国驻华公使联名照会清朝总理衙门，要求觐见清帝，递交国书，而就觐见的具体事宜产生争议。单就行礼样式而言，总理衙门坚持对方行叩拜礼，对方则坚持用鞠躬礼。为此清朝官员多有条陈，意见不能一致，清廷遂征询李鸿章意见。查知他于四月初三日上奏表示，在与外国“通商立约”，“实为数千年一大变局”的情势下，应“斟酌时势，权宜变通”，鉴于各国“习俗素殊”，建议“宽其小节，示己大度”。虽未明言，而接受外使鞠躬而免其叩拜的意思显然。清廷采纳了这种建议，到六月初五日（6月29日）各国使节被同治帝接见，行的就是鞠躬之礼。而李鸿章写这封信的时候，事情确实“尚未甚定局”。而最终“定局”的礼仪形式，应该说是一种文明进步。

此信中也涉及不少家事内容。首先需要特别注意，信中的“幼弟”“六弟”是一人，即李鸿章最小的弟弟昭庆，他当时正在天津李鸿章处治病。而“季弟”则并非按惯常的意思指最幼之弟，实是指三弟鹤章，因为他的字号为季荃（亦作“继荃”），故有此称。李鸿章对这个弟弟，从性格脾气到某些言语行事上，都是颇有看法的，甚至有时禁不住切责和训斥，此信中就有这样严厉的话语：“季弟久无鄂信，疏懒已极，事亲大节若置度外，岂能责子孙以孝为！”信中还说到五弟即凤章其“营务处闻颇侈张门面”的事情。凤章咸丰初年就曾随父亲在家乡操办团练，后更有正式从军领兵的经历，这时他似在两江营务处。李鸿章担心他讲究排场、张扬门面时间久了会招致非议，说“能如幼弟前法最好”，看来李昭庆当年还稍能节制一些。顺便交代，李凤章虽说也有军功和官衔，但其生涯中最凸显的却不在此，而在其更善经营产业，致成豪富，他在其兄弟六人中数最为富有的。

信中还说到六弟昭庆家“不甚宽裕”，考虑到六弟“代办经方等喜事，未寄分文”的情况，打算分两次寄付费用，除此之外。又安排将林之望赴任所借自己的款项，等他到任后在武昌陆续缴还给母亲，再由母亲转交六弟妇留作其家用。这时昭庆已经病重，做二哥的当也是为他家日后生计着想吧？信中还说到经方（方儿）、经述（桂儿）的教读、学业情况，总体上当是觉得不够理想，说回忆起小时候由父亲“日夕督责，乃底于成”，现在竟“不克施于儿辈”，觉得“有愧庭训多矣”，意思是太对不起父亲。

还有其他杂事就不必说了，但李鸿章的这番“自我交代”不能丢弃，就是前一年夏天他收了一个名叫顺喜的婢女，夫人讥笑她无用而又脾气不好，本来一定要打发走的，随后听说其有身孕而罢，这位婢女竟于四月初二申时生下一男，打算取名燕保。李鸿章对哥哥说，“在弟不必多此赘物”，但又不敢不告知母亲，并有“合家闻之，当共喷饭”之语，想必是大觉不好意思。不过还是托哥哥特别请求母亲教谕儿媳（李鸿章夫人），要善待这个孩子（毕竟是李家的骨血啊），“无使失所”。李鸿章还告诉哥哥，自己对这件事“颇知调停”，他们夫妇之间没因此生隙而更加和睦，只是觉得多此一举，感叹“天下事往往无意得之，亦悔之晚耳”！这个拟名“燕保”的男婴，或说即没有长成而早殇的经远的乳名，其母顺喜即李鸿章的侧室莫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