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兴安岭（下）
在梦里，树生小子会时不时梦见老秃脚子、9号、小张妹妹、小张医生、小野医生、石老三，还有司令。有些人，树生小子知道他们已经牺牲了。有些人，却不知他们是否还活着。可是在梦里头，他们的面容似乎蒙着一层模模糊糊的薄纱，让人想看却怎么也看不清楚。这薄纱开始是白色的，后来渐渐泛黄，像陈年的老照片一样。他还梦见自己在冬夜里趴在雪地上，趴了一整夜，或者有一颗子弹贴着额头飞了过去，发出“吱”的一声。在梦里，树生小子死了，倒在地上，望着灰红色的太阳，或冻得像水晶一样的夜空，身体仿佛沉在很深很黑的水底，挣扎着喘不过气来。
他惊醒了。炕烧得正烫，军分区给养科的刘瘸子鼾声如雷，大张着嘴，鼻尖挂着汗珠，闪闪发亮。月光照在双层窗纸上，映出屋外大槐树的枝影，看似一动不动，却又慢慢偏移，每次睁开眼，它们都有不同的样子。最后一次醒来，天已大亮。黄澄澄的阳光如同瀑布一样洒在窗纸上，不停地晃动，流淌着波纹。刘瘸子不知何时出去了。炕头最热的地方摆了一只粗瓷大碗，一半是深红色的高粱米，一半是浓黄色的酸菜炖土豆，堆得冒了尖儿，一缕白白的热乎气儿慢悠悠地往屋顶上爬。屋外，李大牙花子的女人在“嘞嘞嘞”地给猪喂食，一股酸乎乎的猪食泔水味儿飘进屋来。还有几只鹅在拍着膀子叫，大概是碍着了女人的事，被踢了几脚，咯咯地逃走了。树生小子光着屁股从棉被里爬出来，盯着那碗高粱米饭，发起了呆。自从跟着抗联打鬼子以来，已经很多年没脱过衣服睡觉了，也忘了那是啥滋味儿。而近个把月，不仅脱了衣服睡觉，还住上了热炕，吃上了饱饭，这一切真有点恍如隔世的感觉。
一
树生小子穿好棉袄，吃起高粱米饭，一股苞米面煎饼的糊巴味儿又钻进屋来。他端着粗瓷大碗走到院子里，李大牙花子的女人把绳索套在右肩上，俯身向前拉着石磨。尽管是冬季，还是有汗珠从额头顺着下巴尖儿滴到地上。拉上几圈，她用勺子舀一把泡好的苞谷粒儿，填进磨眼儿里。一股股稀溜溜的金黄色生苞米糊糊缓缓流到石磨下边的一圈石槽里，又从石槽突出的尖嘴流到木桶里。她在泥房子前的小院里支起一口平底锅，烧起火。看看磨好了一桶，便用炒菜用的大铁勺子舀一勺生苞米糊糊浇在热锅上，用勺底划着圈儿摊平，转眼间，一张苞米面儿煎饼便熟了。烙好一张，在木盆里铺一张，一张叠一张，差不多能叠到一尺多高，如果有工夫，粮食也多，还可以叠到更高。树生小子看到有人家把煎饼放在米缸里保存，从缸底一直叠到缸口。这样叠放得密密实实的煎饼放上几个月或半年都不坏，也不干，吃的时候揭下一张，卷上新鲜的大葱，从大酱缸里舀半勺大酱抹上，用牙撕扯着吃，特别香。李大牙花子的女人揭起一张刚烙好的煎饼，叠成巴掌大的正方形，有点惶恐不安地递给树生小子，小心翼翼地笑了笑，也没说话。
树生小子恭敬地接过煎饼，点点头，算是道了谢。吃完饭，他朝屯子外走去。正西方向，从北到南有一条河。再向西，是连绵起伏的大山。此时，半人厚的冰纷纷裂开了，而且还在嘎巴嘎巴地开裂。这些巨大的冰块在宽阔的河水中你推着我，我推着你，像房子，像大树，像马车，像坦克那样大，相互撞击着向南方流去，发出轰轰隆隆的响声。风呼呼地吹着，在一排排杨树枝头发出呜呜的鸣叫。现在的风和深冬里的风不同，不那么干硬，虽然也很冷，但冷冰冰之中却带着潮湿。雪原上露出干黄色的枯草地，上面残留着积雪，但越化越少，融化的雪水把大地湿润了，越发显出泥土的黝黑发亮。
这里背靠大兴安岭，真像自己的家乡，也很像曾经打过鬼子的地方，只是那一切似乎离自己又很遥远，仿佛从未发生过。树生小子一边望着风景，一边沿着河岸走。远处，有个人在河边洗衣服。走到近前，发现竟然又在这里碰上了李大牙花子家的女人。她坐在一块方方正正的石头上，手冻得通红，但还是抓着衣服，用力地在洗衣板上搓。她的上身尽量挺直，似乎怕压着肚子。树生小子明白了，这女人已经怀上了孩子。听屯子里的人讲，她是个日本女人。这一带曾经驻扎过日本子的一个师团，师团部离这儿不远，在山脚下的公路边。那嘎瘩还有日军开的妓院，比如有日本女人的叫“若春”“东京花”等，而有朝鲜女人的，当地老百姓管它叫“高丽窑子”。有人说这个日本女人原来是歌女，也有人说是开拓团的女人，反正身世说不大清楚。日本投降后，这里兵荒马乱，她也走不掉了，就在这一带讨饭为生。李大牙花子原来的媳妇死了，没留下孩子。他家里穷得叮当响，过去是木匠，也给人当雇工种地，如果不出意外，这辈子是不大可能再娶上老婆的。于是，他就把日本女人留下了。
树生小子站在这个女人面前，看着她洗衣服。她穿着黑色老棉袄，胳膊肘和膝盖上打着灰色的补丁，和黑土地上的女人也看不出啥区别。但如果你知道她是个日本女人，并且仔细去分辨的话，或许她少了些眉宇间和声调里的彪悍桀骜，身材不那么丰满有力，肤色也不那么红润发亮，多了些憔悴和苍白。她不说话，也不直视别人的眼睛，总是看着地面，或者对方的脚。女人的眉角上有一块青紫色的伤痕，八成是李大牙花子打的。她看了看树生小子，似乎在问他有什么事情？看过几眼，忙低下头，仔仔细细地洗起了衣服。
刘瘸子骑着一头棕色的毛驴来到河边。他下了驴子，抬起驴蹄子瞧了瞧，从腰间抽出匕首，把臃肿的蹄子修了修。顿时，那蹄子显得又秀气又平整，驴子也欢快地打了一串响鼻。刘瘸子这人是老红军，据说资格很老，参加过长征，在山东打过鬼子。只因在战斗中负了重伤，瘸了一条腿，不能再行军打仗，出关以后只好干些后勤方面的活计。曾经有人亲耳听到，他跟某位军区首长打招呼，管人家叫黄瞎子，让人吃惊的是，那位首长居然乐呵呵地应了，还问道，刘瘸子，你的身体还好吗？
既然你能叫人家瞎子，那别人也能叫你瘸子。这样，大家也就刘瘸子，刘瘸子地叫开了。他也不在意，心情好时，便嘻嘻哈哈地跟你应着。当然，如果你瞅他心情不好了，最好还是叫他老刘。刘瘸子发起火来那可真是杀气腾腾的，人们背后都说，你想知道老红军啥样不？看看刘瘸子就啥都知道了。
刘瘸子从胸前兜里摸出一张纸币，用石头压在了李大牙花子女人的脚旁边。他一边用手比画，一边说，你家的高粱米饭的米西，你家的钱的给。女人愣了一下，似乎明白了，连忙站起来，要给刘瘸子鞠躬。刘瘸子扶住了她的双手腕，说，不兴这个，不兴这个，继续洗衣服吧，好好学中国话，好好过日子……
离了这个屯子，向下一个屯子走去。刘瘸子衣兜里有个小本子，记着各个屯子的田地亩数和应征的粮食数。他眯起眼睛，望着在大山和大河之间那一望无际的田野，不知心里在想着啥。树生小子看到一处向阳坡雪地里躺着个人。刺眼的雪，黑色的老棉袄棉裤，甚是醒目。毛驴也看到了，似乎想瞧个究竟，不声不响地驮着刘瘸子向那里走。来到近处，树生小子上前推了推那人。还好，不是冻死的人。那人揉揉眼睛，躲避着阳光，蜷缩的身体慢慢展开，瞅着推他的人。树生小子认出来了，这人就是李大牙花子。李大牙花子一只手撑地站起，身子下边露出一块尺把高的方形尖头界桩石，石头上用红漆刷着李某某，也就是李大牙花子的名字。树生小子这才明白，李大牙花子刚才睡觉时，怀里一直搂着这块界桩石。
李大牙花子个子瘦高，走路晃晃悠悠。他睡眼惺忪地走到刘瘸子的驴子前，憨厚地笑笑。刘瘸子说，这么冷的天，小心睡坏了腰！李大牙花子挠挠脖子，道，过去，从没想过这辈子名下还能有块地，现在，还怕是在做梦。昨儿半夜里来看了一眼界桩石，俺的名字还在。今儿早上又来看，睡一觉醒来，名字还是自己的。心里一阵儿踏实，一阵儿不踏实。李大牙花子又问，这就走了？再住两天吧。刘瘸子下了驴子，答，事情办完了就走呗。另外，我把饭钱交你媳妇啦。李大牙花子道，你这个就见外了！地都给俺们了，还差这几碗高粱米？刘瘸子说，一码是一码，吃了人家的东西要给钱，天经地义的事儿。还有，今后可不能打老婆啦！你这和女人裹小脚一样，都是老前儿的坏毛病，得改改。李大牙花子道，自己的老婆自己能不护着吗？其实，手也没多重，脸上挂点小彩，也是为了她好。那些年，日本子一个个的都不通人性啊！现在想起来，还恨得牙根儿直痒痒！她一个日本子留下的女人，要是整得油光水滑的，我真怕哪一天屯子里的人剥了她的皮。
刘瘸子向远处望了望，说，你这地得赶紧伺候伺候，有的人家早早就开始了。时令一过，可就来不及啦。李大牙花子说，过去穷惯了，过一天算一天，什么也没积攒下来，现在有地了，才发现什么干活儿的家伙什儿也没有。刘瘸子掏出五块银元，交到李大牙花子手里，说，赶紧的，缺啥买啥。李大牙花子往回推，说，那怎么好意思呢？刘瘸子说，把地种好，就是帮我们了。
刘瘸子骑上驴子，李大牙花子站在一旁，说道，真是感激你们的大恩大德啊！刘瘸子道，你说错了，应该是我们感谢你才对。记住一句话，把地种好，就是在帮我们！李大牙花子眼睛红红的，问，你们还要不要当兵的了？要不，我给你们打仗去！刘瘸子笑笑，说，打仗有的是人去，你都四十来岁了，就好好在家种地打粮食吧。
毛驴在田间土路上迈着小步，李大牙花子也不肯往回走。三五米远的地方有座新坟，立了块不高的石碑，却是白的，没刻一个字。坟包四周用两道红砖垒了个圆圈，以防雨水雪水把坟土冲走了。李大牙花子走过去，把被人踢乱了的红砖重新摆正，又从地里抓了一捧新土撒在坟上，使劲拍实。
李大牙花子回到驴子旁，说，这坟里埋了小飞龙一家。他转过身，向着广阔的田野指了指，道，这老小子是胡子。老前儿，这四周围方圆百里的地，都是他家的。我都给他种了十年地。你们来了之后，他就说，日本子没动他的地，国民党没动他的地，你们也不会动他的地。没想到，你们把他枪毙了，把他的地分给了俺们。小飞龙那样的人，能没仇人吗？想是那些穷人家这十几年受气受得狠了，这下看他倒了架子，那报仇手段也真是凶啊！把他全家都杀了，一个吃奶的孩子一撕两半。我的妈呀！看不下去啦。当时，我心里老大不是个滋味儿，觉得你们不仁义，这世道风气也不仁义，哪有杀了人，还分人家地，分人家财产的道理呀？可后来一想，小飞龙的地是怎么来的？当年他骑着马端着枪跑了三天三夜，马跑到哪儿，哪儿的地就是他家的。这又是啥道理？
李大牙花子叹了口气，又说，庄稼人心眼儿实诚，见了血腥就觉得不仁义，现在看，你们才是真心行仁义的啊！
李大牙花子从驴脖子上摘下来几根枯草，说，这么些年，俺们这见的兵可多了去了。大帅的兵、小鼻子的兵、大鼻子的兵、“正牌”的兵，还有五花八门的胡子，谁打这儿过都得摊钱摊粮要吃要喝要女人。可只有你们把地分给俺们啦！谁真心对俺们好，俺们嘴上不说，那心里能没个数儿么？
二
离县城还有十几里路，在山脚下，有一座土围子。早些年，这土围子是“人圈”，也就是鬼子为了对付抗联的游击队，搞集团部落，把散落居住的屯子户归拢到一块儿生活的地方。后来，开拓团把里面住的中国人赶走了，也有的说是“推大沟”或“照相”了，反正是屠杀掉了。那时，围子里面有电话，四个角上有机枪，还停着卡车、拖拉机。日本男人女人耕的都是这里的老百姓开过荒的熟地。日本子投降后，土围子荒了，卡车轮胎被拆下来，装在了马车上，拖拉机外层的铁皮给揭下来，涂上了黑漆，成了各家各户的院子大门。在风风雨雨中，这些东西慢慢生出红锈，成了废铜烂铁。
现在，土围子里驻扎着的是旅教导大队。尽管前方战事险恶，但还是把那些预备提拔排长、连长的干部集中在这里，进行一段日子的军政训练，然后再返回前线。哨兵认识刘瘸子，也没让他下驴子，就直接进去了。土围子靠南的方向有一片空地，过去大概是打谷场，也停放着不少车辆，现在是操场，一个小队，一个小队，十个人左右，正在训练。刘瘸子对树生小子说，我到大队部谈点事儿，你就在这儿看他们操练吧，估摸着晚饭也得在这儿吃啦！
打鬼子那会儿，队伍上很少像这样训练，也没时间训练。每天打仗，不是钻山沟就是夺物资，生死只在一线间。一切都在打仗中学，打仗就是训练，训练就是打仗。树生小子记得自己第一次参加战斗的时候，手里只有一根铁扎枪头子和一颗手榴弹。第二次战斗，才有了一杆枪和三发子弹，也就打了三枪，其中一枪打在了一名鬼子军官腰带上。尸体没找着，估计是逃掉了。但那条很厚的牛皮腰带掉在了雪地上，树生小子拿着它炫耀了好一阵子。也就是这样，他学会了放枪，学会了行军，学会了怎样打伏击，学会了野外生火、露营，学会了如何走夜路不掉队。比如，你要死死跟住前面的人，如果有人从中间插了进来，你要问清他是哪支队伍的，否则，就可能跟着别的队伍走了。比如，缴获了一支枪，先拿一枚同样口径的子弹头放在枪口上。如果子弹头进去了一半，说明这枪快不行了，如果子弹头干脆掉到枪膛里了，那这枪就废了，只能当烧火棍用。还比如，日本子三八大盖的响声是“叭—啾”，而别的步枪，像奉天造、汉阳造、中正式，都是“叭”的一声。所以，敌人放枪时你细听，如果各种枪声杂和成一团，就是伪军。如果清一色的“叭—啾”，那就是鬼子。
不远处，有一支十人的小队伍在训练队列。十个人按照从高到矮排成一排，一个人站在队伍面前指挥。只听他高喊道，向右——转。十个人便按照一个节奏，像十扇门板一样，齐刷刷地把身体转向右面。转的时候，脚底下腾起一股尘土，脚掌靠在另一只脚掌上时，发出啪的一声响。那样子，真洋气！转了几个向右转和向左转后，又听到指挥员高喊道，齐步——走！那十个人便排成一条直线，胳膊伸直，所有人一起迈出脚，一起落地，脚踏在地面时都能发出整齐的啪啪响声。总之，不管做什么动作，十个人都像一个人似的。
树生小子又惊奇，又觉得好笑，不知训练这东西到了战场上有什么用。不过，他发现队伍里似乎有个人一直在看着他，并且对他做着表情。但那人戴着军帽，帽檐遮到了眉毛，看不出他是谁。过了一会儿，那些人又练起了爆破。一个人右手抱炸药包，先跑上十来米，再侧过身体匍匐前进十来米，然后跳到土坑里卧倒，爬起来，越过一道齐胸的铁丝网。到了目标之后，拉着导火索，跑出十来米，卧倒。炸药包冒了一阵青烟之后，却并未爆炸。指挥员一声口令，爆破员站起身，拍拍身上的土，回到出发地点。
后来，树生小子才知道，用炸药包搞爆破还是个新发明。是一支在山东打鬼子的部队最先开始使用的。那支队伍里有不少矿工，过去在矿里经常摆弄炸药，用起来轻车熟路。有一回打鬼子炮楼，八路军缺重武器，靠步枪、机枪、手榴弹怎么也打不下来。有个矿工说，炸药这玩意儿能把山炸开了，鬼子炮楼还是个事儿吗？要不咱试试？试试就试试。那一次，鬼子都看傻了，也不知一个人抱了个捆成一捆的被子冲上来要干啥，眼睁睁瞅着那个人跑到了炮楼下面，点着了拉火。鬼子还没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儿，就坐着一股浓烟上天了。从那之后，鬼子最怕这东西，每回都瞪大了眼睛看有没有抱着炸药包的人。而山东八路军的爆破技术也是突飞猛进，留洋回来的学土木工程的大学生和矿工们一天到晚在一起鼓捣炸药，花样百出，越来越精，越来越巧，已经成为一门不可替代的战斗技术门类。每个班都有爆破小组，每次攻城战斗之前，还成立专门的爆破敢死队。除了炸药包，还有爆破筒，就是在铁管子里头填上黄色炸药，再加上雷管。一米长、两米长，四米五米长的都有，就看要炸什么，在攻坚战时非常管用。用山炮、重机枪打不开的堡垒、坑道、堑壕，用爆破筒就行了。日本子、老毛子、中央军财大气粗，所以都没仔细琢磨过这东西，而八路军和后来的解放军一穷二白，也是被现实逼的，生生把点火药发展成了一门令敌人胆寒的进攻艺术。
一声哨子响，土操场上的训练结束了。有个人向树生小子跑来。他把湿了一圈的帽子摘了，认真端详着树生小子，树生小子也盯着他看。从鼻子和眉眼间，树生小子依稀辨认出，来人是老家跳大神儿的马老婆子家的小六子，比自己大三岁。小时候，带着村子里的小孩崽子没少干偷鸡摸狗的事情。比如，过年时往狗窝里扔鞭炮，半夜翻进菜园子偷黄瓜、西红柿，趁看瓜地的老刘头儿睡着了，摘人家的香瓜吃。也偷自家的东西。有一回，他把他妈跳大神儿用的红纸和香烛偷了出来，约了四五个男孩子半夜到坟圈子里去玩。他们往红纸上吐口水，把脸蛋和嘴唇染得血红，然后一人躺在一个坟包上，点上香烛，发出怪叫，互相吓唬，看谁先害怕跑掉。跑掉的第二天还要偷自家的鸡蛋分给大家吃。
不过，那都是五六年前的事情了。小六子身板厚了，嘴唇上边有了黑硬的胡茬，尤其是眼神，一丝一毫看不出当年的影子，满是一个大哥哥看见小弟弟时扑面而来的爱护。他抓住树生小子的一只手，道，你是树生小子吧？对，肯定是你。
慢慢地，过去的那个小六子模糊了，眼前的小六子真实起来。树生小子感到有些愧疚，小心地点点头。小六子笑笑，拉起他的手，说，跟我坐一会儿去，喝点水。树生小子说，刘瘸子让我在这儿等他。小六子又笑了，说，院子一共就这么大，放心吧，大家都知道你在哪儿呢。
不知为什么，树生小子的脸就红了。他来到小六子的住处，一条大炕，铺着十五六套铺盖，被子枕头码放得整整齐齐。炕沿上方拉着一根铁丝，一块块洁白的毛巾挂在上面，平整得像洋铁皮一样。小六子把树生小子按在炕沿上坐好，从自己的背包里找出一套粗布灰军装，罩在他的棉袄外面。军装很肥大，黑土地上的老百姓都管解放军穿的这种衣服叫“二大布衫子”。上衣过了树生小子的膝盖头，袖子把手包住了，活像唱戏的戏服。小六子让树生小子站起来，笑呵呵地把袖子向里挝，露出半个手掌，一针一线地缝好。然后又把衣襟向上挝，高出膝盖两寸，用针别好。向后退两步，瞅了瞅，大小差不多，便又用密密的针脚缝起来。鼓捣了半个小时，把裤腿也缝好之后，小六子又送给树生小子一根铜头帆布腰带，两条绑腿布和一顶灰布军帽。穿戴整齐之后，小六子的战友又送了他一些东西，有搪瓷缸子，有牙刷、牙粉。大家围着树生小子看，他的脸又红了。
在小六子入神地缝衣服时，树生小子问，六子哥，你当兵几年了？小六子答，哪有几年，才八个月，关内来的解放军路过咱村子时参军的。树生小子说，听刘瘸子说，来这儿集训的都是要当干部的。小六子说，嗯，我现在是机枪班班长，回去之后，可能当副排长。树生小子说，真快啊！才八个月就当副排长啦。小六子抬头看了看他，眼神很沉重，欲言又止，只是说，有些事情你以后就知道了。
树生小子咬咬牙，终于问出了口，俺娘还好吗？小六子说，你走了之后，你娘骂了你三年，也哭了三年，说就当你是被狼叼走了。家里只剩下她一个人，她人也明显老了，看着有六十多岁。树生小子的眼泪哗哗地往下流。他又问，她身体怎么样了？小六子答，两年前，她离开咱们村儿。据说是到哈尔滨给人家当佣人去了。树生小子呆呆地望着窗外，问，俺家的房子还在吗？小六子说，房子、菜园子都在，只是没人拾掇，山墙上的黄泥掉了好多，再过些日子，怕是要透风透雨了。
许久，树生小子回过神来，使劲儿抹了把眼泪，说，都离家五六年，再哭也没用了。他又问，你是从前线回来的？仗打得怎么样啦？小六子慢慢地说，情况不太好。我们进关十万人，国民党进关三十万人。国民党的武器都是在缅甸、云南打日本子时，美国人给装备的，比咱们强多了。粮食也征不上来，经常饿肚子。南满的老百姓都说中央军是“正牌儿”，咱们打不过“正牌儿”，将来天下是人家“正牌儿”的。现在，沈阳和周围几个大点的城市都没守住。听说，在一个叫秀水河子的地方打了个胜仗，消灭了国民党一个加强团，在另一个叫大洼的地方打掉了国民党一个师，可总体上我们是一边打一边往北边撤。
两个人都不说话。树生小子自言自语道，也没啥了不起的，打鬼子比这还难，不也过来了？小六子当胸给了树生小子一拳，笑了。树生小子问，你什么时候回去？小六子道，原来说是训练两个月，可我看不会那么久。部队马上就要去四平打大仗，我们这些骨干怎么可能在后方吃闲饭呢？
几天之后的一个上午，树生小子牵着毛驴走在一条土路上。刘瘸子坐在驴子上，眯起眼睛瞭望着远处的田野。有一户人家，男人和女人肩上背着犁子绳索，一个男孩子扶着犁把子，正努力地翻着地。在太阳之下，薄薄的雪彻底融化了，雪水渗进了黑土地里，像油一样，把泥土浸得松软稠亮。大地仿佛涌动的大海，充满了活力与热力，撒下一把大豆、高粱、小麦、玉米，就长出壮壮实实的小苗，进而收获同样充满活力与热力的粮食。你不能想象在这片黑土地上，会长出羸弱的苗子。人也一样，你看这里的人们，哪一个是病病殃殃、有气无力的？
树生小子回过头，问道，听说前方的仗打得不好，是吗？刘瘸子的眼皮微微抖了一下，依旧望着田野。他嗯了一声，并没继续说下去。树生小子又问，要是咱们把东北这块地方丢了会怎样？刘瘸子依然没作声。树生小子接着问，听说美国人可能出兵，他们手里有原子弹，是真的吗？还有数不清的胡子也在打咱们。有人说前些日子，他们把咱们派去的县长和工作队绑到城外杀了，十几具尸体就挂在树上。这是不是也是真的？
刘瘸子下了毛驴，躺在一条刚翻好的地垄里。他闭上眼睛，痴迷地把双手插进土里，又把一大抱黑土搂在怀里。泥土顺着领子、袖口进了衣服里头，他也不在意。躺够了，他又对树生小子招招手，说，你也来躺一会儿，闭上眼，听听大地在说什么。树生小子的耳朵贴着土地，大风从脸颊和耳旁吹过。这风带着暖意和潮湿从遥远的地方来，在耳边呼啸而过。仔细感受身子下边的大地，又丰腴，又结实，绝不会给你带来危险，也绝不会在你无助的时候抛下你不管。这就是大地。
刘瘸子问，听到了吗？树生小子点点头，可他没法用语言来表达。刘瘸子说，大地每天都说一样的话，可每个人听来的却不一样。我听的时候，她在这样说，缺啥娘这儿都有，来拿吧！别害怕，有娘护着你呢！
刘瘸子又说，十几年前吧，那时还叫红军。有一次，我腿上中了枪，被国民党军追着在大山里边跑。没医没药也没吃的，伤口长不好，眼看着越烂口子越大。我掉队了，也实在是走不动了，躺在山顶上一块草丛里等死。敌人就在几米、几十米外搜山，抓到也是个死。
我闭上眼，啥也不想。这时，我感到远远近近连绵起伏的大山似乎在说着什么话。就是这句，缺啥娘这儿都有，来拿吧！别害怕，有娘护着你呢！听了这句话，我突然就觉得他们一定抓不到我，我一定能活下去。果然，敌人搜了一个下午也没找到我，天黑时就下山去了。山里有药草，有野果子，我就是靠着这些活了下来，并且找到了队伍。
刘瘸子说，每当我觉得快要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我都要听听这声音。过草地快饿死的时候听过，被鬼子围在庄子里出不去的时候听过，每每都能死里逃生。而且，想听这声音很容易，因为哪里都有大山，哪里都有大地。你要是把它们当成家，它们就是你的娘。所以，你的问题我一个都不想回答，因为那都是细枝末节。你看看这刚刚耕过的肥沃土地，再看看不远处那一户勤勤恳恳的人家，还有什么可担忧的呢？
沉默了许久，树生小子说，老刘，我想去当兵。刘瘸子猛地一回头，想了想，缓缓说道，去吧，去吧……
三
树生小子到部队后打第一仗，他的第一任班长就牺牲了。班长是山东人，很节俭。队伍路过富裕的地方，有人愿意从每月几角钱津贴中拿出几分钱，买双布鞋。树生小子从未看见班长买过这些东西。别人把吃的分给他，他都说不饿，从来没接过，津贴攒起来之后，按时寄回了老家。不过，树生小子下班第一天晚上，是班长给他洗的脚。洗完脚之后，班长还送了他一条崭新的白毛巾。后来，树生小子当了班长也这么做。
树生小子反复回忆过班长牺牲时的情景，似乎他也没做错什么。比如把头从半山腰战壕里伸出老高，或者放松了警惕，暴露了目标，被敌人打了冷枪。一枚重炮弹在班长身后的土坡上爆炸，把他埋在了下面。等树生小子把班长刨出来时，他已经没有呼吸了。
这一仗是在东北一个叫四平的城市打的。东北民主联军与国民党军在四平这个地方前前后后打了四仗。四平在东北民主联军手中得而复失，失而复得，最后彻底解放。四平的得失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两支军队力量的此消彼长。树生小子打的这一仗，是二战四平。
树生小子他们连守卫的阵地在四平城外的一座山峰上。一个月前，敌人的先头部队还未开到城下时，站在这里可以看到有两条铁路线交叉着从城里经过。一条南北走向，一条东西走向，一列列火车冒着滚滚的白烟，发出沉闷的吼叫，载着拥挤的人或堆得冒尖的货物，向四面八方而去。站在山顶，还可以看到城里的情况，哪里有重武器，哪里有堡垒，哪里是指挥部，哪里是城中制高点，都一清二楚。把重炮群拖到这里，可以直接向任何一个目标瞄准。如果真是那样，城里的守卫部队就仿佛一个行走在旷野里的旅人，遇到了冰雹却没带伞，也无处躲避一样。更危险的是，如果此处阵地被敌人占领，那么敌人的部队就可以从这里长驱直入插到城北方向，把守城的主力部队合围起来。这座城再往北，是旧满州国的新京，也就是长春。现在，长春以及周围的主力部队都向南调到这方圆几十里上百里的地方参加守城会战。这座城守不住，长春也会被迫放弃，战线将继续北移。
山不算高，漫山的杨树、槐树还未长出绿叶。白天里，山是黄的，树是灰的，一条盘山土路从山下蜿蜒而上，可以直达山顶附近，然后从北面穿山而过。此时天还未亮，部队集合吃饭，准备进入阵地。吃的是猪肉炖酸菜粉条，还有可以敞开吃的白米饭。做饭的人叫铁锅老舅。他是连里边的炊事员，走到哪儿，背上都背着一口黑乎乎的大铁锅，像长在身上似的，因此得名。有人管他叫老铁锅，他也不生气，说，我知道你想说这铁锅像只王八盖子。王八盖子有啥不好？乌龟能活得长久，还不仗着有只盖子？铁锅老舅四十多岁，参加过长征，人家让他当班长，他不干，说自己就会做饭，也愿意给大家做饭，看着大家能吃饱饭就很高兴，管人的事儿，他干不了。学习文化的时候，他总是借口烧水煮饭蒸馒头不参加，勉强认得了几个字，两天之后一拍脑袋，说，又忘了。没事的时候，他好抽口旱烟，连里的兵就聚在他身边，听他讲以前的事儿。铁锅老舅知道的东西多，有的和师旅首长，甚至是纵队首长有关。每次讲完那些轶闻轶事，他都会抹一把嘴上的唾沫，认真地说，咱这话儿可是哪儿说哪儿了，将来你们要说是我说的，格老子的俺可不认啊！他还讲过长征时的事儿，那时不叫长征，叫北上抗日。过草地时，身上是一点粮食都没有了。心想，走到哪儿算哪儿吧。草地是一眼望不到边儿，到处是水坑和草皮。有的草皮稀囊稀囊的，下面很深，一脚踩下去，你就别想上来了。天还下着雨，浑身的皮肉跟死人似的，冰冷冷的，没一点热乎气儿。队伍稀稀拉拉地排成一条长线，大家都埋着头向前走，不敢说话，也不敢做多费一点力气的事。队伍旁边有独自坐着的，有三三两两背靠背坐着的，也不敢仔细去看，有的是已经饿死了。走出很远回头看，他们还在那儿一动不动地坐着，多半是起不来啦！还有的，走着走着就一头扎在泥水里，再也活不过来了。我也想救他们一下，有口热水喝，说不定就活了。可也真是有心无力啊！自己也是生死一线。害怕？想哭？想家？全都娘卖×的没有，脑子里一片空白，和生瓜蛋子一样。就一个念头，跟着往前走！千万别停下来，咬着牙也要把腿抬起来迈起来。站不住爬也行。你可千万别以为爬丢人，在草地里，能爬着往前走都是好事啊！走不出去，那就是一个死……
老铁锅把猪肉切成拳头大的一块一块，带骨头的再稍大一点。哪个班来打饭菜，先报人头数，然后用筷子插上肉块，按数儿放进盆子里。他大声说，一百二十九颗脑袋一百二十九块肉，不多不少，嘿嘿。然后，他又走到队伍中，低头观察士兵们吃饭的表情，从这些表情中判断自己做饭质量的好赖。要是有人说好话了，他马上喜上眉梢，要是有人骂娘了，他赶紧走，但下次做饭就不会出这样的问题了。
大多数人都把肉结结实实地填进了肚子里。因为今天要打恶仗，而打仗就得死人。这个道理大家心里都清楚。树生小子的班长却没怎么吃。他挑了一块大点的，不带骨头的肉块儿放在树生小子盆子里。自己挑了一块带骨头的，看起来肉不太多的。他用嘴使劲儿吮了吮骨头，把汁水咽进肚里，用一张杂货店包东西的黄草纸把肉块儿包起来，放进挎包里。周围一片喝菜汤吃米饭吸粉条的吸溜吸溜声，吃饱的人还打了几个嗝儿。
东边的天际由乌蓝色渐渐变成淡白色，又慢慢掺进了橙色。连队集合了，大家谁都不说话，默默回忆着昨晚分配给每个人的任务。连长和指导员分别低声讲了几句话，把牺牲之后代理他们指挥的人员又重复了一遍。接着是各排各班各战斗小组分别讲话，内容差不多。每个人都把自己牺牲后的代理人指定好。打大仗的时候，不仅要指定第一代理人，还要指定第二第三代理人。
连里的骨干，从连长、指导员到班长、副班长，大部分是从山东进关的。天气还很冷，树生小子打着哆嗦，仔细听着远远近近的山东话。班长给他检查了枪大栓、子弹带、手榴弹带，然后往他挎包里塞了一包东西。树生小子知道那是猪肉块，忙往出拽。班长按住他的手，说，这东西，吃进肚子也要拉出来，就是过一回肠子，谁吃不一样？仗打起来可能吃不上饭，到时就有用了。树生小子抓着班长的手腕子使劲儿摇了摇，摇不动，泪珠儿就掉下来了。
山脚下，有一条小河。河两岸有林子，林子里有几家屯子户。旅部和电台都在那儿。队伍路过时，电台的老韩刚值了一宿班，正蹲在一块石头上啃玉米面儿煎饼。指导员和老韩是山东老乡，都是从一个村子里出来的。指导员跑过去，一把将老韩嘴里的煎饼夺过来，说，看看你吃的啥好东西。说完，用牙把煎饼扯下一块，腮帮子一鼓一鼓地嚼起来。老韩问，你们连上啦？指导员点点头。老韩马上跳起来，说，等我一会儿啊！他跑进屋里，怀抱着两听印着英文的罐头回来，放到指导员手里，说，缴获的，从大洼留到现在，没敢吃。我查过词典，两个里头都是牛肉。也不知老美的牛肉啥滋味儿，你替我尝尝吧。
老韩借着晨光瞄了一眼队伍，道，还都挺精神的啊！指导员道，仗没打就先蔫了，那还得了？说完，他捏了捏老韩的胳膊，跑回队伍中去了。
队伍靠土路右侧上山，被接替下来的连队抬着伤员和尸体从左侧下山。树生小子看到小六子在对面的队伍里，便叫了他一声。小六子肩上扛了四支步枪，抬起头，眼睛血红血红的，狠巴巴地往这边看了一眼，似乎没认出树生小子，又低下头，下山了。
当敌人第一枚一百五十五毫米榴弹炮炮弹砸在战壕里时，树生小子感到了一种这辈子都忘不掉的震撼。怎么说呢，那阵巨大的声响和冲击波到来之时，你什么都听不见，也看不见。脑子里一片空白，像被开水洗过一样。什么情绪也没有，比如激昂、恐惧、愤怒、仇恨等等等等，都没有。脑袋像只装满了碎块儿的木箱子，被狠狠地摇得七零八落，所有的念头支离破碎。世界的影像不见了，只剩下或惨白，或血红，或殷紫的颜色，像被泼上了水的水彩画。
树生小子明白，对面的敌人再也不是日本子了。鬼子没有这么多重炮，也不会如此密集而不惜代价地把炮弹倾泻在对方的阵地上。一枚重炮弹就能填平一截战壕。班长就是在这个时候牺牲的。树生小子把班长扒出来的时候，他已经没气了。他的头、胸膛和肚子都中了弹片，密集得像在枪林弹雨中洗过一遭似的，即使不被埋在土里，也绝对活不成了。班长闭着眼，沉默着，鼻孔和嘴巴往外流血。后脑勺有个窟窿。他搂着班长的尸体在地动山摇的战壕里蜷缩了很久，知道班长再也活不过来了。这时，副班长从后面重重地抓着树生小子的衣领，把他拽起来，脸对着脸，怒吼道，别在这儿犯呆，快回到你的位置上去！副班长就是班长指定的代理人。
炮击轰鸣过后，树生小子晕晕乎乎地从战壕里露出头，看到山脚下的有六辆坦克沿着土路上来了。打鬼子的时候，树生小子见过日本子的坦克。不过，也只是远远地看见一辆两辆，从来没有真刀真枪地跟这些铁家伙干过。那时的抗联大多是小队伍，很少跟鬼子硬碰硬地打。而且，日本子的坦克跟眼前的美式坦克相比，就像一个瘦子站到了壮汉面前，很有点弱不禁风的感觉。那六个庞然大物还只是到了山脚下，可发动机的巨响已经通过脚下的大地传到山上，又从双腿直达脑袋，让人从身到心都在颤抖。每辆坦克后面跟了几十名穿土黄色军服的国民党士兵，猫着腰，悄无声息地向山上逼过来，看上去很沉着，队形一丝不乱。土路是条盘山道，坡度不大，如果没有阻击部队的话，那些坦克可以直抵山顶。
树生小子看到，从坦克旁边的草丛里猛地冲出一名战士，怀里抱着一捆浇了煤油的干草，跳上坦克，把已经点燃的草捆铺在炮塔上。几乎在同一瞬间，敌人缓过神来，明白他要干什么，一齐开了枪。那名战士牺牲了，烧着的干草也被敌人从坦克上拉了下来。后来，树生小子听说，牺牲的战士是爆破组的小组长，过去炸过碉堡、桥梁、发电站，却直到这一回，才头一次见到坦克，并且要和这个家伙拼命。
敌人的坦克队伍继续向山上走。又从山坡上冲下一名爆破组的战士，在十步远的地方向坦克投了一捆手榴弹。手榴弹砸在装甲上，掉落到不远处爆炸，但并没有毁坏坦克。那名战士也牺牲了。山上的枪一直在响，子弹打在钢板上，擦出点点火花，却不能阻止坦克前进。第一辆坦克停下来，炮口向山上瞄准，接着钢铁身躯一晃，一座重机枪工事便被抹平了。后面五辆坦克依次停下，重复着同样的动作，山顶上又被硝烟笼罩。
这时，从烟雾中冲出一名战士，怀里抱着拉着了火的炸药包，一下子钻到坦克下边。一声轰响，坦克喘息着停下来，从后面发动机处燃起大火。驾驶员打开炮塔顶盖，浑身带火，大叫着在地上打滚。敌人的编队并未停下来，后面的坦克把不能动弹的坦克顶到路边，推到山下，然后继续前进。
爆破组的战士似乎找到了办法。他们在战友的掩护下，又摧毁了两辆坦克。敌人的队伍停在了半山腰。不过，他们没有撤退的迹象，而是改变了队形。这时，连长传来命令，敌人要冲锋了，放近了再开枪。把家伙什儿都拾掇好喽，准备拼刺刀！
树生小子把腰里的五枚手榴弹解下来，拧开了盖子，码在面前。刚拉开枪栓，子弹上膛，敌人就往上冲了。第一梯队有三十几个人，都光着膀子，肩上挎着一种不大的美式冲锋枪，腰上挂了手雷，还有一只包裹样的长条布包。冲在最前面的那个人把后面的人落下了五六米远，穿着深色黄呢子军裤和高筒皮靴，也不戴钢盔，一手端着冲锋枪，一手握着手枪，一声不吭，闷着头向上快跑，格外显眼。这三十几个人并未拥挤在一起，也没有沿着土路进攻，而是分成三路，每路又分成几个小组，从不同方面呈分散队形冲锋。在这些赤裸着上身的敢死队员后面，穿着军服的士兵紧跟着，一步步向前推进战线。坦克虽然停着不动，但火炮和机枪仍然在向山顶开火……
四
树生小子开了三枪，有一发打中了。但那个敌人只是晃了下身体，还在继续向上跑。敌人的敢死队看上去都是老兵，小组成员跟得很紧，小组之间又散得很开。进攻路线上布满了大树和灌木，虽说黑土地上刚进春天，还未长出多少叶子，但密集的树枝后面影子一闪，人就掠了过去。树生小子拉了一下枪栓，准备打第四枪，敌人已经跳进战壕。他们的冲锋枪很小巧，在战壕里可以很快地转过身，朝任何方面扫射。一只弹夹打光，轻轻一扣，空弹夹脱落了。再从腰里抽出一只，轻轻一顶，就又能开枪了。子弹打光了，他们还带着匕首，很锋利。抽冷子在你的脖子或大腿根儿上划一下，你还没看得清楚，血就早已喷得老高。敌人的打法和鬼子大不相同。
副班长和一个强壮的敌人扭打在一起，打了几个滚儿，被压在了下面。树生小子跑上前去掐敌人的脖子，可那人浑身是汗，光着背，滑得像条鱼。树生小子捡起一颗手榴弹，高高举起，向敌人的后脑勺儿砸过去。敌人转过头，狠狠地瞪了树生小子一眼，晃晃悠悠地站起身，向树生小子扑来。树生小子转身就跑，副班长端起刺刀将敌人从后背刺倒在地。一具高大的身体砰的一声，摔在战壕里。
一愣神儿的工夫，有个身材稍显瘦弱的敌人向树生小子扑来。两人摔倒在战壕里，脸对着脸，看着对方的眼睛。树生小子发现，敌人还是个孩子。肩头单薄，肋骨处没什么肉，每条骨头都瞧得清清楚楚。树生小子死死搂住敌人的腰，不让他拔出匕首，一边大叫来人帮忙。一个老兵跳过，扭住敌人的一条胳膊，把他压在了膝盖下面。这敌人像疯了一样，抬起上身，照着老兵的胳膊狠狠咬了一口，真正地撕下了一块肉。老兵跳起来，用脚踩着敌人的胸脯，端起刺刀，准备向他刺下去。那孩子一点也不怕，顺手扯出手雷，拉掉金属环，死死抓在胸前，瞪着老兵。老兵端着刺刀迟疑着……敌人爬起身，准备逃走。树生小子扑过去，去夺那颗冒着青烟的手雷。那孩子双手抓着手雷，直勾勾地盯着树生小子的眼睛，树生小子也不顾生死地盯着他。就在最后一瞬间，那孩子眼神里的火苗熄灭了，他松开手，树生小子顺势把手雷抛到战壕外。接着，是一声闷响，两人身上盖了厚厚的土。敌人大睁着眼，看着天空，不再挣扎，像死了一样……
太阳差不多到了头顶，敌人撤下山去。树生小子所在的战壕里丢了十几具赤裸着上身的尸体，还有一样多的已经牺牲的战友。山坡上留着更多的敌人尸体。原本干燥的战壕里又湿又滑，踩上去发出吧叽吧叽的响声。不少敌人尸体腰上装钞票的布袋子散开了，钞票落在血水里，被活着的人踩来踏去，无人理睬，如同无数张又烂又破的废纸。指导员牺牲了。他的胸口上有一串枪眼，坐在地上，下半身流满了血。他旁边放着两只牛肉罐头，被子弹打穿了，白色的油脂从弹孔里流出来，流进了血红色的泥水里。连长正在指挥人加固工事。他指着泥地上的钞票，厌恶地大吼道，赶紧把这些玩意清理干净，看着就叫人心里堵得慌！腰里捆着这东西打仗，那能不死吗？
树生小子和其他战友一道，把敌人的尸体拖出战壕，码放在一块儿。在合适的时候，会通知敌方来收尸。而牺牲的战友则摆在另一边，抬下山后找个好地方埋葬。那个孩子兵还躺在那儿，睁着眼，一动不动。树生小子喝道，起来！孩子兵看了看他，慢慢坐起来。树生小子把他的双手捆上，带到了连长那儿。连长刚把牺牲的指导员的脸擦干净，眼睛红红的。他捏了捏孩子兵的身子骨儿，叹了口气，背过脸，挥挥手，说，你看着他吧！等咱们下山时，把他交到旅部去。孩子兵站起来时，连长用下巴指着他腰上的布袋子，问，还带着这遭瘟的玩意儿？想到阎王爷那儿花去吗？孩子兵用捆着的双手费力地从腰后解开布袋子扣，一脚把它踢到山下去了。
下午，又打退了一次敌人的进攻。除了坦克和重炮，还来了飞机。这个铁家伙飞得很低，树生小子能看到翅膀上的铆钉。在它从半空中侧着身子一掠而过时，树生小子甚至觉得自己和飞行员对视了一眼。飞机机枪子弹有胡萝卜粗细，当它扫射的时候，地面上的人无处躲藏。树生小子身边的一个老兵被打中了后背，只一下子，他的前胸就给撕开了个大洞，脖子上喷出的血溅了树生小子一脸。
炮击、轰炸、扫射、冲锋、肉搏，这差不多就是敌人的进攻程序。一天下来，就很熟悉了。可这程序像个绞肉机，你明知道它是如此的转动，可还是有战友牺牲。可能是你，也可能是他，不确定是谁，但总会有人。牺牲的人和死去的班长一样，并没犯什么战术上的错误。轻伤的人简单包扎一下，继续战斗。重伤的人找一个犄角旮旯，躺下来，怀里抱上一颗手榴弹。如果能活，就等着战斗结束被人抬下山，如果活不了，就搂住敌人的大腿，拉响手榴弹……
不知不觉间，太阳落到了西方地平线上。山下的那座城映在昏红色的余晖里，烟雾蒙蒙，像一头黑色的大兽盘踞在那儿。再向南方望去，是敌人的重兵集团。一堆堆一块块，有炊烟，有火光，有枪炮响，有发动机轰响，满满地占据了辽阔的平原。
树生小子躺在战壕里，望着红彤彤的天空，望着一缕一缕黑色的硝烟，还有在硝烟里飞过的鸟。那些鸟真好，自由自在的，想飞到哪儿，就飞到哪儿。铁锅老舅把全连的饭都挑到阵地上来了。每个人的盆子里分得了两块拳头大的猪肉块儿。树生小子知道，并不是铁锅老舅多杀了一头猪，而是吃饭的人少了一半。不远处，民工正用担架把牺牲战友的遗体抬下山。坚持到了现在的重伤员也被放在了担架上。他们与连长道别时，一脸的歉意，仿佛能活着下山，倒是亏欠了大家似的。尽管他们到战地医院之后，可能被锯掉一条胳膊或一条腿，也可能活不成。
连长也受伤了，额头和左臂都包了绷带。可他不敢歇着，忙着指定哨位，加固工事，重新编排战斗小组，以防敌人夜袭。敌人着急把这座山拿下来，拿下这座山，也就等于拿下了这座城。拿下了这座城，几百里长的战线便可以继续向北移。前几天，其他纵队的一个连队占领高地之后大意了。连长扔下部队下山吃饭，团长政委也去忙活别的事情。结果敌人一个反冲击，又把阵地夺了回去。虽说只丢了一个高地，但半天工夫，敌人就从山下穿插过去了两个团，差点改变了整个战局。那个纵队政委赶到前线，枪毙了连长，撤了团长政委的职，放下狠话：“这回先杀两条腿的，今后再有如此疏忽大意者，还要杀四条腿的！”“四条腿的”是指团级以上指挥员，按规定，他们配备了马匹。此举极大地震撼了所有守城部队，之后再没有敢麻痹懈怠的。
连长忙到半夜。寒风吹散了硝烟，头顶上是银河，或密或疏地布满了星星。被抓住的孩子兵从来不说话，双手双脚被捆着，坐在一只空手榴弹箱子上。他上身披着一件薄棉袄，蜷缩在战壕角落里，像睡着了。仔细看去，才知道他一直睁着眼。
连长四处转了转，在树生小子对面坐下。连长问孩子兵，唉，我说这小子，听说你们是从云南、广西那边坐船过来的？好家伙，那得坐多少日子的船啊？孩子兵不说话。连长问，听说你们的部队是美国人训练出来的？给俺讲讲，他们是怎么训练的？孩子兵仍然不说话。连长自顾自地又问，听说你们打鬼子的时候，几万人在缅甸没吃没喝钻了几个月的深山老林，出来时就剩一万来人，有种啊！我还听说，你们在那边消灭了日本人几个师团，有这回事儿吗？
孩子兵的眼睛在黑暗里一闪一闪，但总不说话。连长叹了口气，也沉默了一会儿。真奇怪，树生小子觉得连长今晚怎么变得这么温和？要在平时，他早就挥起拳头了。可今晚，倒像个惦记着自己娃儿的老娘们。
连长对树生小子说，你睡会儿吧，人我看着。许久，树生小子睁开眼，道，我不困了。连长点点头说，我是不敢睡。这仗要是打完了，我倒头能睡几天几夜。可这仗要是打到一半，我就不敢睡。也不是怕睡觉，而是怕醒来的那一瞬间。像我这样的人，也死过几回了。贪生怕死这一关，也应该早过了。可就在醒来的那一瞬间，心窝子好好的却像给捅了一刀子，浑身的冷汗。赶紧爬起来瞅瞅身边的战友，活着的，死了的，都好像不认识了似的。所以，仗没打完我就不睡，打几天几夜也不睡，也有好处，就是精神头儿特别的足。别人都说我一打仗眼睛就冒亮光，其实哪是呢？
连长问，你呢？怕死不怕死？唉，指导员没了，这些话儿本是该他跟你唠的。树生小子说，好像也说不清怕还是不怕。几年前，我们支队被鬼子包围，被打散了。我一个人在山里绕了几天几夜。那正是冬天最冷的时候，若是在家里，在外头冻一晚上肯定被冻死。可我就一直那么爬呀爬呀，怀里有一包死去的战友留下的几十粒黄豆。啥是生？啥是死？分不大清楚了。腿还在往前挪，就是生。要是稍一迷糊，估计就死了。所以，我一直觉得活着和死了都是应该的。你怕也好，不怕也好，生和死还是掺和在一块儿，一会儿你离我更近一点，一会儿他离我更近一点。就像两个面人给捏到了一起，从这边你能看到白色的笑脸，从那边你又能看到黑色的哭脸。
连长仰着脸，说，你这些话，我没听懂。但有一点我是听明白了，你肯定不会当逃兵。他又对一旁的孩子兵说，我说这小子，我看你也不是个孬种。我这个连长，从来不打兵，不骂兵。你要是不想跑了，就留下来和俺们一起打仗。
五
第三天黄昏时分，一支新连队上了山，接替树生小子他们连队守卫高地。树生小子的连长从一棵炸得只剩半截的大树干下站起来，手里拿了块石头，交到新连长手中，呆呆地说，这一亩三分地儿，可就从我手里，交到你手里啦！说罢，他拄着一根粗树枝，一瘸一拐，晃晃悠悠地在战壕里转了一圈，把还能站起来的人召集到一块儿。加上他自己，不到一个班。连长阴沉着脸，看了队伍一眼，说，咱们可以下山了。话声未落，队伍里就有个人哭了。连长咬了咬牙，低声说，大家排成一列，把咱们连的枪都背上。下山！
树生小子和孩子兵一起扛着木棍，木棍上吊着一捆步枪，大概十几支。他自己的肩上还背了五支。下山的路上，新上山连队里的士兵在看着他们几个。树生小子觉得他们的目光就像三天前自己看着小六子一样，也理解了小六子为何有那样的眼神。走着走着，前面的连长就扯开嗓子唱起了他老家的戏。他的肩上也背了八九支枪，压得他走路愈加蹒跚。连长的嗓子早破了，像只有气无力的公鸭子，可他还是卖力地唱，唱着唱着就喘不过来气，像要憋死了似的。
路过旅部电台，树生小子看见老韩蹲在那儿，端着一只大碗，就着大葱吃高粱米饭。看到这支扛着百十来条枪的小队伍时，老韩瞪大眼睛，张大嘴，一动不动，忘记了吃饭。队伍走了老远，他也没缓过神儿来。
进了营房，把枪支好，树生小子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一排排地铺整整齐齐，背包、脸盆码在上面，似乎等着主人回来。树生小子坐在自己的铺上，回忆着左边是谁，右边是谁，再往左是谁，再往右是谁。想来想去就不敢想下去了，向四周瞅瞅，觉得这小树临时搭成的屋子里空荡荡的，又陌生又寂寞。
铁锅老舅把晚饭抬进屋，还是猪肉炖酸菜粉条，冒着腾腾的热气。他对连长说，还是做了一百二十九人的份……没说完，他就说不下去了。连长呆呆地低着头，仿佛没听见。铁锅老舅也没敢再说，悄悄出去了。大家在装着晚饭的铁锅前围了一个小圈子，谁也不盛菜盛饭。连长喃喃道，我说咱们连的，无论你是死了的，还是躺在医疗队的，这锅里都有你一份。别不好意思，来吃吧！说完，他伸手捞出一块猪肉，大口啃起来，一颗一颗豆大的泪珠子落进了滚烫的汤里。有人吃了几块之后，突然跑到屋子外面呕吐起来。
树生小子觉得肚子里有种情绪快要把自己炸开了。很难说清这是种什么感觉，是后怕？是悲伤？是侥幸？是欣喜？是仇恨？说不清楚。这些感觉有的像炸药，有的像硫酸，有的像开水，搅和在一起，翻腾着，沾上一点火星就会爆炸。甚至，他不能见到陌生人，觉得任何不是从阵地上下来的陌生人都是敌人，都想冲上去拼个你死我活。别的连队的战士进了屋子，本想说点什么，可看到几个人的眼神，就慌忙走掉了。
晚饭时间过后，团政委来到营房看望大家。他对连长说，你们打得很顽强。虽然一个连快打光了，可敌人付出的代价更大，而且，高地还在我们手里……连长突然发了疯似的站起来，一脚把装饭菜的铁锅踢翻。他声嘶力竭地喊道，我去你妈的！别对我说这些屁话！政委冷冷地看着连长。慢慢地，他眼中的怒火熄灭，抹掉溅在肩上的菜叶子，轻轻拍了拍连长的后背，走出营房。
后来，总部授予了树生小子这个连一面锦旗。有营房的时候，这面锦旗就挂在屋子里。可不知为什么，树生小子特别怕见到它。
那一仗之后，连队剩下的人进行休整，等待伤员归队和补充新兵。树生小子没什么事儿，被老韩叫去帮忙。这样，每天三顿饭的工夫，他就和老韩蹲在电台旁边的石头上边吃边看风景。连队上高地的时候，队伍整齐，精神抖擞。过上三两天，连队下来了，人就少了，稀稀拉拉的，许多人肩上背着三五支枪。每次看到这情景，树生小子就端上碗往屋里走。
约莫过了十天，轻伤员陆续回来了，一大堆剃着青皮光头的新兵也住到了空铺位上。连队的人数又恢复到了一百二十九个。树生小子静静听着营房里的讲话声。过去，说说笑笑的都是山东口音，现在，吵吵巴火儿的全是黑土地上的苞米大碴子味儿。
树生小子当上了副班长。孩子兵被分回了这个连，树生小子便把他要到了自己的班里。那天晚上，树生小子帮孩子兵铺好铺盖，打来了一盆热水，给他洗脚。树生小子有些遗憾的是，白天没行军，孩子兵的脚好好的，没起泡，自然也不需要挑脚泡。洗了脚之后，树生小子又送了一块白毛巾给孩子兵，那是他用自己的津贴买的。做完这些事情，他回忆着老班长，看自己做的和老班长像不像。他觉得，事情还是那些事情，可自己做不出老班长那种大哥一般的味道。
孩子兵很少说话，但做事非常小心仔细。树生小子观察着他，觉得他不说话也未必就是在心里琢磨着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比如开小差，比如拖了枪再跑回国民党军那边。把孩子兵排在后半夜站哨，他肯定是一直把眼睛睁得大大的，连闭一下都不敢。让孩子兵帮厨，把铁锅刷干净，他一定是用沙子把锅里锅外都蹭得一点嘎巴都没有，光亮得赶上镜子。他的铺位一直都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紧急集合、打背包也总是全班前几名，到了集合地点，直挺挺地往那一站，目不斜视，大气不喘，像根高挑的竹竿子。连长跟他开玩笑，说，不用总这么紧张，看得我也累。来，你给我喘口气看看！孩子兵就张大嘴巴喘着气，胸脯一挺一挺，像条出了水的鱼似的。
如果赶上饭菜很差，他便吃得很放心，狼吞虎咽，一会儿就吃完了。如果赶上了好吃的，他就有点不放心，慢慢地吃。看到班长和大家都吃完了，他才放心地吃下去。有一天正赶上发津贴，每人都能领到五角钱纸币。孩子兵手捧着那几张纸片，也不敢装进兜里。想了好半天，他凑到班长那儿，抽出两张，往班长的怀里塞。班长是个老山东。他把烟袋锅儿握在手里，瞪着眼睛，道，唉你这个孩子兵，你这是要干什么呀？孩子兵低着头，浑身僵硬，挺害怕的样子，也不知哪儿惹着班长生气了。班长把口气柔和下来，说，别害怕，没事的，以后别这样了。
这天晚上，饭菜是萝卜炖白菜，一大锅里也没几片肉。树生小子把盛到自己盆子里的一片肥肉夹出来，放在孩子兵的高粱米饭上。孩子兵连忙把肉夹了回来，树生小子又放了回去。于是，孩子兵就只是吃饭，吃到最后，盆子里还剩了那块肉片。班长下了命令，他才吃掉。
在河沟边刷盆子的时候，他冷不丁对树生小子说，副班长，别再这样对我了。我知道，你这样对我，是为了让我死的时候别眨眼。树生小子半张着嘴，一时间不知道该说点啥。他觉得孩子兵说得也对，也不对，不过还是有些东西说中了自己的心事。他犹豫着说，我的老班长就是这么对我的，所以，我也这么对你。而且，他都已经死了……
孩子兵低着头，不言语。树生小子道，反正也没什么事儿，要不咱说会儿话吧。两人坐在河边，雪早化干净了，水也不深，哗哗的水流声从夜色里传来。不想家，也不想打仗的事，一直看到西边的天空从浓红色慢慢变成淡蓝色，再变成暗黑色。星星和月亮从另一头悄悄移上头顶。
孩子兵道，副班长，你要讲话，我就跟你讲话。不知该讲什么，也不知该从哪儿讲起。我就讲讲咱俩第一回碰面的事儿吧。树生小子来了精神，说，第一回是哪一回？孩子兵道，你忘啦？就是你从我手里夺下手榴弹的那一回。
树生小子嗯了一声。孩子兵继续说道，其实，这已经是我第二次从手榴弹下面捡回命了。树生小子的身体震了一下。两人肩并着肩，这一下震动也传到了孩子兵身上。他看了一眼树生小子，说，那是在云南。我们连要攻占一处日军工事。那工事在山上，鬼子两年前就建好了，有几层深。如果不是重炮直接打中，根本就没法摧毁它。就算把顶层炸坏了，躲在下面的鬼子还是能爬出来，继续射击。而且，他们的防御工事实在是太厉害了。冲上山时，看着是一片丛林，可枝叶后面便是碉堡。机枪像割韭菜似的打死了好多人，你还看不清他们在哪儿。大碉堡周围是小碉堡，中间的空地是火力网。那里是地狱，也是坟场。一个连冲上去，能下来的不到一个排。
孩子兵说，那一仗打了几个月，消灭了鬼子差不多一个连队，而我们死的人却是他们的几倍。几乎就是几条命换鬼子的一条命，这样一条命一条命换来的胜利。我也报了敢死队，和这次一模一样，光着膀子，端着冲锋枪，腰里挂着手雷，缠着钞票。我糊里糊涂地滚进了一条战壕里，有个鬼子端了一条挺长的刺刀，嗷嗷大叫着向我冲来。我没来得及开枪，他也没刺中我。我们两个就抱在一块儿。那是鬼子投降的前一年，那个时候的鬼子有点不行了。可我跟鬼子抱在一起，还是有点害怕。这种害怕是骨子里的。那鬼子像什么呢？就像已经死过一回了，死了又活过来跟你拼命似的。你明明是跟一个活人搏斗，可你看他的眼神，又分明是个死人。他发了疯一样的嚎叫，眼睛却不瞅你，空洞洞的，不知在看什么。我当时就在想，他是不是真的看见鬼啦？就是这种感觉，真是吓人啊！
我搞不清楚，鬼子是怎么变成这个样子的。我人小，身子骨也单薄，渐渐不行了。我看他总要扭回身，捡起什么东西来杀我。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反正也是个死，要死一起死。我摘下手雷，就拽开了拉火环。我双手护着手雷，盯着鬼子。鬼子也盯着我，眼神还像个活死人一般。几秒钟过去了，可真是漫长呀！最后那一刻，鬼子死人一样的眼珠子动了一下，突然就像个活人了，有了点犹豫，有了点胆怯，有了点慌张，还有了点迷惘。然后，他一下子扔下我，逃走了。我呢，也就在那一瞬间把手雷扔到战壕外面，捡了一条命回来。
孩子兵道，你说我当时就真的打定主意和鬼子一块儿死吗？后来我反复回想，应该是没犹豫过。虽然只是几秒钟的事儿，但没掺假，也没打算只是吓唬吓唬鬼子。
孩子兵又说，这一回，当老兵把我踩在地上，准备刺死我时，我又下意识地拉着了手雷。老兵犹豫了，可我没犹豫。也是初生牛犊子不怕虎吧。但你扑过来夺我的手雷时，我心里动了一下。刚才，我是抱定一死。可现在，你是不想让我死。那我自己呢？我到底是想死，还是不想死呢？心里一动的工夫，就松手了……
孩子兵问，你呢？你当时咋想的？树生小子说，一眨眼的工夫，仔细想想，应该也是没犹豫过。死这东西，这么近看它的机会一辈子也没几回，每一回都是头一回。
孩子兵道，虽说那一瞬间脑子里是一片空白，可认真琢磨琢磨，其实还是注定了的。为什么鬼子犹豫了，我没犹豫？为什么我犹豫了，你就没犹豫？现在，我觉得犹豫那一下子，倒是犹豫得对了。不知那鬼子还活没活着，他会不会也和我一样想？
孩子兵问，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在那一瞬间，你就不怕死了？树生小子困惑地瞧着孩子兵，暗想，别看他平时不说话，傻呆呆的，心里却在琢磨着这些东西。树生小子说，没想过，没工夫，也太费脑子。
孩子兵说，我这股子不怕死的劲儿是给打出来的。记得刚下到班里时，就赶上我们团枪毙逃兵。全团集合到一块儿，前面捆了六个人。但只响了四枪，剩下两个人是陪杀的。团长指着死人问那两个陪杀的，还跑不跑了？两个人痴痴地摇头。团长给了他们一人一个耳光，又问，站起来！回答，还跑不跑啦？两个人这才清醒过来，挺直腰说，报告团长，不跑了！死也不跑了！团长又问，再跑怎么办？答，报告团长，像这四个一样！
我们班下来三个新兵，第一天晚上就被班长揍了一顿。也没什么正经理由，新兵嘛，吃饭慢了，撒尿回来晚了，子弹带没挂正，都是理由。班长照着我的脸就蹬了一脚，我都不知因为啥，就天旋地转地躺在地上。还不能躺着，躺着就继续挨拳脚，得马上爬起来，站直身体，回答自己错在哪儿了。实在不知道错在哪儿，就说反正是错了，班长打得对，应该受罚。
第一年挨揍是家常便饭。哪一天班长老兵们要是没动手，倒是有点心慌。我左边腮帮子最后一颗大牙，就是那个时候给打掉的。晚上不敢睡觉，吓得一直睁着眼，瞅屋顶，瞅窗户，瞅月亮，瞅星星。神经都快出毛病了。偶尔睡着一小会儿，也是做噩梦，梦见狼追，鬼追，怎么跑也跑不动，腿上绑了铅似的。后面黑乎乎的东西一口就咬在了腰上，肠子就流出来了。
什么脏活儿累活儿都让我们几个新兵做。比如修工事、搞清洁、运弹药，比驴马都累。比如一个人御一火车皮弹药，比如背两百斤水泥袋上山，比如半夜不让睡觉刷粪桶。可也奇怪，我们几个都心甘情愿去做这些事儿，派给我们这些活儿时，都像得了天大的好处似的。因为那个时候，才会离班长老兵们远一点，可以放心地干活，不必担心抽冷子挨上一拳一脚。干一天活儿，累瘫了，班长老兵们的脾气才会好一些，不再横挑鼻子竖挑眼。
孩子兵又说，而且，那边的部队都虚报兵员数字。比如一个团实际有三千五百人，就上报五千人。一个师实际有八千人，就上报一万一千人。多出来的人头军饷，就是师长团长们的收入。班长们没有这些收入，我们就会从每月的津贴中抽出一点给他们。
那个时候，我们都觉得这是挺正常的事。在家时都吃不上饭，到了这儿，不光有饭吃了，还按月给钱花，给班长几个钱，又算得了什么呢？退一步说，就算连钱都让长官们拿走了，那不还有饭吃呢吗？比在家挨饿还是要好的吧？
后来，新兵当成老兵了，班长对我也就好了。教了我不少道道儿，打仗时也护着我。在闲聊时，班长说，其实，我也不想打你们。可我当新兵那会儿，我的班长就这么打我们，我当了班长，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而且，这办法管用啊！不舍得打手下的兵，那打仗的时候，兵都是一窝贪生怕死的熊货。
孩子兵笑笑，说，我自己也认这个理儿。我们部队有文化教员，上课讲三民主义，可我听不懂，也不大信，主要是因为离我的生活太远了。古训不是讲么，棍棒之下出孝子。人这玩意儿也真是怪了，你用蜂蜜水娇惯着他，他是逆子窝囊废。你让他吃尽了苦头，他倒成了器。我当敢死队员冲锋那会儿，前面是日本人的机枪子弹，后面是督战队的机枪子弹。后退，肯定是个死。往前冲，没准腰里的钞票就是自己的了。有的老兵每次打恶仗都报名当敢死队员，挣了大把的票子就跑到县城喝花酒逛窖子，说他就愿意过这种生活。既为国家尽忠，又过得快活，挺好。
从外面看，我们部队的军风军纪也不差。进沈阳城时，上边下过杀头令，抢老百姓东西的，侮辱女人的，都要枪毙。市民们举着花和小旗子欢迎我们的队伍。他们说，“正牌”不光穿得好，武器好，纪律也好，卡车、坦克、大炮海了去了，有得天下的做派。大姑娘争着嫁给穿黄呢子军服的年轻军官。
讲老实话，子弹在头顶上飞，炮弹在身边炸，我不怕，腿肚子没抖过。为啥？那些东西再吓人，能有班长往死里打你的拳头吓人吗？能有你半夜不敢睡觉，或睡着了做噩梦吓人吗？所以，我说我那股子不怕死的劲儿，是让班长给生生揍出来的。
孩子兵说，到了这边之后，我才发现你们和我们不太一样。至于哪里不一样，我还没有琢磨明白。都是当兵的，你们不怕死，我们也不怕死，这股子不怕死的劲儿大家都有。可细想想，你们的不怕死和我们的不怕死终究是不一样，就好比我们的不怕死和鬼子的不怕死也不一样。
真是到了拼命的时候，就像刀刃对刀刃，谁的刃口更硬呢？
六
仗一直在打。连队上去了，打光了，拉下来，补充新兵，伤员归队，整训，一支新的连队便又重建了。敌人开始向四平城进攻了，听说打得更惨烈。白天，棋盘一样的方形大城上空到处飘荡着浓烟。入夜，你会看到城里像除夕的夜晚，闪着白光。白光像天上的银河，有疏有密，有的地方却还是一片漆黑。从这些如沸水一般的白光中，可以看得出敌人攻到了哪里，哪里还在我们手中。
立夏之后十来天吧，树生小子记不清具体日子了。黑土地上的气候和关内不同，此时，这里的风才不再那么打骨头，山上大树小树慢慢冒出嫩绿色的枝叶。那绿色像初生的婴儿，薄得透亮，泛着溪水的闪光，在呼呼作响的春风里散发出略带苦味的芬芳。山下的平原也绿了，满眼的青草丛中点缀着粉红色、淡紫色、雪白色、橘黄色的小花。大风抚过，它们像海面一样掀起层层叠叠的波纹。远离城市的地方，很多人家已经播下了种子，柔弱的青苗钻出黑土，轻轻摇摆，仿佛从来不知生死，不知四季，一切都是新的。树生小子和战友们一样，还穿着薄棉袄。袖口和衣襟油亮油亮的，这个地方补过，那个地方又咧开嘴，一团棉花便冒了出来。中午太阳底下，会捂得出汗，早晚时分，又凉得打战。棉袄缝里，全是虱子，抖也抖不掉，抓也抓不干净。树生小子就脱光了膀子，把棉袄铺在大青石上，用圆形的石子沿着接缝滚一遍。只听一串串嘎嘣嘎嘣脆响，虱子被碾死，石子也给染红了。
这天，连长接到命令，带着新组建的连队上山，坚守高地四十八小时，掩护大部队向北撤退。四十八小时之后，可自行撤离，到高地以北一百五十里外的某县城找旅部。后来得知，东北民主联军付出极大代价坚守四平之后，在力量处于下风的情况下，决定放弃四平，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继续向北移动，把根子扎在更广阔的黑土地农村之中。连队上山的时候，树生小子又看到了电台的老韩。他正忙着往马车上装物资，旁边有半截汽油桶，桶里冒出浓烟，烧着带不走的文件。连长问，这城不要啦？老韩说，总部来电，不要了。死守一座城，得不偿失。说这话时，老韩的脸色不太好。他又抱出一堆文件，粗粗瞅瞅，哗地一下子都投进了汽油桶。腾起的烟灰呛得他一阵咳嗽。
阻击敌人，掩护撤退的事，大多是九死一生。打了许多年仗，有进攻就一定会有先头部队，有撤退也一定会有掩护部队。无论下命令的还是接受命令的，都不会多说什么，一个眼神，对方就明白了。入夜，树生小子向山下望去。城里的枪炮闪光和声响已变得零零星星，部队驻地的炊烟和火光也不见了，一团漆黑，一片寂静。心头涌起一丝惆怅，他也顾不得多想，赶紧抓起铲子，把战壕挖得再深一点……
不过，很意外的是，两天之中敌人既没有向山上攻击，也没有从山下公路路过。城里边早已安静，想来敌人已经进城了。他们大概是把这座失去战略价值的高地忘记了。连长带领连队下山，沿着穿山土路向北走出十几里，不禁大吃一惊。原来在山这边还有一条公路，军用卡车一辆接着一辆，装满了敌人的士兵和物资，正向北驶去。路边是步行的队伍，绵延几十里，一眼望不到头。灰黄色的烟尘腾空而起，弥漫在大山之间。仔细看去，公路两侧的制高点上都已经有了警戒哨。散布在路边的小屯子里，也住进了敌人的士兵，正支起铁锅做饭。
连长急忙把队伍拉回山里，也不敢走现成的路，哪里不好走就走哪里。在一处悬崖边，大家停下来休息。树生小子低头一看，薄薄的棉袄棉裤给矮树枝刮出了许多口子，裤脚的地方还豁开了，棉花没了，只剩下几绺烂布条。再看看孩子兵，他的棉裤刮破了老长一条口子，屁股都露出来了。连长和几个连队干部在林子里开了个会。大家觉得，敌人早已经远远地超了过去，现在是落在了敌后。再向北走，不仅找不到自己的部队，反而会一头撞上敌人。那么，向哪边走呢？向北向南都不行。向西有西满军区，可路太远，而且都是平原，两条腿跑不过敌人四个轱辘。向东是大山，听说有咱们的主力部队在那边，春天来了，冻不死也饿不死。在山里打一段日子游击，再瞅空子钻回北方去。于是，决定向东走。
一个来月之后。刚过中午，树生小子感觉肩上的枪比背着个死人还沉。脑子晕乎乎，无缘无故就会一脚踩空，摔个跟头，或撞在树上。眼睛不自觉地向上下左右看，看树上有没有什么能吃的东西。好几顿都没吃上了，再吃不上，又得啃树皮。连长在前面喊，让大家停下来。树生小子从树叶缝隙间向山下看去，有个十几户人家的小屯子。又观察了一会儿，能看得见的地方很平静，没有尘土，也有声响。于是，连长决定去屯子里找点吃的。
屯子西面有一大片苞米地，秧子长了一米多高，还没结穗。进得屯子，敲开一户人家，开门的是个中年男人，个子又瘦又高，脸皮黑黑的，阳光一照，微微有些发亮，想来是个常年在田里种地的把式。一看到眼前的这群人，他身体僵硬，强撑着，等待对方先讲话。
连长走到头里，回头看了一眼，忙说，我们不是坏人，也不是土匪。你不知道我们没关系，我们只想跟你借点粮食。连长知道对方为什么害怕。在山里钻了一个多月，每个人头发胡子老长，乱蓬蓬的，还挂着草秆灰尘。脸也没洗过，一个个黑不溜秋，根本认不出谁是谁。再看穿着，还是一个月前的那身薄棉袄，不过，棉袄变成了棉坎肩，棉裤也变成了棉短裤，露着大半截小腿。仅剩下的部分也给刮得稀里哗啦，早已经黑乎乎的棉絮挂在外面，也所剩不多。要不是每个人还背着一杆枪，那就是一群叫花子。可背枪的叫花子更吓人。
中年男人把连长领到下屋，打开吱吱呀呀的木头门。里面堆着犁子、镐头、木桶等旧物件，墙角里有两只半满的麻袋。他解开麻袋口，指着里面的苞米说，只剩下这么多了，现在青黄不接的，你们要是全拿走，可就得饿死人了。连长说，老乡你放心，我们不抢东西。你只管我们一顿稀的就行。说完，一旁的新任指导员从腰里掏出一叠纸币，放在中年男人手里。这是旅里下达阻击命令后，给连里留下的经费。中年男人看了看，说，在这儿，印出来的钱早就不能花啦！算了，过兵纳粮，天经地义。你们也是仁义兵，吃吧，吃吧。连长又从破了的窗户纸上撕下一片，写上某年某月某日，某旅某连借苞米十斤，交给中年男人。中年男人苦笑了一下，问，这借条找谁兑呀！连长说，你要让我讲良心话，我也不知道。是那么个意思吧，只要我还活着，这借条就管用。
中年男人从麻袋里舀出半木盆苞米粒儿，添柴、烧水、煮饭。连长走到屋外，对大家说，以班为单位，到老乡家借粮食吃饭去吧。
中年男人冷不丁冒了一句，你们是文明胡子吧？连长一愣，没听懂。树生小子明白，忙对连长说，这地方的人管老抗联叫文明胡子，也叫政治胡子。他又对中年男人说，我们是从关内来的八路军，现在叫解放军，和老抗联是一家。杨靖宇、赵尚志。中年男人说，杨大个子、赵小个子，打日本子，尿性啊！我就说看你们这做派像谁呢！吃吧，吃吧，不够再添。家里就这点东西啦，照顾不周。
树生小子他们班来到屯子后面，开门的是半大老娘们。烧上火，饭下锅，她就到当院晒太阳去了。班里的几个人席地坐在灶坑旁边，闻着苞米碴子味道，一分一秒地挨着时间。树生小子靠着门坐，看见半大老娘们和她两个十五六岁的闺女靠在木板围成的院墙下面，大大咧咧地说笑。下午的阳光正照在她们身上。三个女人半敞着怀儿，一人一支铜烟袋锅子，说笑之间，吧嗒吧嗒地抽着。
半大老娘们抽了一袋烟，回屋揭了锅盖，熟了。她家里只有三只碗，不够用。钻了老长时间山沟子，除了打仗的武器，能扔的都扔了。于是，有的用瓢，有的用锅盖，有的干脆让半大老娘们把高粱米盛在衣襟上。班长找不着什么东西盛饭，看墙角有把炉灰铲子，拿起来，磕掉黑灰，也盛了一铲子高粱米饭。
半大老娘们咂咂嘴，说，你们这是咋整的呀！
班长用手指往嘴里塞了一团饭，嘴角挂着黑灰，说，大婶子，谢谢啦！
半大老娘们又撇撇嘴，道，别整那个虚情假意的了。你们背着枪，我还能不给你们做饭咋的？
班长说，唉，反正你是个好人，这个情，俺们是记下了。
屋里一片狼吞虎咽吧唧嘴声儿。半大老娘们又说，你们吃完了，可得快点走哇。可不是婶子赶老弟你们走，屯子外面的公路上，天天过“正牌儿”。
班长鼓着腮帮子，道，放心，放心，要打到外面去打，绝不在屯子里打。
沉默片刻，半大老娘们叹了口气，说，照俺们老百姓看，你说你们“正牌儿”“二大布衫子”打个什么劲儿？过去打日本子，那没说的，鬼子本来就是牲口。可鬼子打跑了，自家人咋还打上了呢？咱们这地界过兵可过得多了去啦，老毛子、日本子、老张家的、黄皮子、黑皮子、红皮子，胡子比正经人还多，可把俺们折腾坏了。大家都盼着过上消停日子呢啊！
班长说，大婶子，要是说不打就能不打，那早就不打了。这仗，俺早打得够够儿的了。
半大老娘们嘿嘿一乐，说，要不，你们留下俩？我有两个闺女还没主儿呢。我一个寡妇，这些年可吃老了家里没男人的亏啦。
大家也嘿嘿一乐。班长说，大婶子，你看俺咋样？
半大老娘们回屋拿来了针线笸箩，说，你就跟你大婶子穷逗吧。来，来，我给你缝几针。你们这些老弟啊，也真尿性，仗都打成这个样儿了，还打。跟俺们东北老娘们一样，烈性，招人稀罕。
她一转头，对两丫头说，你俩别傻站着，也给老弟们缝一缝。回过头，她对班长说，要说亲近，还是觉得和你们亲近，说话做事都不隔路。唉——
她缝了几针，又说，不过呢，也难说。当年，我就瞅着文明胡子那帮人不错，心里亲近。鬼子势力大，才几年，不也完犊子了吗？
半大老娘们把脸贴在班长后脖梗子上，咬断线头，说，反正不管怎么的吧，你们就是最后打输了，还回来，婶子这儿管饭。
她把孩子兵拉起来，前前后后看了看他的棉衣棉裤，照着他的屁股响亮地拍了一下，说道，哈哈，咋整的？这孩子的屁股都露外面来啦！缝了一会儿，她又大声说，你这孩子，咋老往婶子怀里瞅呢！哈哈，看看，小脸儿都臊红了。
她的小闺女拽了个小板凳，从笸箩里挑出两块灰色布条，坐在树生小子面前。小闺女的手胖胖的，有点黑，挺粗糙。她拉起树生小子的胳膊，放在自己的大腿上，将布条比在他的袖口，一针一线地纳结实。她的眼睛圆圆的，专注地瞅着针脚，偶尔看一眼树生小子，便翘起嘴角笑一下。树生小子觉得自己的手像只小鸡，或者小猫小狗，被面前的女孩子小心地爱护着。同时，这手又僵硬着不敢动，眼睛也不敢往她那个方向瞅，因为小臂就贴着她圆滚滚热乎乎的大腿，手也差不多就在她的怀里，稍一动弹，就要碰到对方的乳房。
补好了一条袖子，小闺女把树生小子的胳膊甩下，又把另一条胳膊放在腿上。全都补好之后，拉起树生小子的双手，仔细看了一遍。树生小子窘得不行，小闺女又把他按在板凳上，找来了一把大铁剪子，含了一口水，喷到剪子上，将他的头发喷湿，咔嚓咔嚓剪起来。三下五除二剪好之后，她双手捧着树生小子的耳朵，左左右右前前后后看了又看，满意地轻轻摸了摸他的脸。树生小子以为这就完了，小闺女又拽起他的手掌，用大铁剪子将他又黑又长的手指甲修剪整齐。忙活着给其他人补衣服的时候，小闺女也总是瞅着树生小子，笑一下，像糖一样甜，像刀一样锋利。
连长那边一直没什么动静，大家便放心休息着。肚子里有了食儿，闭上眼睛，太阳光也暖暖和和的，稍不注意就睡着了。小闺女坐在树生小子旁边，肩并着肩，也不说话。那肩头却暗暗地向他倾斜着，整个身体都靠在他身上。背后，她的手悄悄拉住了树生小子的手。树生小子的心怦怦跳，真想这时间过得慢一点。
终于，前屯传来了集合的哨声。树生小子站起来，小闺女的手还紧紧拉着他。她的眼睛红红的，闪着泪珠。树生小子想了想，一咬牙，趁人不注意，从腰间扯下一枚手榴弹，偷偷塞进小闺女手里，小声说，记住，拧开盖子，拉下铁环，投出去，自己也要趴下。数一二三，它就爆炸。他刚要往屋外走，猛地被她拉回来。小闺女紧紧搂住他的脖子，在他嘴唇上使劲亲了很久才松开手……
七
连长饥肠辘辘地向山下看了看，对指导员说，既然总有敌人的车队从这儿过，咱们就抽冷子劫他一家伙。从这个山头跑到那个山头，这个屯子吃一顿，那个屯子吃一顿，不是长久之计。而且，这么做，也算是袭扰敌人后方的运输线，给前方打仗做了贡献。你瞧着咋样？
连长看好了一处公路拐弯的地方。三个排各抽一个班占领三处路边高地，剩下的藏在大树、岩石和草丛里，离路面只有几米远。等了一天，到黄昏时分，才有四辆敌人的卡车从这里经过。三个排一个拦头，一个断尾，一个强攻。敌人车上的一个押送班没怎么抵抗，就举枪投降了。树生小子连看都没看蹲在地上的敌人，一脚蹬在卡车轮胎上，鱼一样跳进堆了满满物资的后车厢里。他扒开一只纸箱子，是罐头。摇一摇，带水声不要，沙沙响的不要，轻的不要，剩下的，使出吃奶的劲儿往外头扔。还有大米白面，推到车外，一袋一百斤，正好一个人背。大家像背着亲娘一样，一口气背走了几千斤。前后也就是半个小时，来时一阵风，去时一阵风。临走时，早有人打开汽油箱，一把火，将带不走的物资烧了。
几天之内得手了两回，抢到了一些弹药和粮食。敌人觉察到这一带山里活动着一支小队伍，便悄悄设下了圈套。这一次，敌人的卡车上没装物资，而是堆满筑工事的沙袋。两个班的士兵抵抗很顽强，有机枪，还有冲锋枪。我们的人埋伏在公路边，不仅冲不到卡车近前，反倒是被密集的火力压制在那儿，动弹不得。只见卡车上的机枪一个点射，又一个点射，每个点射三发子弹，不多不少。响一次，就必定有伤亡。看得出来，机枪手是一个非常厉害的角色。
十几分钟后，从公路两头又驶来了七八辆卡车，跳下两百多个敌人。他们离开公路，远远地插到山脚下，组成了一个很大的包围圈。连长惊叫道，坏啦！中计了。真不该太贪心。他转身对指导员说，你带一排二排先走，我带三排留下。我要是回不来，你把队伍领出去，活着见咱旅长。指导员说，我就撤到山顶，给你守着退路。你顶一会儿，赶紧走！
打到下午，连队才冲出包围圈。不想，在去往另一座山的路上，撞上了敌人的暗堡群，又吃了大亏。黄昏时分，敌人才不追了。清点一下人数，还能跟着队伍走的，不到一个月前的一半。不能跟着队伍走的，大多留在了山里，给他们留下几听罐头，或几捧米。不少战友牺牲了，尸体落在了敌人那边，也只能一边走，一边回头看，没法抢回来。
下午突围时，树生小子的脚让什么东西扎穿了，没看清是树枝还是树根，一咬牙，拔下来，也没觉得疼。现在，疼劲儿上来了，肿得和小腿一样粗。他有股不祥之感，现在，什么坏了都不怕，就怕腿脚坏了。他从棉袄大襟上扯下一条布，紧紧捆住脚掌。脚掌勒得麻木了，试一试，还能走得了路。
上半夜，树生小子和孩子兵一同站朝北方向的哨儿。后半夜，下了哨回来，两人又一起躺在草丛里，头枕着石头。旁边有人在不停翻身，压响了树枝草秆，有人在咬牙呻吟，从牙齿间吐着气，有人突然坐起来，又慢慢躺下。看得出来，都睡不着。
树生小子低声问孩子兵，你脖子上戴的是个什么东西？黄灿灿的，像是个金家伙。孩子兵道，是颗鬼子的金牙，在云南时，我的老班长给我的。那个时候，我们的部队里有美国军官，他们会收集死掉鬼子的头骨，寄回国去当作纪念品。我的老班长给我这东西时，说戴着它，鬼子的子弹打过来就会转弯。不过，他也死了。说起来，还是为了保护我。那一次，我们冲进鬼子的机枪工事。里面只剩下一个活的鬼子，那鬼子哇哇喊了句什么，就用手雷把自己炸死了。老班长在前，我在后。我眼看着比太阳还亮的白光闪了一下，气浪和弹片把班长的四肢和衣服撕碎，血肉溅了我一脸。我想和老班长说点什么都不行了，因为他早给炸得面目全非。
孩子兵又说，我还记得我们师有个少校情报官，潜入县城时被鬼子抓住了。受了很多酷刑是不必说的了，但他什么也没讲。鬼子最后要枪毙他，敬佩他的坚强，允许他提一个要求。他说，他要穿着军服，戴着少校军衔，站着死。鬼子问他，这个少校军衔为什么这么重要？他说，我是农家子弟，没门路也没家底，这军衔是靠着舍生忘死换来的，是我最高的荣誉。鬼子把他枪毙后，将他的尸体绑在十字柱上，在县城大门口立了一个多月。
沉默了一会儿，树生小子说，我想问你一句，你别生气。你会跑吗？孩子兵也沉默了一会儿，说，不会。跟着谁打仗就像嫁人一样，得有死在一块儿的心。不能说今天看这家好就嫁给这家，明天看那家好就嫁给那家，那成什么了？在你冒死把我的手榴弹夺走时，我就把心给你们了。
树生小子说，从今往后，我再也不会问你这个问题了。
天刚蒙蒙亮，有人急急忙忙叫大家起来集合，说连长有事要讲。一旁的人小声嘀咕，树生小子支起耳朵听着，原来是副连长和他的几个老乡不见了。说是不见了，其实就是跑了。在队伍里，哪有没有命令就找不到人的呢？况且还是在这种情况下，是可以枪毙的。树生小子把头伸出草丛，看见连长站在三五步远的一棵树下，垂着头，似乎在想着什么，脸一会儿对着树，一会儿又猛地转身，对着大山之外。
集合之后，连长让大家席地坐下。树生小子坐在第一排，旁边是孩子兵，再过去是班长。连长站在他面前一米远的地方，鞋子尖儿破了个大洞，一根又黑又粗的大脚趾支楞在外面，用力夹着蹭着搓着鞋底。
说话之前，连长左手端着一支步枪，右手拎了一把盒子枪。他大声喝道，过去，咱们老旅长曾经对我说过，当了连队干部，手里要有两把枪，长枪用来打敌人，短枪呢？你们知道干什么吗？短枪，用来杀叛徒！话说完，大家心里一紧。
但是，连长把步枪扔到树生小子怀里，把盒子枪往腰里一别，又喝道，不过，今天我把这两支枪都收起来。咱们只讲道理！
连长把脚一跺。树生小子看见他的大脚趾这下子夹稳了，也不蹭也不搓。他大声道，不错，现在咱们是被国民党撵着跑。可是，让我投降，刀架脖子上我也不干！跟大家讲清楚，现在的目标只有一个，钻出去，活着去见咱们老旅长！
大道理我不会讲，指导员比我讲得明白。可是，要跑的你好好想一想，你良心上过得去吗？咱一起打鬼子，一起打国民党，一口锅里吃饭，一个坑里拉屎。谁没用过别人的东西？谁没被别人帮过？你能活到现在，不就是因为有那么多兄弟替你挨了子弹，替你死了吗？你现在跑了，你对得起他们吗？你就不怕后半辈子做梦梦见他们吗？
连长又说，咱得明白自己是谁。咱就是一伙儿穷棒子，咱就是给自己打仗，打赢了才能过上好日子，打输了还是穷棒子。这是咱的队伍，山下的不是咱的队伍！就算是饿死了，咱穷棒子也要有根硬骨头啊！
指导员接着说。说着说着，他就哭了，不少人也跟着哭了，站起来，说自己绝不逃跑，也绝不投降，还有的骂起了国民党。这时，有个三排的老兵朝孩子兵的后背踹了一脚，说，这个国民党的小崽子，是不是要跑哇？孩子兵趴在地上不敢动，也不敢往四周看。树生小子跳起来，向老兵扑了过去，推开了他，冷冷地说，谁跑谁不跑还不一定呢！俺们班自己的兄弟，俺们自己管。别看你是老同志，再这么动手动脚的，我可跟你不客气啦！
连队在大山、草原、田地、沼泽、密林以及一个屯子一个屯子之间转了将近两个月，从春天到夏天，遇到过一支同样被留在敌后的队伍。那支队伍是一个团的团部，带着电台和直属队，只是电台的电池用尽了，和大部队联系不上。两支队伍一起走，在一座县城里，听说有个店铺里有日本人留下的电池。急急忙忙去打听，人家说，电池有，可以换，不过，得五十条枪。连长一听就把手拍在了盒子枪套上。团里的干部按住连长，转过身说，换！
电台接通后，上级指示队伍往西北走，穿过草原，到某某县城，那里有部队接应。队伍调头向西北走了快两千里地，终于见到了自己人。树生小子远远看到来接应的部队，头里是刘瘸子和他的毛驴。于是，一群叫花子一样的士兵再也顾不上队形，发了疯似的穿过长满青草和五彩斑斓小花的旷野，朝自己的部队跑过去。大家抱在一起，笑着，哭着……
八
树生小子又到了松花江边，这里，曾是他无数次死里逃生的地方。夏天，几里宽的江水是灰色的，对岸是一条细细的黄线。夏风吹过，江面上泛起细碎的波纹，有硕大的鱼露出脊背，或张开嘴，冒出一串串气泡。远远看去，有柳叶大小的木船浮在江上，仿佛一动不动。如果是一条铁壳轮船驶过，那么不久之后，便会有一排一排浪头打向岸边，发出江水撞击岩石时的轰轰哗哗声。
不过，现在正是深冬。江面略略窄了一些，却仍然一眼望不到对岸。江水冻实心了，暗蓝色，比晴空还要幽深。狂风卷着大雪，有的地方雪积住了，有的地方还裸露着冰面，形成各式各样奇异的图案。
此刻，树生小子是站在了江北岸。他有一种不太寻常的感觉，夏天是黑色的，而冬天却是绿色的。这种感觉由来已久，让他对夏天充满恐惧，而进了冬天，却总有绝处逢生的欣喜。他隐约觉察到，这种感觉其实是来自于敌人。因为敌人喜欢夏天，那个时候，他们兵强马壮，他们的心像烈火一样凶猛。而到了寒冬，他们就累了倦了乏了困了，心像木柴烧到最后剩下的那一点白白的火苗。这个时候，整个天地间才属于树生小子，无论在别人看来是多么艰难恶劣。树生小子的心中有大树，有野花，有大山，有平原，有森林，有野兽，而所有这一切只在寒冬里才能自由自在无忧无虑快快活活地生长，严寒是绿色的，是一种生机勃勃的颜色。
东北民主联军，也就是后来的东北野战军进入东北一年有余。他们背靠兴安岭，在黑土地上的农村扎下根子，建立了大片的根据地，兵源和给养都有了可靠的保障。树生小子听说过些日子，部队将要打过江去，向南岸几座敌人据守的县城发起进攻。树生小子觉得，这一仗和过去所有的仗都不同，因为这一次是真正的进攻。你看看，大家说话时的神情不一样了，谈论的话题也不一样了。部队就像一棵小苗，根子越长越丰满。旅变成了师，从几千人发展到近万人。几个师合编为纵队，一个纵队几万人。无论这棵小苗过去多么骨瘦如柴弱不禁风孤苦伶仃，只要能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扎下根，就总有一天能长成参天大树。就像刘瘸子说的那样，黑土地上什么都有，她什么都能给你，她能把自己的儿子养活成血脉偾张的男人。
刚进腊月，几号记不清楚了。半夜里，树生小子趴在一座坟堆后面。一个连队都趴在这附近，几百米远的地方，是一条被雪埋着的小河，再过去，是公路。所见之处，是一片灰白色，稀稀疏疏几棵树，几十座坟包，还有收割之后剩下的，支楞在雪地之上如尖刀一样的苞米秆。天空被大风吹得特别干净，像水晶一样，看得见月牙儿上的斑纹，还有闪着寒光的星星。原野上覆盖着一个冬天都不曾融化的雪，大风吹过，干硬的雪花像蒸汽一样在空中飘扬，刮在脸上，如同无数只针刺一般。黑土地上的人管这种天气叫“大烟泡”。这里的“大烟”不是指鸦片，而是说雪被风吹到空中，像很大的白烟。这样的天气最冷也最可怕。
在雪地里根本趴不住。趁着敌人还没有影子，连长让所有人都站起来，跳一跳蹦一蹦。他大喊着，想活命，就一直活动。重机枪手弯着腰，颠着碎步在蹦，也不敢迈大步走到远处去。连长说，有尿你就尿呗，别憋着了。重机枪手说，嘿嘿，要是敌人来了，全仗着这泡热尿呢！有这泡热尿浇在顶针上，机枪就能响，没有，就不响。再说，好歹是点热乎气儿，撒出去可惜了。说这话时，他的脸都给冻僵了，使出好大劲儿才能做出一点表情，笑比哭还像哭。
树生小子一直把步枪大栓夹在腋窝里，不敢离了身。临离开宿营地时，他将被子、毯子、毛巾所有能御寒的家什儿都裹在了身上，此时笨重得像头狗熊。只在眼睛和嘴巴那里留出一条缝隙，这条窄窄的缝隙上也结了厚厚的白霜。他费力地伸出胳膊，用圆鼓鼓的棉手闷子碰了碰孩子兵的肩膀，问，在爪哇国时，没想到天底下还有这么冷的地方吧？孩子兵的脑袋上也捂着毛毯子，他的嘴在毯子后面说，那边热得能死人，这边冷得能死人，反正都不是人待的地方。树生小子又问，你老家那地方有什么好吃的没有，给咱讲讲。孩子兵道，要说最好吃的，得数麻辣米粉。一早上起来，一碗白花花的米粉，浇上红亮亮的辣椒油，倒上点醋和盐，撒上点脆黄豆，其他的什么都不要放，包管你吃得甜嘴麻舌。树生小子说，大清早就吃辣的？肚子不吃拉稀了？孩子兵说，才不会呢？我们那儿的人，没辣的才受不了呢！还有麻辣抄手，想不想听。
树生小子咽了口口水，道，你说吧。两个人没话找话，一直不让自己闲着。树生小子又问一个刚从敌人那边俘虏过来的南方兵，你的脚疼不疼？那个南方兵回答，没啥感觉。树生小子连忙拉下他的棉鞋，半个脚掌已经紫黑色了。他扯下棉手闷子，抓起一把雪，发了疯似的给南方兵搓脚，可几乎就是一眨眼，自己的手也没了知觉。树生小子干脆把对方的脚塞进自己的衣服里，一个劲儿地问疼不疼。南方兵说，没事儿的，你别管我了，要不，我自己来搓。树生小子木木地转过身，向黑漆漆一片的野地望了望，悄悄擦了把泪，连忙将另一个坐在雪地里的战友推醒。
天快亮时，树生小子实在是走不动，也说不动了，渐渐进入了一种半梦半醒的状态。心里虽然害怕，可就是无法抵抗。他也知道许多战友的处境非常危险，有的已经再也醒不过来了。可是，他自己也慢慢地落入黑暗之中……那一晚，他的后脚跟冻黑了，像黑土地上的人冬天里常吃的冻梨，一按上去，稀囊稀囊的，从裂开的皮肤中流出黄稠的脓水。许多年里，这两个脚跟让他一直都没办法稳稳站住。
一声尖厉，甚至听上去有些凄厉的喇叭声响起，把树生小子从一片昏暗中惊醒。他本能地跳起来，在迷迷糊糊之中找准方向。冲锋开始了，大家纷纷从雪坑里跳出来，顺着连长指着的方向奔跑。树生小子踉踉跄跄跑了几步，脚下一晃，一头栽在雪里。他奋力爬起，照着双腿狠砸几下，有了知觉。然后，又猛地把系着棉被、毛毯的绳子解开，把笨重的东西甩在地上，什么也顾不上了，拼尽全力向前冲去。寒风夹着毛雪，立刻顺着脖子灌进棉袄里。
他只有一个念头，冲吧，活着就冲，冲也是为了活着。一只脚迈进积雪覆盖的小河时，他又摔倒了。河水早给冻实了心儿，大风把雪都吹进了河床里，冰面上积了齐腰深的厚雪。他像野兽一样，手脚并用向前爬，冰冷透骨的雪从裤腿和袖口挤进来。后背上的步枪比铁拳还要硬，使劲捶着他的脊梁骨。
刚爬上河岸，头从雪堆里露出来，敌人的重机枪就响了。中了埋伏的敌人聚集在坟地里，用弹药箱堆起工事，很快反击了。更厉害的是他们的炮兵，虽被袭击，但丝毫不乱。炮打得很准，直接落到了树生小子连队的进攻路线上。我们看不见他们的炮兵，敌人的炮弹却长了眼睛似的。有的炮弹竟然能够在空中爆炸，一下子炸倒了一大片。树生小子觉得，就是当年的鬼子，都不能把炮打到这样的火候。
机枪子弹把头顶上的雪打得四处飞溅，抬不起头，更站不起身。一个排的人都趴在河床里，动弹不得。而另一个排的进攻路线是要穿过那片开阔的苞米地，树生小子看过去，他们也都趴在那儿。在亮亮的雪地里，像撒了一大把黑豆子，格外显眼。进攻被阻了一个多小时，连长说团里去调迫击炮了，先等一等。
可趴在雪里更可怕。树生小子慢慢爬到河床最底下，也不敢站起来，来来回回在河床里爬。有热乎气儿了，再搓手搓脚。棉袄棉裤被汗水和雪水打湿了，和铁片一样，不光不御寒，还更冷了。他抱着枪，哆嗦着，一分一秒地挨着时间，盼着进攻再次开始。
调来的迫击炮终于响了，几颗炮弹落在了坟堆里，敌人的重机枪哑了，只有零星的步枪、冲锋枪在射击。喇叭声再次响起，树生小子跃出河床，向公路对面冲过去。他稍稍偏过头，向苞米地方向扫了一眼。趴在那边雪地里的战友仍在趴着，再没爬起来发起进攻……
树生小子把子弹打光，将枪扔掉，差不多是赤手空拳冲到坟堆前。那一刻，他都搞不清楚自己拼命跑到这儿是来干什么。是杀死敌人？是不想被冻死？是为了敌人的棉大衣？或者很简单，就是要跑到坟堆敌人那里去？站在那儿就行？他的手指完全僵硬了，根本端不住长枪，也握不住刺刀。他一下子跳过几个弹药箱垒成的工事，和一个很强壮的敌人滚在一起。
敌人也冻僵了，抓不住树生小子的胳膊，抽不出身上的匕首。两人伸出粗笨的双臂，像残疾人一样，你打我一下，我打你一下，或者你用脑袋撞我一下，我用脑袋撞你一下，谁也没法致对方于死地。可是敌人巨大的身躯却非常有力量，几下子就把树生小子推倒在地，摔得他头昏眼花。树生小子知道，再这样下去自己非死不可。他拼尽最后一点力气，死死搂住对方的脖子，一口向那根热热的跳动着的动脉血管咬下去。血喷了树生小子一脸，敌人的身体软了，手臂无力地将树生小子一推，烂泥一样倒在地上。树生小子呆呆地看着敌人嗷嗷大叫，无望地在雪地上打滚儿，最后抽搐着死掉。他用小得听不见的声音对敌人说，如果你不死，就得我死。
敌人很顽强。他们用和孩子兵一样的口音叫骂着，直到只剩下十几个人才不抵抗了，抱着头，在雪地里蹲成一排。树生小子急忙开始扒死尸身上的棉大衣、棉靴子、毛围脖，其他战友也一样。刚才为了打仗，大家把身上多余的东西都扔掉了。当一件沾了血的棉大衣裹在身上的那一刻，树生小子两眼一红，两颗泪珠就掉下来了。有股热气透过来，将他包了起来，还有一阵眩晕，腾云驾雾一般。他靠在一棵树上，两腿发软打战，心里很高兴，自己没死，可又很难过，周围倒了那么多死尸，有敌人的，还有自己人的。
红彤彤的太阳在不远处升起，圆圆的，仿佛这世上唯一有热乎气儿的东西。树生小子站在坟圈子外面。白茫茫的雪地上有一大块一大块黑，那是炮弹和手榴弹炸出来的。还有一大摊一大摊血迹，冻上了，鲜红鲜红的。南方兵死了，倒在一棵枯树下。他的鞋不知何时跑掉了，露出那双冻得黑紫黑紫的脚……
九
树生小子坐在火车闷罐厢里，背靠着木板，屁股下边的车轮子重重地撞击着铁轨。一个新兵从无数后背和肩膀中间挤过来，说，班长，我有尿。树生小子掰开车厢门栓上的粗铁丝，推开胳膊粗细的一道缝，道，对着外面，尿吧。新兵解开腰带，站了一会儿，说，班长，风太大，尿不出来。树生小子说，那你就站着，啥时尿出来，啥时回去。好一会儿，新兵面带笑容地转过脸，说，班长，尿完了。
树生小子欠起身，顺着缝隙向外望去。正是夏天，平原上一大片一大片绿色的庄稼正在太阳下面静静地生长。虽说都是绿色，但每一块地上的绿色又都不一样，有深绿，有嫩绿，有黄绿，有棕绿，有紫绿，有高高的绿色，还有矮矮的绿色。这些绿色组成了大地上的花纹，从眼前一直延伸到天边，起起伏伏，仿佛一张旷世巨大的地毯。地里有零零星星黄色的小点，那是戴草帽的农人，看见火车经过，正直起腰，向这边张望。黑土地真是有着惊人的生命力，你不敢相信，这里曾有过炮火，有过鲜血，有过死亡。现在，在你眼前的是一片生机盎然的田野。
平原缓缓地向后面移动。树生小子暗想，时间过得可真快，两年前，也是夏季，我还在这一带像叫花子一样找自己的部队。而眼下，队伍正在全速南下，往关外和关里之间的锦州城那边赶。为什么去那儿呢？有人说，此时，国民党在关外的兵力只剩下长春、沈阳和锦州三大坨。锦州城是喉咙，卡住了喉咙，国民党在关外最后的本钱也就彻底输掉了。才两年工夫，说话的口气竟然变化得这么大！
松花江正在远去，火车向着树生小子从未去过的南方飞驰，这一切快得似乎有些不太真实。他还记得那个冬天里的松花江，也不过是一年半以前的事。当时，部队过江攻击一座城市，久攻不下，敌人几个师迎面而来。部队遂放弃了围攻，准备撤回江北。没有想到的是，敌人打开了松花江上游的一座水库。本已结冰的江面突然暴发洪水，部队一下子失去了北撤的归路。
树生小子随部队撤到江边时，惊呆了。他生平第一次看到，冬天里的江水竟然成了这个样子。原本浅蓝色结冰的江面被一片灰蒙蒙的大水覆盖着，冒着腾腾的白色雾气，几米外便看不清景物。江水不似夏天时的平静，而是翻滚着的，一个浪头接着一个浪头，争先恐后地向西边奔腾。一个冬天冻起来的厚冰被水浸泡着，发出巨大的嘎巴嘎巴声，突然就裂开了，从裂口里涌出黑色的水流，向空中喷出几米高。江底的淤泥、枯草、冻死的鱼还有各种各样的废弃物，被洪水翻到了江面上，污浊而又可怕。成百上千似卡车大小的冰块，漂浮着，摇晃着，缓缓移动，沉浮之间激起尺把高的大浪头。
那一刻，树生小子似乎没有听到下达过江的命令，就毫不犹豫地跳进了江水里。因为他觉得即便是跳进江里就得死，也不可能再有其他的命令。江水一下子浸透了棉袄棉裤。真奇怪，一切没有结冰的东西竟然都是温暖的！江水也一样，虽然很沉，一个劲儿地把他往水底下拉，但水是暖洋洋的，像娘的怀抱。水上漂着的污物挂在他的头发上，往他的嘴里灌，还时不时蒙上他的眼睛。水面与脖子平齐，树生小子奋力踮着脚尖，踏着水下残留的冰层，可冰层非常滑，几乎无法站立或向前走。他睁大眼睛向四周察看，好几次，巨大的冰块把他撞进了水下，几经挣扎才浮起来。水从鼻孔、嘴里、耳朵里，甚至是从眼睛里流出时，树生小子分不清自己是不是已经死了。
敌人就在十几里外，与阻击部队交火。炮弹已经打到了江面上，每一次爆炸都像有一只力大无穷的手，将江水猛地摇晃一下。冲击波经过，树生小子会晕一下子，眼前一黑。发现自己还活着，就继续拼命向前划水。
终于，水面越来越浅。树生小子爬上了岸，靠在一块岩石上，浑身上下只剩下一杆枪。棉袄棉裤迅速变成一只冰壳子，流下来的水结成薄冰。他无法动弹，喘着气，望着江面，脑袋里一片空白。江面上有无数个士兵正在奋力地向前游，他们的脑袋如同一个个密密麻麻的黑色小点，在江水里或沉或浮。一颗炮弹爆炸过后，就会有一片黑色小点消失在水面。有十几辆大车陷在江里，马冻僵了，车身也歪了，谁也顾不上它。马把脖子伸出水面，一边挣扎，一边惊恐地大叫着，声音传出很远。大约一里地之外，还传来女人的尖叫声。后来才知道，那是战地医院的医生和护士在过江。那声音是从一个个哑了的嗓子里喊出来的，像是惨叫，又像是在哭，挺瘆人的。树生小子一辈子都忘不了。
大部队过了江。江面上慢慢寂静下来，水流从雾气中流到眼前，流到远方，复又消失在雾气中。水面上漂着帽子、鞋子、大衣、挎包、纸张，还有从水下浮起来的手、脸，或者大张着的嘴、眼睛，都结上了薄薄的冰。
树生小子跟着部队离开江岸，修筑防御工事。他在对岸等了很久，等着敌人过江。可是，敌人终始也没过来。那一仗，敌人总是夸耀说他们打赢了。树生小子清楚，只有过了江的那支队伍，才是真正的胜利者，哪怕表面上他是打输了，撤退了，因为他们的心气儿还旺，骨头还在，拳头还硬。
树生小子的思绪渐渐回到了眼前。火车不能坐了，便靠两条腿行军。每天走一百三四十里地，似乎不过是一转眼的工夫，也就到了千里之外。平原少了，路上看到的多是连绵不绝的大山。翻一翻地图，你会发现这是一条从关外到关里的狭长通道，被称为辽西走廊。西面是大山，东面是大海。通道的南面是山海关，而通道的北面就是眼前的锦州城。人们习惯于把山海关看作一道关，其实，锦州城也是一道关。唐代诗人常建有一首《吊王将军墓》是写发生在这一带战事的：
嫖姚北伐时，深入强千里。
战馀落日黄，军败鼓声死。
尝闻汉飞将，可夺单于垒。
今与山鬼邻，残兵哭辽水。
明末清初四十余年间，这里经历九十余次战火。锦州城南四十里处有座松山。十三万明军与清兵战于此，大败。此一役成为明亡清兴的关键之战，为清朝入主中原，扫清了道路。这座城西南六十里处有座塔山。清太宗崇德四年（？年），多尔衮曾率兵战于此。所以，这里历来是旌旗变幻，鼓角不绝，遍地白骨埋刀枪的古战场。
锦州城北两里，有处标高八十多米的高地。高地上建有一个配水池子。这个钢筋混凝土铸造而成的庞然大物呈长方形，一部分在地下，一部分在地上，地上部分高六米，厚一米，宽几十米，实际上就是这个城市的大供水箱，命脉所在。在配水池子与城里之间，有一条可以四人并行的水泥通道。平时，水从这里流进城内，战时，城内援兵可以从这里过来。敌人把水放干，在墙上凿出射击孔，这里便成了非常坚固的堡垒。攻击之前，部队曾到前沿观察过地形。孩子兵说，这可是场恶仗。对面的云南兵把鬼子修碉堡的本事都学到家了。
以配水池为中心，有大小十余个明堡和暗堡，形成了密不透风的火力网。没开枪之前，你看那里只是一片安静开阔的空地。可等到轻重火力齐射时，所有冲进去的人就都成了被死亡这只黑色大网罩住的鸟儿，再难逃生。各类碉堡之外，是几道铁丝网组成的障碍。再向外，是宽三米深两米的环形壕沟。即便没有冒着枪林弹雨，爬过这条大沟也不是易事。
炮火轰击之后，树生小子跳出战壕，随着连队沿主攻方向冲锋。这种战壕被称为交通壕，主要挖在离敌人前沿六十米左右的地方，以手榴弹或手雷投不到为准。一般来说，如果进攻出发地与攻击目标有着较长距离，并且中间有较大的开阔地，那么，进攻部队通过时就必然产生较大的伤亡。还未等到达目标前，就可能失去进攻能力。而交通壕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一天挖一点，个把星期之后，就可以把战壕挖到敌人眼皮之下，又让敌人毫无办法。
子弹在树生小子的耳边飞过，像一只只马蜂嗡地叫了一声。还未冲到外围环形壕沟，已经有人中弹扑倒在地。树生小子压低了身子，紧紧盯着前方几十米外一块黑色的石块。脚边的干土让子弹打得噗噗冒烟。跑到石块那里，他像跳进河里一样，来不及多想，也来不及犹豫，就一个猛子滚进了深沟。左左右右都是一个接一个跳进来的战友，像从山上滚落的石头。大家摔得头晕眼花，所幸没有中弹，连忙检查枪弹，准备攻击下一道工事。
突然，七八米远的地方亮起一道黑色的光，然后是迎面而来的狂风和巨响，还有沙土、浓烟、弹片，一下子就灌满了整个壕沟，遮天蔽日。树生小子看见有人被炸上了十几米高空，落下来的是一块块残缺不全的身躯和肢体。后来才知道，这是一种重磅航空炸弹，可以电子引爆。从轰炸机上投下去，可以轻易炸塌一座楼。更危险的是，在环形壕沟里，敌人竟然还有暗堡，可以毫无遮拦地对战友进行扫射。
一股力大无穷的气浪将树生小子推出几米远，翻了几个跟头，又跌进了一个深坑里。他昏昏沉沉地睁开眼，明白敌人在壕沟里又挖了不少陷坑，每个坑里都用铁丝固定着手榴弹、手雷。树生小子眼瞅着一颗捆在铁钎子上的手榴弹在脚下冒烟。他想把手榴弹连同铁钎子扔到外面去，可铁钎子是用水泥铸在坑底的。他拼尽力气站进来，却怎么也爬不出一人多高的陷坑，也没处躲藏。他低下头，瞪大着眼，盯着手榴弹冒出的青烟。青烟散尽，手榴弹没有爆炸，他瘫坐在坑底下，心想，又活了一回。
树生小子朝坑外大喊大叫，有战友递下步枪，把他拉了上去。壕底的景象触目惊心。有一半的人都挂了彩，拥拥挤挤地倚坐在战壕壁下，壕沟里的水都是红的。敌人在壕沟里的暗堡虽然被炸掉了，但一个连也被压在这儿，向前拱不动，向后也退不得。跃出壕沟的人刚扒开铁丝网，就被打倒在地。树生小子寻找自己班上的人，旁边一只手扯住了他的大腿。是小六子，他满脸是血，肚子上也冒着血，用手掌捂着，血又从手指间流出来。小六子说，我要是死了，你回去跟我娘说，我是死在配水池子这儿啦！树生小子蹲下来，大声说，你就在这儿，哪也不要去，等我回来。一定要坚持住啊！他再也想不出该说些什么了，一咬牙，从怀里掏出急救包，塞在小六子手里说，自己包扎一下，等我回来！在战场上，大部分伤员并不是当时就牺牲了，而是死于失血过多。有了急救包，很多时候就能活下来，坚持到送往后方医院，而少了急救包，就很可能阴阳两隔。仗打起来，怀里有只急救包，心里头踏实。连长曾经对树生小子说过，打鬼子的时候，有一回他大腿上的动脉被弹片击中了，血一下冒出来几尺远。幸好卫生员当时就在跟前，马上给扎住了，而且半天之后就送到了战地医院。一位洋大夫技术好，把他的血管给缝上了。否则，也就没人跟你说这些了。连长还说，最怕在寒冬腊月里受伤，流着血在雪地里躺着，用不了多久人就没了。
十
不久，来了命令。暂缓这里的攻击，主攻方向改为主碉堡东北侧一百米处的红房子。红房子是红砖盖成的一排四间平房，原来是配水池子值班人员的办公室和宿舍。它的颜色相对于灰色的混凝土配水池子很显眼，所以被叫作红房子。
树生小子和战友到这里时，上一支连队已经占领了红房子。朝北的门开着，树生小子冲了进去，里面灰尘弥漫，呛得人喘不过气，几步之外看不见人。他向南面的屋子跑，只觉得脚下踩到了软软的东西，并且传来一声痛苦恼怒的叫喊。他低头凑近了一看，原来是走廊墙角下，坐着躺着一溜二十多个重伤员。
屋顶被炸穿了，下午的阳光如剑，穿过厚厚的烟雾照进来。在一条条一束束光线中，匆匆忙忙地跑动着人影。一会儿向外射击，一会儿投手榴弹爆破筒，一会儿又躲在墙后观察。树生小子仔细一看，营长也在这儿，抓着电话，对着话筒声嘶力竭地大喊。他反复地吼着几个词，手榴弹，手榴弹，手榴弹，开炮，开炮，开炮……树生小子跑进一间屋子，从窗子向外看去。敌人开始反击，竟然已经冲到十几米远的地方。这些云南兵个子不高，身材也不壮，但动作非常敏捷，几步就到了眼前。他们的脸黑乎乎的，但钢盔下面的眼神非常凶狠。紧紧盯着这边，眼睛都不眨一下。前边的人倒下了，后边的人继续冲，剩下的人不多了，冲不动了，就把尸体挡在前面，推着尸体一点一点向前挪。树生小子抓起一根竖在墙角的爆破筒，扔了出去，炸倒几个敌人。敌人趴了一会儿，爬起来又往这边跑。树生小子急忙又抓起一根，仔细一看竟然是杆铁锹，急忙之中顾不得换，也猛地扔了出去。外面的敌人连忙趴下，好一会儿才敢站起来。
敌人几波反击被打退之后，力量渐渐弱了。营长组织进攻。他提了一篮子手榴弹，弯着腰，第一个从窗子跳了出去。
仗打到黄昏时分，预备队三营加入战斗，最终拿下了配水池子。打扫战场时，营长带着树生小子点燃一支火把，下到配水池子底部。这里黑黢黢的，血腥气重得呛人，密密麻麻堆着敌人的尸体。
炊事班抬来了柳条筐，里面装的是直冒热气的肉包子和胡椒汤。各个班领走了自己的一份，还剩下大半筐。炊事班老铁锅坐在那儿不说话，一边吧嗒吧嗒抽烟袋锅子，一边掉泪。
以配水池子为中心的阵地上，每一个碉堡，每一条壕沟，每一道铁丝网都是用血肉铺过去的。配水池子里大部分是敌人的尸体，红房子以外大部分是牺牲战友的遗体，配水池子至红房子之间，有敌人的，也有战友的。树生小子盆子里有六个白白胖胖的大肉包子，平时，风卷残云不在话下。可现在，胸口堵得慌，咬下一口，看见油汪汪的肉馅，怎么也尝不出滋味，却猛地感到一阵恶心。
寒风在空旷的野地里盘旋。炸弹、手榴弹、子弹把无数战士的棉袄棉裤撕扯碎了，棉絮飞出来。铁丝网上、枯草秆上、树枝上，到处是薄雪一样的棉絮，以至于阵地上像刚下过一场小雪似的，白花花的。这些棉絮随着大风到处飞，飞到高空，飞进壕沟，迷了人的眼睛。尤其是在一个大洼地里，棉絮积得像很深的湖水一样，一层压着一层，下层堆得实了，上层还随着冬风缓缓地打转滚动。
树生小子看见坡下沟里站着一只母羊，乳房鼓鼓的，没人理它。他突然想起了小六子，猛地跑过去，扔掉了肉包子，用盆子接了满满的羊奶。他向环形外壕走去，心里忐忑不安。他隐隐感到，打了一天仗，应该不会有奇迹出现，可他又盼着奇迹出现。下到壕沟底部，他看到小六子坐在那儿，肩上半披着一件军大衣，眼睛直愣愣地望着天空，身子下的血冻成了一大摊薄冰。
第三天，树生小子随队伍从北面进城。当时是夜间，城墙被炸开十几米宽的口子，像老人的牙齿。先头攻击部队已经打进去了，城里各处打着照明弹，一颗还未熄灭，另一颗又打上高空。炸弹、机枪的亮光一闪一闪，从远及近，从不间断。当爆炸的亮光闪起时，身边的人影亮如白纸，而亮光熄灭时又一团漆黑。城中有一座尖顶红砖教堂，与一众平房相比如鹤立鸡群。远远望去，当红色的信号弹亮起，它是红色的，当绿色的信号弹亮起，它又是绿色的。在密集而又炫目的爆炸闪光中，它不断地变幻着颜色，时而在黑色夜幕中闪现，时而又消失得无影无踪。周围一片震耳欲聋的轰鸣，有重炮声，有迫击炮声，有山炮声，有爆破筒声，有炸药包声，有手榴弹声，有机枪声，有步枪声。
树生小子的正前方，是一座四层红砖混凝土结构的大楼。部队的攻击方向是大楼的背面，也就是北面。大楼这一方向最下部，有一面斜坡，斜坡下面有条沟，还有地下室。敌人的重机枪子弹贴着地面飞过来，却看不到工事在哪里。楼上更不用说，每扇窗子就是一个天然射击口。照明弹亮起时，可看到红墙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弹孔，窗子却是黑黑的，阴森恐怖。你不知道会从里面飞出来什么东西，或是子弹，或是炮弹，或是手雷，甚至是炉子、门板、桌子、椅子。
进攻从上午持续到晚上，前面已经有两拨攻击部队打光了，拉了下去。爆破手小李把拉火环交到树生小子手里，笑着说，班长，炸药包放好了，等着敌人坐土飞机上天吧。可是，等了十分钟，也没听到爆炸声。这时，团里打来电话，限两个小时内必须拿下大楼。
前面已经牺牲了一个爆破手。第二个炸药包没响。从营里领了第三只炸药包。小李上来要抢这只炸药包，树生小子把他推开，说，这个你们谁也别跟我抢了。我是班长，我上。他脱下棉袄，交到副班长手上。
冲出战壕之前，营长将他叫住，把一顶钢盔扣在他头上，使劲儿在他的脸巴子上掐了一掐，说，小班长，冷静，一定要冷静。树生小子抱着炸药包，沿着一条大弧线冲到了楼下斜坡上。在这里，他找到了牺牲的爆破手留下的炸药包，和小李刚才没有爆炸的那一包。
楼上像下饺子一样扔手雷，有两颗砸到了树生小子的钢盔和后背上。其他的叮叮咣咣地落到脚边，砸在水泥斜面上。可奇怪的是，尽管手雷离他这么近，竟然没有一枚炸到他。树生小子来不及多想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害怕。心里只有一个像刀子一般雪亮的念头，反正不是你死，就是我死。你没把我炸死，我就得把你炸死！
他将三只炸药包捆在一起，里里外外检查了几遍，才拉着导火索，瞅着它们烧到只剩下两寸，才转身跑开。当时，真恨不得一直盯着导火索烧完。跑出去十几步，背后一声巨响，树生小子是被气浪推倒在地的。这次战斗结束后好几天，他在梦里被惊醒，突然想到那么多手榴弹砸在身边，自己为什么没死？他一身冷汗，又跑回到这座楼前，在爆炸的地方看了看，才知道，原来是那一面斜坡救了他。手雷落在上面后没有马上爆炸，而是滚进了斜坡下面的深沟里。他想，其实敌人也有办法炸死他。比如，拉开手雷的保险销子之后等两秒再扔，可敌人愣就没有那样的胆量。
孩子兵是在部队突破敌人的第二道防线时牺牲的。那道防线依托铁路路基修建而成，两侧筑着前后左右相联系的碉堡群。孩子兵拎着爆破筒冲到碉堡前，从射击孔塞了进去。敌人又将爆破筒推了出来。两个来回之后，孩子兵转过身，用后背抵住了射击孔，直到爆炸。当时，正飞着满天的照明弹，把孩子兵的表情映得亮亮堂堂。那张脸永远地刻在了树生小子的心里，时间越久越清晰。孩子兵的脸上有留恋，有悲伤，有感激，还有不舍。树生小子越回忆他的脸，就越能读出更多的内容，以至于他不敢随随便便想起孩子兵来。在后来的岁月里，他无数次和自己的战友在战场上道别。他发现，那道别时的表情就是他们这一辈子的缩影。他们是怎样过完一生的，就会有怎样的表情。
在这一带，树生小子还遇到一个人。当时，树生小子推开一间屋子的门，炕上炕下挤了几十个老百姓，一脸惊恐地看着他。他转过身，向外走，一个人浑身是血，向他走来。这个人迷迷糊糊的，用手枪敲着树生小子的后背，推着他，大声说，快，快，往那边冲。
树生小子看了眼他的手枪，枪击锤和套筒打开着，没子弹了。树生小子说，你别急，前面的敌人都已经投降了，没敌人啦！这个人眼睛血红，还是一个劲地推着树生小子，说，快，快，冲，冲，走，走！树生小子和他比画着，隐隐约约听明白，这个人是一个营的营长，找不到自己的士兵了，也好像是一个营都打光了，只剩下他一个人。树生小子看着这个人伤痕累累的样子，更相信是后者。
又打了一个白天，到了第二天晚上，城里才寂静下来。树生小子他们营在一处空院子里安顿住宿，只用了五六间屋子。平时，这些屋子一个连都住不下。树生小子困极了，累极了，沾着床铺就迷糊过去。可半个来小时，惊醒过来，瞅瞅躺在旁边的人，大部分都是别的连队的，不认识。再闭上眼睛睡过去，可还是半个来小时，他又给惊醒，想想，好像是梦见战友了，有受伤的，有牺牲的，都活生生的。如此睡过去，醒过来，挨到了中午，脑子里好像一锅粥。有人在屋外大喊，开饭了。没人起来，继续睡。
树生小子从一片呼噜声中爬起来，一脸茫然地坐在门槛上。打了一盆子白菜汤，用筷子串了两个窝头，没心思吃，放在青石台阶上。他来到院门口，看见营长坐在大门外的石狮子下面，旁边也放了一盆白菜汤、两个窝头。营长扭过头，很和气地说，小班长，过来坐会儿。那说话的口气，像变了个人似的。
营长有点不着边际地问，你知道啥是代理制度吗？树生小子说，知道，就是战前要指定自己牺牲后的代理人。营长又问，那你知道啥是保留干部吗？树生小子说，不知道。营长说，保留干部就是在打大仗之前，把一些骨干，比如副营长、副教导员、副连长等等留在后方。这一仗如果前方的干部都牺牲了，那下一仗，就是保留干部上。我从班长到营长，一步一步的，算下来，都是接的烈士的班。
树生小子点点头，心里却不大明白营长为什么跟他唠这些。营长说，活到现在，负过五次大伤。他揭开棉袄领子，脖子旁边扎着一条新绷带，渗着血。他说，这是昨天添的。有个地下室里藏了几十号敌人，不投降，塞了一颗手榴弹进去，投降了。我站在地下室出口，一手高举着手榴弹，得把他们镇住。不想，飞来一发子弹，正打在肩上。我咬牙站着没动，朝卫生员使眼色。他也明白了，等敌人都出来了，交了枪，才悄悄把我扶到没人的地方，给我包扎。那个时候，我得站着。我要是倒了，不光咱们的人要慌，敌人也可能趁乱打咱们。
营长说，子弹要是再偏一点，那保留干部就等不到下一仗了，这一仗就得用上。
他又说，啥时去见马克思呢？枪林弹雨中，那是想也不用想，也不能想的。每个瞬间都可能有颗子弹，或者弹片什么的，把我送去见马克思。战前，当我把战斗部署、方案，可能出现的几种过程、结果及意外，都尽量想到，头脑逐渐轻松下来，我就会不自觉地闪过一个念头，这会不会是我的最后一仗呢？仗打完了，我还活着，我就又会想，不错！这次不是最后一仗。仗打多了，这种念头每次都闪。不过，闪得多了，也就成了习惯，闪过也就闪过了。
营长流泪了，泪珠儿噗噗地往棉袄上落。他说，教导员牺牲啦，打配水池子时，冲出交通壕没有十米，胸上就中了弹。我对他说话，他说不出来话，嘴里一个劲儿地冒血，就这么死了。我还有多少话要对他说呢，还有多少事要和他商量呢，他就这么死了。我的通信员也牺牲了。冲过环形战壕时，他帮我举起铁丝网，让我从下面钻过去。就这么几秒钟的工夫，他的额头就中弹了。也是连一句道别的话都没说上。还有一连长也牺牲了。从红房子向配水池子冲时，他刚跳出窗子就被炸倒了。昨天后半夜，我招集全营干部来开会。过去，一个屋子坐得挤挤擦擦的。这回，我一个，二连指导员一个，还有三连一个排长。就俺们仨……
两天后，树生小子被派到城西南六十里塔山一带掩埋牺牲的战友。黑土地上的老百姓家里，一般都有大木柜，一人来高，装衣服、装米，或各种需要储藏之物。取的时候，需要站在凳子上，身子探到里面。山脚下，摆满了这种大柜子，听说附近几十里老百姓家里头的柜子都给买来了。安葬完了战友的遗体之后，把国民党士兵的尸体也搬到一处，通知对方来抬回去。于是，公路边、田野里，一排排码着尸体，冻得硬邦邦的，灰黄色的一大片。在一处叫饮马河的河沟洼地里，摆得密密麻麻，若是在夏天，就把河道堵上了。据国民党方面称，塔山一战，他们弃尸七千具。当夜，下起了大雪，把大地覆盖在一片白色之中。饮马河一带的老百姓说，深夜，寒风在洼地里刮起“大烟泡”的时候，就听见有哭声、喊声、骂声、呻吟声，高高低低、大大小小、南腔北调的。他们在可着劲儿地大叫，我要回家，我要回家，我要回家！
十一
有一天，树生小子带着一个班在村子附近的土路上巡逻。那时，这一带到处是国民党的士兵，都扔掉了武器，见到野战军的人就投降，一下子便有几百上千人跟着你走。树生小子看到有个人赶着头毛驴沿着小路走来。到了近处，仔细打量，毛驴背上驮了两袋农作物，大概是花生。这人头戴一顶半旧的毡帽，穿一件破棉袍，油亮油亮的。他摘下毡帽，捂在胸前，向树生小子鞠了一个躬，道，我叫胡庆祥，是厉家窝棚的农民，听说城里没粮食，去那边换点钱。树生小子盯着对方头发稀疏的头顶和黑色厚边眼镜，听着那努力遮掩的湖南口音，轻轻地说，跟我们回去一趟，有点事情要问你。
那人叹了口气，点点头。后来，树生小子知道自己抓了一条大鱼。此人是国民党在黑土地上最后一支重兵集团的长官。抗战后期国民党在缅甸和云南的所有精锐几乎都在这支重兵集团里头，这些精锐当年把日军打得落花流水。
几天之后，树生小子又奉命将此人送到野战军总部。午后，灰白的太阳照在枯黄的平原上，有的地方有积雪，有的地方雪化了，远远近近反射过来的光有些刺眼。路边的旷野里，丢着敌人密密麻麻横七竖八的尸体，一只只野狗歪着脑袋咧着嘴在啃着，牙齿血红，一只只乌鸦在大叫。不少尸体都光溜溜的，衣服被附近穷苦的老百姓扒走穿去了。还有战马的尸体，缺肢少腿，是被人割去吃了。不久前，国民党十几万人被围困在这一带狭长的地方，无法突围，也缺吃少食，只得以杀马为生。
那个人坐在一辆摇晃颠簸的马车后面，后背挺直，头却垂着，一滴一滴眼泪落到了老棉裤上。树生小子听他喃喃地说，要是打鬼子的时候死在缅甸的原始森林里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