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钱币的起源

钱币的发明使用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是随着生产的发展，当产品有了剩余并产生了交换的需求之后才出现的。钱币出现之后，财富的转移除掠夺之外，又有了一个新的途径，那就是通过钱币实现和平让渡。因此，钱币不但减少了因掠夺而导致的暴力冲突，甚至还成为统治者奖惩部众、分配社会财富、动员社会力量，从而维护统治的重要手段。因此，可以说钱币是人类的一项重大发明，为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到了今天，钱币更是我们小到日常生活、大到国际政治，须臾不可或缺的东西。

钱币的发明使用是一个渐进且缓慢的自然选择过程。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选择使用的钱币也不一样。在古代既有选用牲畜、农作物等生活必需品，也有选用生产工具作为钱币使用的，甚至是祭祀用的玉璧等礼器，以及用于装饰的绿松石、海贝等物品，也都曾经被选作交换的媒介，可谓千差万别、五花八门。那我国古代先民最初使用的钱币是什么，又是如何产生的呢？

下面我就结合文献记载以及考古发掘的实物资料，给大家说说我国古代最初的交易是怎样进行的，以及最早的钱币是如何产生的。

（一）

我国古代先民最早的交易也是用实物交换实物的物物交易。在我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里，有一篇叫《卫风·氓》的诗歌，就记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叫“抱布贸丝”的故事。说的是有个叫氓的男孩，为了能跟一个女孩约会，抱着自家织好的麻布，以换丝为名，借机追求织丝的女子，交流感情。即“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这个故事形象地反映了西周初年以物易物的贸易场景。

以物易物这种最初的原始交换方式有很大的局限性。这是因为，只有在你提供的交易产品正好是对方需要的，同时对方也有你所需要的东西时，交易才能达成。因此，这种交易在时间、对象、机会以及数量比例上，都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和随意性，并不经常发生，同时也不方便进行。于是，后来就逐渐自发地从许多商品中分离出一种被大家普遍用作交换媒介的商品，其他商品的交换都通过这个媒介物来进行。这个媒介物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一般等价物，这就是货币最初的形式。因此，教科书中给钱币下的定义就是：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

一般等价物固定在哪种商品上，最初是很偶然的。但是，有两个因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一个是固定在最重要的、外来的交换物品上，另一个是固定在家畜那样的日用品上。

在我国古代，在最初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中，外来的交换品选用的是海贝；在内部可以让渡的财产中，主要使用的不是家畜而是用青铜制作的铲形农具，这主要是因为我国古代的生产方式建立在农耕文明的基础之上。因此，铲形的青铜农具作为大家最愿意接受的商品，而成为一般等价物，这比较容易理解，但是，为什么另外还会选择海贝作为一般等价物呢？

其实选择海贝做一般等价物，除了因为它是舶来品，数量少，物以稀为贵，因此被视作珍惜的物品，应该还有两方面的重要原因：一是它美观好看，既有漂亮的色彩，又有优美的线条，光莹亮洁，且大小适中，适合作为装饰品；二是它一面带有齿纹，很像女性的生殖器，从而成了生殖崇拜的象征物。在重视人自身的生产甚至超过物质生产的上古社会，海贝自然被赋予了诸多神奇的功能。譬如，拥有海贝就能多生子女，生育时还能保佑母子平安，使部落人丁繁盛。因此，海贝就成为各个部落甚至每个家庭都想拥有的东西，于是就逐渐演变成为商品交换中最受欢迎的一般等价物，即最初的货币。

在《诗经》里一篇叫《小雅·菁菁者莪》的诗歌中，就记载了一个有关海贝的故事。讲的是一个女孩见到了一位风度翩翩的帅哥，对方一出手，就送给她一百串贝壳制作的项链。“既见君子，锡（赐）我百朋。”然后这个女孩就跟着男孩去河中荡起双桨，“泛泛杨舟，载沉载浮”了。要知道，海贝的产地距离农耕的中原相去何止千里，因此每一串贝壳项链都是难得的宝贝。怪不得女孩如此高兴，愉快地应约与男孩一起去河中划船游玩。

《诗经》中所记载的这两个故事说明，相比于麻布，女孩更喜欢海贝。实际上，岂止是女孩，当时每个人都更喜欢海贝。这是因为，麻布仅仅是实物货币，而海贝却已经是名副其实的货币了。它就是我国古代先民最早使用的钱币。

（二）

说海贝是我国古代最早的货币，这有什么依据呢？

在古代文献中，就有这方面的记载。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有关文献中的记载，二是考古发掘出土的甲骨卜辞以及青铜器的铭文。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在商周时期与财富和商品的转移、让渡关系最密切的，实际上还是海贝。

我们先来看有关文献中的记载。如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中说：“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意思是说农业、手工业分工之后，商业就兴起了，随之就出现了龟、贝、黄金以及刀、布等货币。这说明我国最初充当货币的一般等价物的来源非常广泛，种类众多，主要有龟、贝、黄金以及刀、布等手工工具。但是，其中以“贝”最为重要。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贝”字条下所作的注释说：“古者货贝而宝龟，周而有泉，至秦废贝行钱。”意思是说古代用海贝做货币，而将龟视为宝物，到了周朝开始出现了钱，秦朝时废弃了贝币而专门使用半两钱。许慎在这里明确记载最初就是以海贝为货币，并概括了贝币从产生到废止的整个历史过程。

除了史书中的文字记载，在甲骨卜辞以及商代青铜器的铭文中，也有很多关于使用海贝的记载。有学者统计，仅甲骨卜辞中就有19条，见于商代和西周青铜器铭文的则多达98条。特别是在三件著名的商代青铜器铭文，即成王时期的《遽伯擐簋铭》、康王时期的《亢鼎铭》以及恭王时期的《卫盉铭》中，都分别明确地记载了用海贝购买青铜、珠玉和土地的事例。在上述这三件青铜器铭文中，海贝在一定范围内实现了财富的转移、让渡乃至商品的交换，这说明海贝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计量商品价值、实现商品价值转移的作用，即履行了货币的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职能。意思就是说海贝在这里实际上是发挥了货币的职能。

海贝作为最早的货币，不但在文献中有记载，也有考古发现的实物可以做证。譬如，产于沿海的贝壳，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开始零星地出现在了河南仰韶、山西芮城、陕西临潼姜寨、青海乐都柳湾、云南元谋大敦子等远离大海的地区，到了商周时期开始出现高度集中与逐步普及并存的现象。一方面是同一墓藏出土的海贝总量开始大幅度增加。如商代超过千枚的有殷墟五号墓即妇好墓（6800余枚）、山东益都苏埠屯一号墓（3790枚），属于春秋晚期的有河南淅川下寺楚令尹子庚墓（4432枚）。另一方面是更多的墓葬中，虽然出土的海贝数量不多，但是在同一地区、同一时期的墓葬中，出土海贝的频率却大幅度地提高了。如商代殷墟的中小墓葬中，有近三分之一的墓随葬贝币，如果死者按五人一家计算，几乎是每家都与贝币有关系。在西周的墓葬中，1955—1957年在陕西长安张家坡、客省庄一带发掘的182座墓葬中，有53座随葬贝币，多的有33枚，少的也有2枚，海贝总的出土数量超过千枚。

不仅在中原、宗周一带，就是在边远地区，以贝币随葬的情况也相当普遍；不仅是贵族墓，就是在贫民墓中也有发现，只是多寡不同而已。这说明随葬海贝已经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这种现象自然可以证明，当时贝币的使用已经深入普通民众的生活，贝币不仅成了财富的象征，而且还拥有了货币的职能。

实际上，有关海贝作为我国古代先民最早使用的货币的例子，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不知大家注意到没有，我们日常使用的汉字里就保留很多这方面的信息。譬如，在商代基本定形的汉字中，凡是与钱财、价值有关的字，都带有一个“贝”的偏旁，如财、资、货、买（買）、贮、宝（寶）等，甚至在汉字的构成中，“分”和“贝”组合就是贫穷的“贫”字，贾少就成了“贱”字[1]。这说明早在汉字形成的时候，在我国先民的观念中，海贝就已经是体现价值的东西了。

除此之外，历史上还有海贝用作货币的现实例证。譬如，我国云南地区长期用海贝作为货币，在元朝的时候就是使用海贝缴纳赋税，直至明末清初农民起义军张献忠的部属孙可望退守云南时推行“废贝行钱”的政策，才改用铜钱，结束了云南长达三千多年使用海贝做货币的历史。

（三）

有人可能要问：海贝作为一种外来物品，除了具有审美价值和象征意义，几乎没有更多的使用价值，为什么就具有了体现本地物品价值的能力，而被选择做了货币呢？

这可不是哪个人能随便决定的，而是历史发展的一种自然选择，其中自有它的合理性。这主要是因为海贝大小均匀，可以按枚计数；既坚固耐久，又便于保存，还方便携带、运输，天然就具备作为货币的条件。因此，不仅是在我国，世界上很多地区的民族都曾经选择海贝作为货币使用。

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最迟从商代开始，生活在黄河流域的我国古代先民，就已经开始使用天然海贝作为财富的象征以及交换的媒介。因此可以说，我国最早使用的货币就是海贝。

根据考古发现记载，出土发现贝币的区域，大致以今河南省中部为中心，东至沿海，西达关中，甚至远达青海、新疆一带，南抵长江，北至长城沿线，其中以河南、皖北、晋南及渭水下游为最多。

大家知道，商代所创造的文明以河南安阳、洛阳为中心，远离大海，属于内陆的农耕文明。那么，这些被用作货币的海贝来自哪里？又是如何被输入中原内陆地区的呢？

据专家考证，这些作为货币使用的海贝，主要来自中国的南海以及印度洋的马尔代夫一带。大致有两种类型：一种背呈紫色，就是文献中记载的“紫贝”；另一种背部有一个黄圈，称“环贝”。这两种海贝的学名被统称为“货贝”，古书中所谓的大贝、紫贝、玄贝、文贝等，指的就是这种“货贝”。

产自南海的海贝，主要通过古代被称作“交州”的越南北部以及今广州输入中原地区；产自印度洋上的海贝则是通过缅甸运达云南，然后再向北输入中原地区。云南正因为是海贝输入中原地区的必经之地，才长期使用海贝作为货币，直至明末清初才改用铜钱。

实际上，海贝在用作货币之前，曾长期被作为装饰品使用，这主要是在商朝之前。作为货币使用，主要是从商代到西周之间，进入春秋战国以后，贝币逐渐被金属铸币取代，秦朝统一之后便被正式废除了。

有的学者以西周金文中的记载为依据，对贝币的购买力做了初步推测，得出的结论是：周代海贝的购买力是由高到低、逐步下降的。另外，从先秦时期有关贝的记载以及出土情况来看，西周至春秋时期，仿制的贝币日益增加。此后，到战国中期，随葬的海贝很少见到，其他仿制的贝币也不多见。这说明在中原地区的财富转移和商品交换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计量、转移、支付财富价值的过程中，作为货币使用的贝币，最晚在战国中期就已经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

海贝作为货币，它的单位又是什么呢？

海贝在与其他物品进行交换时，天然的优势之一就是便于以枚计数。但是，在殷墟甲骨卜辞和商周彝器铭文以及上古文献材料中，在记述贝的数量时，通常都在数词的后面加一个“朋”字。譬如我们前面介绍的《诗经》里那首《小雅·菁菁者莪》诗歌里就是“既见君子，锡（赐）我百朋”。因此，很多学者将“朋”视作贝币的量词，并进行了广泛的考证，得出了一朋为2枚贝、5枚贝、10枚贝、20枚贝，甚至是“朋无定数”等多种不同的观点。

那么“朋”作为贝币的单位，一“朋”到底是指多少枚海贝呢？

古人对此有两种说法：一种指2枚贝，见许慎《说文解字》中的“贝”字条；另一种指5枚贝，见郑玄给《诗经》作的注释。但是，根据金文中“朋”字的几种写法，可以发现一朋包含有两串贝，每串又不止一枚。由此可知，一朋贝的数量应该是双数，且在两枚以上。这说明汉代无论是许慎还是郑玄的说法都不准确。近代的国学大师王国维据此考证一朋为10枚贝，这一观点后来被考古发现证明。郭沫若为此还专门赋诗写道：“宝贝三堆难计数，十贝为朋不模糊。”[2]

“朋”字现在常用来指朋友，这应该是它原意的引申或借用，而“朋”字的本意却早已被世人淡忘了。今天已经很少有人知道，“朋”字竟然是我国古代最早的货币单位。这位“朋友”肯定人人都愿意结交。

（四）

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人口的增加，商品交易的规模日益扩大。当商品交换中天然海贝不能满足社会上的需求时，以兽骨、软石、蚌壳、陶土、玉髓等材料仿制的贝币便出现了。这些人工仿制的不同材质的贝，都是依照原贝的形状与大小制作而成，它们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的人造货币的雏形。

随着青铜铸造业的发展，用金属材料铸造的货币便应运而生，这就出现了铜贝。例如：1953年河南安阳一座商代墓葬中出土了3枚铜铸贝。虽然仅有3枚，但是意义非凡，因为这是首次在商代墓葬中经过科学考古发掘出土的铜贝。1963年，在山西侯马一座春秋时期的墓中，出土海贝8枚，另有骨贝100枚、铜贝1600枚以及包金铜贝32枚。1971年，在山西省保德县商代晚期墓葬中，与车马器同时出土的还有铜贝109枚。

近年在山东淄博原齐国故地新发现一批铜贝，体形扁平，呈水滴状，底部与尖部各有一小孔，式样已经脱离了天然海贝的形状，比保德铜贝略微大一点。

商代的铜贝以“寽”（锊）为单位，这完全符合早期货币以重量单位为价值名称的规律。西周青铜器的铭文中就有易（赐）贝若干“寽”的记述，有的还讲到用100“寽”铜贝购买5名奴隶。因为天然海贝以“朋”为单位，而“寽”是金属的重量单位，这里赐贝以“寽”为单位，说明所使用的正是铜贝。用铜贝购买奴隶，又证明了铜贝已经被当作价值尺度，发挥了货币的职能。

铜贝出土于距今三千多年前的商代墓葬具有重大的意义，这说明早在公元前11世纪前后的商代后期和西周早期，我国就已经出现了早期的金属铸币。保德铜贝就是目前已知世界上最早的金属铸币。

这一时期世界上别的国家使用货币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根据《荷马史诗》中《伊利亚特》的记述，公元前9世纪希腊仍然以牛为价值尺度，也就是说交换时以牛为一般等价物，考古发掘中也没有发现当时有金属货币。

根据希罗多德的《历史》记载，西方最早的金属铸币出现在公元前640年，是位于今天土耳其境内的小亚细亚半岛上的古国吕底亚铸造的琥珀金银币，时间上相当于我国春秋中期。因此，我国虽然不是最早使用金银币的国家，但却是世界上最早使用金属铸币的国家。

这就引申出一个饶有趣味且长期困扰货币史学术界的疑问。

经典政治经济学认为：“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可是，为何中国最早出现的金属铸币是铜币而不是金银币？此后的两千多年间，中国为何又长期停留在使用铜铸币？为何白银的货币化过程始终缓慢而艰难，直至明朝中后期才完成？即便白银成了法定的货币金属，也以银块的形式称量使用，而不铸造银币，这又是为什么呢？

上述疑问是研究中国古代货币时都会碰到的，自明末的顾炎武以及清代的赵翼以来，很多人都做过分析，但是至今还没有见到有说服力的解释。

接下来我们将带着这些疑问，以货币为视角，回顾、梳理我国三千多年的货币史，考察钱币在王朝治理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看看有哪些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希望能给你带来新的收获与启示。

[1] 《说文解字》：“贱，贾少也。”“贾”古同“价（價）”。——编者注

[2] 郭沫若：《安阳圆坑墓中鼎铭考释》附录。——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