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缓称王

大宋龙凤二年（1356）三月，朱大元帅攻下了元朝的集庆路。

集庆路原名建康路，因为元文宗孛儿只斤·图帖睦尔在此地做过藩王，后来又做了皇帝，两重喜庆之下，就在天历二年（1329）改名集庆路。[1]元朝中期，这是一座人口达百万之众的巨型城市。无论对元军还是对各路义军来说，集庆路都成为必争之地。

在古代中国，人们非常迷信“望气”之说。[2]集庆路在战国时期被叫作“金陵”，一种解释即为当时楚威王听说此处有王气，担心政权不稳，便听从巫师的建议，在此处埋金镇压这股王气，所以得名。[3]统一天下之后，秦始皇也听说“东南有天子气”，[4]所以借助东巡的方式镇住这股天子气。此后，东吴、东晋、宋、齐、梁、陈等政权均在此建都，应验了战国时期那个遥远的预言。

至于朱元帅攻占金陵的原因，明代不乏史家将其同王气联系了起来。一般认为，朱元帅攻占金陵是听从陶安、冯国用等人的建议。根据史家高汝栻的观察，却有不同的解读。朱元帅渡江时，有人告诉他，想要平定天下，有一位叫作金碧峰的胡僧不可不见。

后来，朱元帅见到这位胡僧，却不被礼遇。他威胁要将这位和尚杀死：“可曾见杀人将军乎？”

和尚非但没有丝毫畏惧，反而反问道：“可曾见不怕死和尚乎？”

这种充满了杀意和禅意的问答引发了朱元帅的勃勃兴致。他随即丢开了手中的宝剑，开始礼敬这位高僧。

高僧接下来的一句话，让朱元璋坚定了不惜一切代价攻取建康的决心：“建康有地可王。”[5]

经过攻城和巷战之后，集庆路一片倾圮破败的景象，这种破败的景象却丝毫没有削弱朱元帅所部胜利的欢愉。占领集庆路后，朱元帅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集庆路改成应天府。早在朱元帅之前，多股义军力量都对金陵垂涎三尺，却功败垂成，比如郭天叙和张天祐等人。如今，朱元帅成为最后的赢家，仿佛冥冥之中，自有上天的眷顾——应天府的改名正是顺应天命的选择。

时不我待，朱元帅决定迅速扩大战果。三月，派遣徐达、汤和等人攻下镇江路，并更名为江淮府。四月，攻克金坛县。六月，派遣邓愈等人攻克广德路。[6]一年前还困守和州无路可去的朱公子，如今已经坐拥太平、应天、江淮、广德数府，大元帅的名位开始满足不了他的欲求。

称王称霸与称帝本来没有实质区别。王即天子，《诗》云：“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秦统一之后，把皇帝的名号加在王、公之上。所以，称王至少表面上看起来依然尊奉礼制。严格意义的礼制规定，王、公等封号莫不从天子出。事实是，称王称公的人多数都是专断自立，把天子当成摆设。

东南地区已经有一位王。公元1354年正月初一，在龙凤政权建立的前一年，以高邮为中心的张士诚自称诚王，国号大周，改元天祐。[7]称王之后，张士诚的名号传遍了大江南北。称王效应也一触即发。次年，元廷丞相脱脱亲自率领大军围攻高邮。诚王张士诚侥幸击溃了元军，勉强坐稳了王的位置。

就在朱元帅占领集庆路的上一个月，大周政权的军队南下攻陷平江路（今江苏苏州）。平江路的重要性比集庆路有过之无不及，在元朝中期就是一座拥有两百四十万人口的巨大城市。[8]沿高邮、泰州、常州、苏州一线，诚王政权成为东南地区首屈一指的力量。即便有韩林儿龙凤政权的卵翼，朱元帅也不得不慎重考虑诚王政权的威胁。至少在目前，他还没有实力去挑战这个庞然大物。

龙凤二年（1356）七月初一，在元朝御史台的旧址上，朱元帅建立江南行中书省，自立为吴国公。同时任命李善长、宋思颜为参议，李梦庚、郭景祥为左右司郎中，侯原善、杨原杲、陶安、阮弘道为员外郎，孔克仁、陈养吾、王恺为都事，王璹为照磨，栾凤为管勾，夏煜、韩子鲁为博士。[9]

开省之后，一切按照规模行事。吴国公还设置了江南行枢密院，以元帅汤和摄同佥枢密院事；置帐前总制亲兵都指挥使司，以冯国用为都指挥使；置左右等翼元帅府，以华云龙、唐胜宗、陆仲亨、邓愈、陈兆先、张彪、王玉、陈本等为元帅；置五部都先锋，以陶文兴、陈德等为之；置省都镇抚司，以孙养浩为镇抚；置理问所，以刘祯、秦裕为理问；置提刑按察使司，以王习古、王德芳为佥事；置兵马指挥司讥察奸伪，以达必大为指挥；置营田司等。[10]吴国公的军事、刑罚、监察、农业、教育等系统一一搭建起来。从前的仓皇流窜景象不复存在，现在以应天府为大本营，吴国公开始为日后刷新更高的名位进行一系列的扩张运动。

至正十六年（1356）三月，诚王张士诚在苏州由承天寺改造的大殿中收到了朱元璋使者杨宪带来的一封书信：

近闻足下由通州遂举吴郡。昔隗嚣据天水以称雄，今足下据姑苏以自王，吾深为足下喜。吾与足下东西境也，睦邻守国，保境息民，古人所贵，吾甚慕焉。自今以后，通彼往来，毋惑于交构之言，以生边衅。[11]

诸侯之间通过聘礼相往来，这也是三代流传下来的规矩。朱元璋修书一封，派遣使者通好张士诚，既有礼数方面的考虑，更多的还是出于军事利害的权衡。这封书信措辞谦卑，不啻后辈对前辈的恭维。《礼记》上讲：“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礼记·曲礼上》）诚王张士诚觉得有必要对朱元帅进行回礼，而且应该是一份大礼。

同年七月，张士诚的大军兵临镇江城下。

所幸吴国公这边早有准备，未雨绸缪。他派遣手下最知名的将领徐达、汤和等人防御镇江，以逸待劳，击退了张士诚的军队。

礼尚往来，峰回路转。吴国公令徐达等人率领三万人马乘胜围攻张士诚的常州城，稍后又增援三万人。次年三月，经过近半年的鏖战，双方各自投入兵力近十万，朱元璋最后带领常遇春等猛将协同徐达发动总攻，才攻克常州。[12]常州一战让吴国公意识到，原来王也是可以被打败的。

元朝末年，昏乱的朝廷无法发挥昔日的约束力，天下群雄割据，称王称霸。在抢夺地盘的同时，也在抢夺民心。“民心”自古以来都是很泛滥的词语，因为无论在传统惯性上，还是技术层面上，平民百姓本身无法形成有效的集团，选出发言人发出自己的声音。因此，从上到下，从下诏令的朝廷，到发出命令的地方官僚，再到揭竿而起的大小统领，都认为自己就是民心所在。百姓不会选出代表去发出口头抗议，但是会用脚选择逃避或者用手中的竹竿、兵刃等发起攻击。既然“民心”的概念如此含混不清，是否存在明确笼络一部分民心的可能呢？吴国公选择了祭祀孔子。

在击退张士诚军队的第二个月，吴国公就驾临江淮府。吴国公一行抵达江淮府之后的第一件事，既不是视察官衙，也不是视察军队，更没有挨家挨户体察民情。他把第一站放到孔庙。一位草莽将军换上祭服，到孔庙拜谒孔子，这在南方起事者中十分罕见。

战乱中的百姓除了对食物的本能渴求之外，稍微安定下来，就会考虑孩子的教育问题。哪怕饥寒交迫，至少让孩子认得几个字也是好的。这一点，自古及今，中国人都很少例外。只要提到教育，就必然需要兴学；只要开始兴学，就要尊奉万世师表的孔子。吴国公是个实用主义者，虽然拜谒了孔庙，但是他认为，当下还不是集中精力兴学的时机。他将一干儒生召进了孔庙，交给他们一项政治任务：分头去告诉乡亲们好好种地，好好养蚕植桑，也要卖力修城墙、挖壕沟。[13]

“仓廪实而知礼节”，施行礼制的前提是政权稳固，而稳固政权的方式就是依次消灭割据势力，并彻底推翻元廷统治。在当时诸侯割据的大背景下，吴国公通过拜谒孔子来拉拢知识分子的插曲又显得微不足道。此时的大江南北，称王称霸的浪潮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似乎每个称王称帝的人都比吴国公更有资格成为统一中国并重制礼乐的开创者。

姑且不论震动北方的龙凤政权，南部中国业已帝王林立。

早在至正十一年（1351），红巾军的一支徐寿辉在蕲水击溃元朝的威顺王宽彻不花，随后称帝，国号天完，建元治平，任命邹普胜为太师。天完军攻略湖广、江西等地，还攻陷杭州这一南方重镇。[14]

早在徐寿辉之前，广州增城的朱光卿于元统三年（1335），在党羽石昆山、钟大名等人的簇拥下称帝，国号大金，建元赤符。好景不长，做了七个月的皇帝之后，朱光卿的头颅便被枭落在京师的街道上。[15]

相较于“前辈”朱光卿，徐寿辉亦处境堪忧。他不久被麾下的陈友谅架空，成为傀儡皇帝。治平十年（1360）闰五月，陈友谅从长江上游出发，率军攻克太平，杀死朱元璋麾下猛将华云。志得意满之下，他在采石派人用铁敲碎了皇帝徐寿辉的脑袋，稍后称帝，改元大义。[16]残酷的弑君者堂而皇之地成为“大义”政权的缔造者，再一次诠释了“义”字解读的多样性。

登极是古代中国所有就职仪式中最隆重的，时间、地点、天气等因素都要妥善考虑。陈友谅把登极地点选在采石江边的五通庙。为了安放龙椅，他下令将神庙正中央的神像抬出去倒放，这种渎神的行为让敬畏鬼神的文武百官感到不安。鉴于陈友谅的威势，天完百官中无人敢提出异议。太师邹普胜、丞相张必先等人让将士在江边列队，等候新主登极。正式即位的那一天，突降大雨，人们四下逃散，登极礼成了闹剧。[17]南京夏季多雨本属正常现象，人们却依稀从雨中即位礼看出了陈友谅政权灭亡的端倪。

泰州盐商张士诚先后两次称王。元至正十三年（1353），他从泰州出发，攻占元廷重镇高邮，在高邮自称诚王，国号大周，建元天祐。[18]天祐是上天福佑之意。张士诚从一介盐商转变为一方霸王，不仅靠人之力，仿佛也有上天的加持。至正二十三年（1363），张士诚重操故伎，又在苏州自立为吴王，建立王府。[19]南到绍兴，北至徐州，西抵濠州、泗州，东临大海，带甲数十万，张士诚成为名副其实的地方雄主。

就在华东地区纷乱之际，西南地区也不安稳。天完政权麾下的明玉珍知悉陈友谅弑君之后，无力讨伐。同年，在重庆自立为陇蜀王，谋求自保。又于至正二十二年（1362）在重庆称帝，国号夏，建元天统。[20]从天完、天祐、天统等年号名称来看，每一个政权都认为自己在替天行道，都是天意所在、民心所归。

此时的吴国公朱元璋在张士诚和陈友谅两位帝王的东西夹击之中，前途未卜，自保尚且不暇，遑论礼制建设。明玉珍的夏政权兵力虽弱，但是在礼制上颇有建树。称帝之后，他设立了国子监，将兴学放在新政权的优先发展地位。同时，还建立了社稷坛和祖庙，率先开展了国家祭祀。在诸多割据势力当中，夏国诏求雅乐，开科取士，最具礼乐特色。甚至连夏国的官制都是仿照《周礼》的六官，任命戴寿为天官冢宰，吴友仁、邹兴为地官司徒，刘桢为春官宗伯，万胜为夏官司马，向大亨、莫仁寿为秋官司寇，张文炳为冬官司空。[21]夏政权之所以能在礼制建设上有一番作为，离不开谋士刘桢的策划。刘桢是元朝的进士，做过小官。天下大乱之际，刘桢蛰居在家，遇到明玉珍，彼此一见如故，如鱼得水。[22]

保守主义者倾向于将名号的授予权系在当权者手中，非天子赐予不得窃夺名号。对另外一些儒者而言，名号的授予权应系于“天命”手中。如果天子是昏庸无道之辈，再将名号系于天子之手本身就是对名号的亵渎。礼制的核心在于正名，礼制的发展却在于与时俱进，“礼，时为大”（《礼记·礼器》）。天命杳不可知，只要把名号运用得当，定会收到良好的效用。明玉珍国蹙兵寡，却敢于称帝，不能不说是儒者刘桢运筹帷幄的成效。称帝前一年，刘桢就秘密进言明玉珍。虽然是秘密进言，后来的史官还是清楚地记录了有类“隆中对”的“重庆对”：

西蜀形胜地，大王抚而有之，休养伤残，用贤治兵，可以立不世业。不于此时称大号以系人心，一旦将士思乡土，瓦解星散，大王孰与建国乎？[23]

连明玉珍这种胜兵不满万人的三流势力都称王称帝，野心勃勃的朱元璋如何能按捺住这种名扬天下的冲动？他太想称王了。

徽州休宁某座不知名的山前，一位名叫朱升的老者正在指挥众人修建几十间草房子。乡人们表示不解，逃难至此，本应一切从简，老先生何必兴师动众搭建如此多的草房子呢？这位老者解释说：用不了多久，就会有一批军队经过此地，草房子是为他们准备的。[24]乡人们将信将疑，开始散去。

龙凤四年（1358）秋天，吴国公将手下第一悍将徐达召回应天府，守卫根本之地，自己和常遇春统帅十万大军赶往婺州。婺州战事吃紧，元帅胡大海久攻不下。如果再拿不下来，元朝的这方重镇很可能就要陷入张士诚或者陈友谅的手中。吴国公决定亲自出马，发动婺州战役的最后一击。

军队从应天府开拔，路过广德，之后进入徽州地界。徽州文化先进，人才辈出，朱元璋之前就听闻枫林先生的大名。此次到了徽州，麾下大将邓愈再次提醒吴国公务必造访朱升。[25]

吴国公带着随从来到了山中，迤逦而行，终于找到了朱升的府上。随从的近卫军当夜就入住草房子中。乡人们一边惊讶于朱先生的神机妙算，一边也感受到来访的这位将军非比寻常，至少军纪十分严明。没人在意朱将军和朱先生在草庐里谈了些什么，乡人们最关心的是何时才能过上太平日子。

在见到朱升之前，朱元璋陆续登庸了不少儒生为自己效力。这些儒生说起话来滔滔不绝，对答内容也千篇一律，不嗜杀、法尧舜、重农桑、兴教育等等。老生常谈的对答让这位吴国公甚至有些厌烦。为了将来打理天下的需要，他又不得不频频摆出礼贤下士的姿态，去接见这些儒生。打仗要靠武士，治理州县还是离不开这些文人。

草庐中与他对面而坐的这位老儒看起来和其他人不太一样。朱升早年博览群书，尤其精通术数之学。年老的神态无法遮掩智者的光芒，别人完全猜不透他的心思。他不怎么爱说话，却又擅长读懂别人的心思。越是遇到神秘之人，朱元璋越是感到兴奋，也越急于得到指点。朱老先生终于挤出九个字来：

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26]

朱元璋心中为之一颤，当即拜请朱先生出山，参与军机。年底，吴国公攻破元朝的重镇婺州，改名为金华府。[27]此时，朱升急流勇退，辞归家乡徽州。次年，按照他的心愿，朱元璋专门为他建了藏书楼，并亲笔撰写“梅花初月楼”。[28]既是对朱先生的尊崇，也是对君臣初遇的感念。

朱元璋之所以喜欢这位老先生，除了欣赏他的才能之外，也有其他的原因。朱先生也是安徽人，关键也姓朱。同乡情结尤其是同宗情结让朱元璋觉得眼前的这位老先生倍加亲切，如同是祖宗显灵的恩赐。按照礼制，中高级官员封官之后都有诰命一通，以示荣宠。朱元璋称王之后，亲自撰写侍讲学士朱升的诰命，其中特别提到：“眷我同宗之老，实为耆哲之英。”[29]此后，他还时不时地请朱学士帮自己解梦。洪武二年（1369）十二月，同宗的朱老先生因病去世，享年七十二岁，朱元璋还十分心痛。

一道问题横亘在我们面前：为什么朱老先生当年的那九个字像真言一样征服了吴国公？

“高筑墙，广积粮”是妇孺皆知的常识，领兵打仗，谁不知道要修筑好城墙，多囤积粮草？真正打动吴国公的是“缓称王”三个字。六百多年后的今天，我们无法知晓那年秋冬之际，朱升本人是如何解释“缓称王”这一策略的。根据此后吴国公的军事扩张行动来看，他确实严格遵循了这一策略。无论赢得了哪场胜利，攻占了哪座城池，他都选择了隐忍，迟迟没有迈出称王的一步。这一隐忍就长达七年之久。

称王甚至都不需要以重大胜利为基础。占领了高邮城，张士诚就急于称王，结果引来了元军主力的合围。如果不是元廷丞相脱脱被解职，张士诚很可能会把诚王的名号带进坟墓之中。更早之前，一座小小的濠州城就出现永义王赵均用、鲁淮王彭早住等头目。这些跳梁之辈急于求成，结果可想可知。

尽管如此，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人汲汲于称王？就连儒者刘桢也明确强调“称大号以系人心”。称王称帝本身就是礼制上的最大僭越，这些人为何还要前赴后继地冒天下之大不韪呢？究其实质，称王称帝背后隐藏的是人性固有的虚荣，这种急为人知的虚荣在越是出身卑微或者性情急躁的人身上表现得越为明显。

一千五百年前，一支楚军正在秦国首都咸阳城大开杀戒。天下最宏伟的宫殿群淹没在熊熊大火之中，据说大火三个月都未曾熄灭。满城哭嚎，男人、女人，甚至是老人、孩子，没人能够幸免。神像被推倒，财宝被抢掠。不可胜计的美人一边绝望地呼喊，一边像物品一样被塞进通往东方的车上。这时，有人建议项王：“关中之地素来富饶，又有山河之固，为什么不以此为根据地建立霸业呢？”项羽回答说：“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30]建言者大失所望，气愤地说了一句：“楚国人生性急躁，就像猕猴即便戴上了人的帽子也会很快摘下来。现在看来，果然如此！”项羽下令，将此人扔到锅中活活煮死，再一次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沐猴而冠一般的急躁。

一千五百年后，赵均用、彭早住、张士诚等人正是这般思维：富贵不称王，谁知之者！称王之后，可以修王府、建宗庙、纳嫔妃、封世子、设丞相、立百官……似乎称王就等于拥有了一切。称王带来了各种福利，但这种对礼制的挑衅本身也是一种极大的冒险。称王意味着没有退路，意味着在互相猎杀的黑暗森林中率先暴露自己的位置。

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1874—1963）有一首诗，名为《未选择的路》。诗中提到：“我将轻轻叹息，叙述这一切。多年以后：林子里有两条路，我——选择了人迹罕至的那一条路，它改变了我的一生。”在诸王林立的群雄之中，吴国公选择了一条人迹罕至的路：缓称王。从拒绝接受龙凤政权左副元帅官职一事中，朱元璋就表明自己并非守规矩的那一类人。从缓称王一事上，他的这种选择却让他比其他任何割据势力更具礼制上的正义性，后来也改变了他的一生。

攻克金华之后，吴国公召集附近十几名儒生，每天请两位轮流为自己授课，敷陈治道。同时，又请宋濂等人在金华建立学校，让饱经战乱的人们听到了久违的弦诵之声，大家无不欢欣鼓舞。[31]新归附的金华百姓也在争相传播朱将军的佳话：朱将军在刚踏入金华城的当天，因为军中的一个士兵拿了百姓的钱财，毫不迟疑地将其斩首示众；就在他进城的前一天，金华城的西方出现了罕见的五色云，那正是朱将军驻兵的地方。[32]

人们尚未确信是否在这位吴国公身上看到了王者的风范，但是至少明白了一点，他不是咸阳的猴子。

[1] 宋濂：《元史》卷六十二《地理志五》，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501页。

[2] 《周礼·春官宗伯》中专门设有眡祲一职。郑玄注：“祲，阴阳气相侵，渐成祥者。”（《周礼注疏》卷十八，郑玄注，贾公彦疏，彭林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638页。）

[3] 《皇明通纪法传全录》卷一，《续修四库全书》第357册，第27页。

[4] 《史记》卷八《高祖纪》，第348页。

[5] 《皇明通纪法传全录》卷一，《续修四库全书》第357册，第28页。

[6] 参《国榷》卷一，第273—274页。

[7] 《明太祖实录》卷一，甲午年正月甲子，第14页。

[8] 《元史》载：“平江路，唐初为苏州，又改吴郡，又仍为苏州。宋为平江府。元至元十三年升平江路。户四十六万六千一百五十八，口二百四十三万三千七百。领司一、县二、州四。”（《元史》卷六十二《地理志五》，第1493页。）

[9] 《明太祖实录》卷四，丙申年七月己卯，第45—46页。

[10] 《明太祖实录》卷四，丙申年七月己卯，第46页。

[11] 佚名：《秘阁元龟政要》卷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3册，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第213页。

[12] 佚名：《秘阁元龟政要》卷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3册，第223页。

[13] 《明太祖实录》卷四，丙申年九月戊寅，第48页。

[14] 《明史》卷一百二十三《陈友谅传》，第3687页。

[15] 吴继安：《历代帝王历祚考》卷八，《续修四库全书》第826册，第365页。

[16] 夏燮：《明通鉴前编》卷二，沈仲九标点，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59页。

[17] 《明太祖实录》卷八，庚子年五月戊午，第99页。

[18] 《明史》卷一百二十三《张士诚传》，第3692页。

[19] 《明太祖实录》卷十三，癸卯年九月，第172页。

[20] 《明史》卷一百二十三《明玉珍传》，第3702页。

[21] 《明太祖实录》卷十九，壬寅年三月己酉，第267—268页。

[22] 史载：“（刘）泽民曰：‘此可就见，不可屈致也。’明日，遂往见之，相与讲论。（明）玉珍喜曰：‘吾得一孔明也！’邀至舟，与议国事，即舟中拜为理问官。”（陆楫：《古今说海》卷四《平夏录》，清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第885册，第253页上。）

[23] 《明史》卷一百二十三《明玉珍传》，第3702页。

[24] 黄瑜：《双槐岁钞》卷一，魏连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9页。

[25] 《明通鉴前编》卷一，第41页。

[26] 高岱：《鸿猷录》卷二，《续修四库全书》第389册，第227页。

[27] 《明通鉴前编》卷一，第42页。

[28] 朱同：《朱学士传》，参程敏政：《新安文献志》卷七十六《行实》，清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第1376册，第268页。

[29] 过庭训：《本朝分省人物考》卷三十六，《续修四库全书》第533册，第706页。

[30] 《史记》卷七《项羽本纪》，第315页。

[31] 《明通鉴前编》卷一，第42页。

[32] 《国榷》卷一，第2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