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家书(名人家书典藏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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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致瀚章兄(同治九年六月十七日)(1870年7月15日)

哥哥大人左右:

初八日所发六号信到否?十六日接初五日手书,敬悉一一。

弟于初十日由潼关启程,行二十里,冒寒伏暑,霍乱腹痛,因就住李家花园,服药二剂即愈。十三日阻雨,十四日至华阴。连日大雨,黄、渭水陡长丈余,途间水深二三尺,不能行车,在此小住,天晴即赴省城歇伏。周薪如等已带队进北山,日来阻雨,粮运恐难接济,须回韩城老营。西北如此,江水必大,初闻仅较去岁小寸余,今已伏汛,恐将漫溢成灾,可忧方大。不止敝军饷源难恃,若黄河决口,必分拨各省税厘以为赈工。国步多艰,天意诚难测也。

克庵操守极好,亦小有才,惟选将治军毫无道理。北山四十营,非其亲戚即同里,皆不能战,徒知弄钱,以致土匪、溃勇藐视横行,农民流亡殆尽。蒋璞翁欲渐去之,而惧左右庇护,欲弟到省帮忙。弟固不可不持公论,但不为已甚耳。

左帅近始通问,兹将来往两函抄呈。彼既护惜身名,弟断不生觊觎,且甘事必须积年累岁而成,何苦惹此烦恼。彼果将金积堡收复,北边稍靖,弟可请撤兵。但黔中之行仍不能免,与其迟去,不如早办或早了也。席、唐诸军近已攻克苗寨多处,肃清清水江北岸,秋后进兵台拱、八寨,则下游亦望底定。所难在善后,一好抚台优为之,滇事似更易为。只求季高耐心专力陇事,不再反复耳。

惟津门和议能否即定,金积能否告克,内意能否松手,均未可料。郭、周两军求增米价运脚津贴,尚未定议,每军每月当在万金以外。谭军在省,面价较贱,或可勉支,如须略贴,亦难吝惜。川省三万尚无报解之文。铭军留直,拟请东饷就近解给抵算。

王罕斋何时来鄂,到后兄请其到公馆与彭禹卿同住月余,令与桂、保熟悉,再换教读。禹卿年老颓唐,或令粮台月给十金以资糊口,似为善处,乞酌之。

桂儿伶俐,先生要善讲解,喜盘、熟堂即以教阎侄之法教之,便自不错。经方延师尤难,已嘱幼弟场后访择。大家子弟最怕先生惜情面、好恭维;又怕没根柢,不讲经史与品行,则误了望也。母亲已自公馆回署否?今夏似未甚热,起居何如?此叩近佳,余到省后续报。弟鸿章上。

释读与评点

陕地筹议军情饷事

李鸿章此信与所辑前信仅时隔九天,这时他还没有到达陕西省城,信中向哥哥陈说了具体行程和打算,以及自己曾患“霍乱”而服药两剂即愈的情况。还言及当下军务,特别表示了因雨大唯恐发生洪水灾害而影响粮饷运送供应的深切担忧之情。所说“周薪如等已带队进北山”,周薪如即周盛传(字薪如),他是淮军的重要将领,此时在李鸿章麾下承担军务。此外信中还在一处与“周”并列说到“郭”军,是指郭松林的营伍;另一处说到“在省”(指驻西安)的“谭军”,是指谭仁芳所领营伍。

信中还说到相关人事问题,兼及对相关人员的评说。克庵是指刘典(号克庵),他是湘军将领出身,同治七年(1868年)署理陕西巡抚,因军政不能顺手以及人际纠葛,次年以回籍养亲名义告归获准,接替他任陕西巡抚的,为信中所称的蒋璞翁,即原四川布政使蒋志章(字璞山,故称璞翁)。李鸿章对刘典的评价是“操守极好,亦小有才,惟选将治军毫无道理”,在“治军毫无道理”方面,举出的事例就是,其部属“非其亲戚即同里,皆不能战,徒知弄钱,以致土匪、溃勇藐视横行,农民流亡殆尽”。若真是这样,那可是问题太严重了,新巡抚蒋志章“欲渐去之”,也就是想逐渐把他裁换掉,确是正办。但是蒋氏在这里没有根基而不好办,于是便请李鸿章到省城帮忙。这位大佬可也为难,因为涉及湘、淮两派,刘典去了,这里还有左宗棠,并且左氏是这块地盘上的“老主人”。

至于李、左这对“老冤家”,在关系处理上也得“因时制宜”,看来这时两人都不想弄得过僵,所谓“近始通问”,就是双方起码表面上有要拉近关系的迹象。尤其是李鸿章,透露出“彼既护惜身名”,自己“断不生觊觎”的心迹,就是不想在这里与对方争锋,甘认暂时“客居”而已。事实上在陕甘这样一区安置“两帅”也绝非长计,俗话说,一山容不下两虎,何况又是如此一对“老冤家”!

信中也说到贵州军务的事。所说“席、唐诸军”,“席”是指湘军将领席宝田,“唐”当指川军将领唐炯,他们所统军队属镇压这里苗民起义的主力。李鸿章信中对该省“平苗”军务本身,表示了比较乐观的态度,最担心的是“善后”困难,这的确不无道理。至于对与贵州相连同属云贵之区的滇省,觉得事情更好办些,理由是有“一好抚台优为之”。当时云南巡抚是岑毓英,起码这时李鸿章对他的看法应该还是蛮不错的。

此信最后说到儿侄辈的馆师(家馆教师)和教读事情。看来馆师是要以新请的王罕斋来替代彭禹卿,提出要他们同住一段时间,以便于相互熟悉情况,有个自然过渡,免于仓促交接造成隔膜不便。李鸿章还特别建议哥哥给“年老颓唐”的彭禹卿做个生路上的安排,“令粮台月给十金以资糊口”,这倒不失“人性化”处置,只是由公家出资,尽管是小钱,也不合制吧?不过当年在李鸿章兄弟心目中,这是太小太小的事情了。信文中所夸赞伶俐的“桂儿”,是李鸿章亲生并长成的第一个儿子李经述(长于他的李经方为过继),此时七岁,此后信中在“馆事”内容中也多提到他。至于李鸿章在此信中关于“大家子弟最怕先生惜情面、好恭维”云云,看来他也真是希望馆师对自家子侄实实在在地严格要求,能使他们学业、品行都上进,倒不是富贵糊涂家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