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朱镕基：起来，不愿上海沉沦的人们！

中共执政的历史上，或许还没有一位省市区部级干部是以这种方式去履职的：从京城出发，上午抵达到任的目的地，下午一个人独自赶到财政局，跟局长面对面地坐着“翻”财政账，且越翻脸色越铁青……

生气是肯定的，因为即将接任一个1200多万人口的中国第一大城市市长的“手头”的财政收入，不是在往上升，而是每年在往下降：1985年为181亿元，1986年少了5亿元，1987年又比1986年少了11亿元……

“今年看样子还会降。”财政局长说。

“你估计降到多少？”到任的这个人问。

“……差不多150亿元左右。”

新到任的这个人的脸色一下凝重起来，坐在凳上好几分钟没起来。这一天的日历是：1988年2月6日。

我们知道这个人是到了上海，而且在上海工作的时间也不长，但给上海留下的形迹异常深刻，尤其是在浦东许多地方，今天的人们议论起某一条道、某一栋楼、某一个项目时，人们都会提起他。这便是朱镕基。

我看到2001年7月23日《华声报》有篇报导中写到朱镕基在修建一条叫“浦东南路”时的“个性”风格——

1988年初，位于浦东的浦东南路已经开修一年，但“破膛开肚”了一半的马路一直没有封起来，公交车只好走另一半。这种状况竟维持了一年无人过问。老百姓称“晴天是洋灰路，雨天是水泥路”。朱镕基当时刚到上海，不知细情。一日到浦东视察，始知这条路的糟糕状况，回去马上通知办公厅上午10点开会。

朱镕基上任不久，很多人尚不了解他，好几个局长按以前的惯例姗姗来迟。

10点过后，进来一个局长，刚要坐下，朱镕基立刻说，“你过来，不要坐。到台上来给我们大家说说为什么迟到。”局长解释刚才才忙完一个会议赶过来的。朱镕基便说：“你忙，有我忙吗？你一个人迟到两分钟，我们这么多人加起来，有多少分钟？”后来者一见形势不妙都不敢迈步进去。

这件事后来演绎成这样一个小段子：市长办公室秘书通知一位上海市府领导10点半开会，该领导悠悠地说：“那我10点一刻走吧。”稍顷，又追问了一句：“今天是谁主持会议？”答曰：“朱镕基。”对方立刻改口：“那我10点就走！”

过去，许多会议通常在“汇报工作”上花很多工夫，会开完了行动起来却未必迅速。而在这次关于“浦东南路”的会上，朱镕基上来就问电力局局长：“你们什么时候能把电线杆子埋下去？”（因为只有把电线杆子埋下去，才能修路）电力局长回答：“关键问题是做电线杆子的木头还在江西，电线杆上的瓷瓶只有景德镇有。景德镇现在对我们进行控制，买不到。”

朱镕基当下和负责生产的黄菊商量，随即拍板决定用10辆桑塔纳去换木头和瓷瓶。而桑塔纳在当时还是紧俏商品。接着朱镕基又问：“如果我把木头、瓷瓶给你解决了，你什么时候能埋下去？”电力局长拍拍胸脯：“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了，一定按时完成任务。”

“我要具体时间，你不要给我开空头支票。”

“年底。”

“不行，提前一个月。”稍后，继续：“局长同志，我看你还是拿点魄力出来吧，干脆向国庆献礼。”

电力局长同意了，于是朱镕基拍板：“一言为定，我到时来验收，干好了给你庆功！”

任务一个个落实下去了，最后到了市政局，朱镕基对他们火气特别大：“你们市政局就会挖马路，把浦东像开拉链一样开膛破肚，你们把我的浦东拉开了，听说你们还想挖我的淮海路。”他不容分说要在国庆节通车，市政局表示“试通车”。

“什么试通车？我不要这种虚的东西，我要实实在在的。你们这里的活没有干完，又去挖别处的。你们这里拿庆功奖，那里拿开工奖。如果你能在国庆前通车，工资晋升两级。如果你感到干不了，现在就可以引咎辞职。”

一个会议让各局长们不再敢掉以轻心，纷纷派出各部门的精兵强将，挑灯夜战。朱镕基从北京开完会回上海，出了虹桥机场，就直奔浦东南路。

浦东南路终于在1989年9月27日完工。

在浦东，像“浦东南路”这样的大道和比这样的大道还要宽得多的路有多少条？

浦东人告诉我：至少有几十条吧。

一条路让市长、后来市长书记一肩挑的朱镕基费这么大的劲，那浦东的楼有多少座？不算那些十层以下的小楼——至少有上千栋吧！浦东人又告诉我。

除了大路和大楼，浦东还有一百多万人、几千个引进的项目和几百家“世界500强”企业，市长（后任书记）朱镕基得花多少口舌？他的脸不板着、不时常铁青、不怒发冲冠才怪！当然，不少时候他也笑容满面。

表情多的人，感情丰富，豁达露相。有表情的领导者通常不拐弯抹角，魄力与魅力并存。

朱镕基属于这种充满表情和个性的人，他的这种表情和个性成就了他的人生辉煌，也同时照亮了一个城市和一个国家的光芒。全国人民是在他当总理后了解他的，而上海人则在他当市长的时候就刮目相看、知之又知之了。

上海人都知道，中央对朱镕基的任命是1987年底，他正式到上海报到的时间是次年2月。开始中央对他的任命是“市委副书记”。明白人都知道：他来上海的真正职务是市长，因为市长需要人大会议通过，所以通常有几个月的“代”职，而朱镕基刚到上海时并没有“代”。恰巧这个当口全国“两会”召开，朱镕基随上海团赴京开会。就在这次人大会议上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有一位记者问朱镕基：“听说你将出任上海市副市长，这消息可靠吗？”朱镕基毫不迟疑地道：“我需要纠正你的是，国务院派我到上海去工作，是去当市长，而不是副市长。”此话一出，引来中外媒体一阵热议，因为中国官员还没有一位能像朱镕基率直、自信地表达内心的真实。

一个月后，朱镕基如愿当选上海市市长，而在他当选之前有个程序是“候选人演讲”。这是朱镕基第一次在全上海市人民面前正式亮相，他的“竞选演说”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先是他主动要“时间”，说自己要说的话比较多，希望会议工作人员不给他“限时”。其二是“因为如果我不讲的话，也许过不了关”, “还不如我主动‘交待’为好”。

在一阵阵雷鸣般的掌声中，他开始“交待”：

1928年10月在长沙出生的他，竟然是在上海考取了清华大学。1948年参加地下工作，后入了党。大学毕业后，先在东北人民政府的工业计划处工作，后到中央人民政府的国家计委工作，任领导秘书。1957年“反右”的“大鸣大放”中，有人对他说，你是领导秘书，你不跟组织提点意见还有谁能提意见？“我就在局里讲了3分钟，但出言不慎。在10月份以前大家都觉得我的意见提得不错，到10月份以后就说你这个意见要重新考虑，到1958年1月就把我划为右派”，并且撤销副处长职务、行政降两级、开除党籍。“文革”中下放到农场5年，这期间“我什么都干过，种过小麦、水稻、棉花，放过牛、放过羊、养过猪，当过炊事员”。“文革”结束后才被平反。

如此磨难，并没有影响革命意志和为党、为国家干事的信仰。“我是一个孤儿，我的父母很早就死了，我没有见过父亲，我更没有见过兄弟姐妹。我1947年找到了党，觉得党就是我的母亲，我是全心全意地把党当作我的母亲的。所以我讲什么话都没有顾虑，只要是认为有利党的事情我就要讲，即使错误地处理了我，我也不计较。”

“我觉得作为上海市长我不是最佳人选，我有很多缺点。第一，只有领导机关的工作经验，没有基层工作的经验；第二，只有中央工作的经验，没有地方工作的经验；第三，性情很急躁，缺乏领导者的涵养。”

“如果我当选为市长的话，我决心让下一届市政府成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廉洁的、高效的政府。”要从小事做起，比如要坚决刹住吃喝风、受礼风。“从我做起，从市政府做起，我们市政府的人员下基层、到工厂，无论如何要做到‘一菜一汤’。当然一个菜也可以多放几样，但搞得太厉害了也不行，反正不要上什么海味、大虾，上点鸡蛋、肉、小菜就可以了。”开会发包也不是个小事，我在北京开会发了个包，回到市里开人大会又发一个包，市政协开会还发个包，实际上这包都没什么用处，浪费，“今后我们市政府任何会议严禁发包！”我过去讲过一句话，上海这样1200多万人口的大城市，靠一个市长、几个副市长是干不好的，所以希望全市12个区的区长们，都应当成为你那个地方的“市长”，也要担当起责任来。这样上海才有希望。

上海的希望在哪里？

“浦东是上海未来的希望，那边要建设一个‘新上海’，以减轻‘老上海’的压力，”“这个建设是一个宏伟的计划，”我们要“扎扎实实地去工作、先苦后甜”！

朱镕基那天的“就职竞选”演说，征服了上海人，他的个人风格和智慧，尤其是他最后讲到“上海的希望”时，以有力而高昂的声调讲到“上海未来的希望”在浦东时，在场的许多人都流了热泪……

这是一场少有的精彩演讲，它更如一场激动人心、催人奋进的战鼓。在上海人的话语里，“镕基”与“雄鸡”是谐音，于是“镕基”来了，让沉沦在低谷之中的上海人民，振奋地欢呼“雄鸡一唱天下白”！自然，也有人在嘀咕：雄鸡下不了蛋。不管怎样，上海市民们对新市长的风采和风格异常喜欢，仿佛在沉闷的季节里，吹来一阵清爽怡人的凉风。

有位中学生在电视上听了朱镕基的“就职演说”后写信给“市长大人”，说：“你在电视上讲话的幽默把我深深吸引了。如果我是市人民代表，光凭这一点，我也会投您一票。上海人民选您当市长，不只是欣赏你的豪言壮语，更重要的是，人民从您的讲话中听出了您的信念——您具有管好上海的气魄。建议您定期在屏幕上与上海市民见面，为了照顾我们中学生，我建议这种见面安排在每星期六晚上。最后还有一点我个人的看法：您每说一句话，后面总是带着三个嗯、嗯、嗯，也许是您的口头禅，改也难了。不过我认为最好是克服一下。”

直率的朱镕基看了这位中学生的信，脸上露出了开心的笑容。这是他到上海几个月来少有的一次笑，因为上海的现实着实让第九任上海市长的他无法笑得出来。

中央派朱镕基到上海任职之前，黄浦江边连续发生了几件令中央和全国人民震惊的事：摆渡踩踏造成重大伤亡事故、肝炎大流行……更不用说破旧的上海市区内百姓的生活仍然拥挤、潦倒、脏乱，毫无生机，甚至穷困。说“穷困”，上海人肯定很不服气，其实当时的上海人就很穷困，比起周边的苏州、常州、无锡和浙江温州、绍兴等“小兄弟”，上海人的日子简直就是可怜。

这是事实。比如我的故乡苏州地区，从70年代末开始，到80年代末，乡镇企业、队办企业，遍地开花，“万元户”“亿元村”比比皆是。后来是“电话村”“电视村”“别墅村”……像吴仁宝的华西村、“波司登”的高德康等一批农民企业家，用现在的话说，“早已把上海人甩开了几条街。”昆山人告诉我，上海人喜欢吃阳澄湖大闸蟹，那时候还比较便宜。昆山人就对上海的工厂师傅讲：你每星期天到我厂来干一天活，我保证每月发你一份像样的工资外，另加20只大闸蟹。到乡下做“星期天工程师”的上海师傅们高兴得不得了，因为他一个月出去干四天，外加拎回20只大闸蟹，等于在上海自己的厂里三倍工资。那个时候的上海，这样的师傅算是富人了。

这只是表面。上海人真正感到危机的是，在并不长的时间之后，一向紧俏的“上海牌”手表、“永久牌”自行车和“蝴蝶牌”缝纫机，还有“光明牌”冰棍、甚至“大白兔”奶糖等，都渐渐成了滞销品……这是怎么啦？这个时候的上海人才真的紧张起来。

更要命的事还是后面：原本“洋气”的上海服装，让四面八方的时尚女人和俊小子们垂涎三尺、千里迢迢也要到“南京路”遛一趟，然而现在，“南京路”也不再热闹、“夜上海”的灯火下人头稀少，取而代之的是香港、深圳、广州的“洋装”，还有常熟、常州的批发市场来的那些便宜又不难看的各式各样的衣衫、“喇叭裤”和义乌来的日用品……

上海？上海的东西老朽又难看、价格又死贵，不买！

不买上海货、上海货没人要——这是开埠以来上海人从未遇到过的尴尬。朱镕基就是在这个时候出任上海市长的。不久，在上海市民中流传着一篇文章，题目叫：“大上海，你还背得起中国吗？”相信市长朱镕基肯定看过，或者看过后的他一定比普通市民感慨更多，因为该文说出了他想说又不能说的话，而另一方面此文又让身为上海市长的他，如坐针毡——

在中国有这么一个地方：如果把全国的土地分成1万块，它只占了其中的6块，然而它的工业产值却占了全国的1/13，财政收入占了全国的1/10。奔驰在全国城乡的自行车每5辆就有1辆是这里生产的，每5只国产手表有1只产自这里。

区区弹丸之地，竟创造和积聚着如此巨大的财富。这地方就是上海。

从广州到上海，其意义当然不仅是地理上跨了8个纬度，空间上位移了1200多公里，更重要的，是从珠江水系来到了长江水系。当我们还沾着南国泥花的鞋踏上上海的土地时，两大流域在经济上、文化上、观念上巨大的不同，使我们惊讶、感叹、沉思。

文章的开头，就把当时上海人最不愿意同广东比较的给抖落了出来，这好比在伤口上撒盐，犀利的文字如一把利刃，将一向光艳照人的“阿拉上海人”的面子，剥得体无完肤：

10年前，上海以其规模大、种类全的工业独占鳌头，成为整个中国经济无可争辩的火车头。那时的上海产品无疑是人们的第一选择，几乎没有任何竞争对手。30岁以上的人讲起来个个都能如数家珍：永久牌、凤凰牌自行车，上海牌手表，蝴蝶牌缝纫机，蜂花牌香皂，红灯牌收音机，中华牌香烟，英雄牌钢笔……那时提着印有“上海”二字的旅行袋，就跟今天提着印有“香港”字样的旅行袋一样时髦。上海牌小轿车，如今人们已经看不上眼，可10多年前，只有厅局级干部才能使用它，无疑也是权力的象征。

曾经一句“阿拉上海人”多么响亮，如今上海人却走到哪儿人们爱理不理。

这份酸溜溜的“没面子”，让上海人怎能受得了！

“阿拉”在默默地流泪。“阿拉”在痛苦地唉叹：我的大上海已成一座蹩脚的城市——

近几年，广州人喜欢“行夜街”。夜晚9时，各处餐厅酒楼灯光夜市才进入高峰期，满街霓虹闪烁，满街人头涌涌，一直喧闹到夜间11点。然而，晚上8点，我们走在上海最繁华的“十里洋场”南京路，商店纷纷拉闸关门熄灯，只留下惨淡的路灯照着几个匆匆回家的行人。当然，偶尔还有几家酒店和娱乐场所亮着灯光，但被称做不夜城的“夜上海”不见了。由于过分强调“变消费城市为工业城市”，上海第三产业萎缩了，1972年跌到了谷底，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7.3%，而第二产业比例却上升为70%多。改革开放后经过产业调整，产业结构的比例才趋于协调，1987年的三大比例是：第一产业占4.3%，第二产业占66.9%，第三产业占28.8%。然而，这只是低收入国家的水平。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61%，比第一、第二产业的总和高，这是现代化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广州1989年第三产业的比例已达到46.5%，首次超过了第二产业45%的比例。第三产业的萎缩，从某种程度上造成了上海的住房紧张、水电不足、商业网点少、交通运输不畅、文教卫生事业跟不上等弊病。

我们经过苏州河，个个掩鼻而过。上海同行沉痛地说：这味道我们天天闻，苏州河已无臭水期和非臭水期之分。昔日清澈的黄浦江如今每年要臭160天。居民饮用水质下降到5级（一般饮用水为2级），大肠杆菌超过正常指标10倍。这个数字叫人毛骨悚然，令人联想起1988年席卷上海的甲肝大狂飙。

广州人曾对香港“银行多过米铺”的现象大惑不解，然而不到10年，这种现象也在广州出现。徜徉在广州街头，你不必特意寻找，几乎百米就有一个银行，中央银行、地方银行、大银行、小银行、总行、分行……活跃的金融市场和方兴未艾的证券交易，为广东的发展集聚了大量资金。

然而，上海的银行呢？“万国建筑博览会”上那一幢幢恢宏的大厦如今都换了招牌，外国银行被赶出了上海，全国金融中心转移到了北京，加上国家对财政实行统收统支，上海金融市场上的流动资金大大减少了，工业发展缺乏必要的血液循环，纵有庞大的固定资产，也难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

蓬莱路一字儿排开的“石库门”，是上海人普遍居住的一种房子，也称“过街楼”——昔日小康们一家一幢的小楼，解放后政府给户主几十两黄金赎买了，分配给十几户人家。砖木结构，咿咿呀呀的木头地板诉说着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楼道陡窄，暗无天日，一个急拐弯跟着一个急拐弯。一个拐弯就是一户人家。行走要侧着身子，但依然磕磕碰碰。热烘烘的煤饼炉——盖也盖不严实的马桶，一户一个煤饼炉，一户一个马桶，一股股刺鼻的说不清道不明的气味，诉说着主人们的窘迫。据统计，整个大上海还有100万只马桶，100万只煤饼炉，几百万人的吃喝拉撒全在这咫尺天地。呵，陈旧的大上海！窘迫的大上海！想直冲晒台透透空气，可是失望了，封顶了。3平方米的晒台已改做住房，结结实实地充塞着一个二三十岁的大小伙子，还没有结婚，说是找房子比找老婆还难，这辈子不知道有没有希望。怪得很，坐在这3平方米的空间你没有想到要赶紧逃开，那一尘不染的绸缎窗帘悠悠地飘着，挂在墙上的吉他、壁画、摆在床头的书刊、咖啡、咖啡伴侣、高脚玻璃杯……一切都那么精致，那么有情调。叫人想起一句话：“螺蛳売里做道场。”

人生之悲、之哀、之消极，莫过于自嘲、自讽、自沉。然而，“阿拉”毕竟是“阿拉”，上海就是上海。当他们清醒地意识到时代的巨浪已经逼近，即将将自己淹没时，他们又迅速地顿悟与奋起，从地上爬起，擦干泪痕，重新扬帆，再度破浪前进——

站在黄浦江边，我们凝望着墙上的中国地图——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3条大河东流出海：长江、黄河、珠江。每一条大河都是卧龙，一旦腾空而起将带动一大片地区的腾飞。现在珠江口的广东已经动了，长江口的上海和黄河口的山东正在跃跃欲试。作为第一大江的龙头——上海，责任非同小可，能不能重振雄风，恢复远东第一城的世界地位，再次充当中国经济的火车头，成败在此一举！

呵——

黄河在期望着；

珠江在期望着；

黑龙江、辽河也在期望着。

拜托了，大上海！

尚不知这篇檄文出自何人之手？但我相信一定是位对上海充满深情的人，他的每一个拷问，是对上海、对这座不该衰老的“东方巴黎”的疼爱，读后怎能不让浦江呜咽？怎能不让“阿拉上海人”难眠？

“起来，不愿上海沉沦的人们！”市长朱镕基终于发出了悲情的怒吼。他的这一声吼，震醒了所有上海人，也震醒了这座疲沓、辛劳而又有几分自满与迷糊的城市。

“开发浦东地区，建设现代化的上海，这显然是一个空前的机会，这是世界上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才有的机会，因为我们有这么一块宝地，就在上海中心城市旁边，尽管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英明的领导，大众的努力，结果一定会成功的！”这是1988年“五一”节后在上海召开的一次对开发浦东具有历史意义的国际研讨会上林同炎先生的讲话。此次由140多位中外专家参加的“开发浦东”专题国际会议，阵容强大，意义深远。作为刚当选的市长，朱镕基坐在市委书记江泽民身边，特别认真地聆听着每一个专家有关浦东开发的“高见”——他称这些可贵的意见和建议都是引领浦东开发的宝贵财富。

“我对浦东开发非常乐观。”这一次会上，作为上海市聘请的开发浦东的专家咨询组外方专家组组长的林同炎，发表了充满激情和论证充足的长篇论谈。他的每一句话，几乎全都灌进了朱镕基的耳里：“我们要在二十年之内，把一个与上海中心相等的面积，建成一个现代化的财政科技枢纽，当然不是一个‘简单’的举动。新加坡、香港以及从前上海建成的时间也不过二三十年时间，必须利用现代化人力、物力、财力，避免封建和官僚的老习惯。我们也知道，国内整个落后的环境是个大阻碍，但是这也是一个最大的机会，因为起点越低，进展就越快，我们可以从很低的地方做起，前途非常光明，浦东没有开发，所以开发起来容易。还有一点，中国的决心非常重要，看这形势，政府与民众都下了决心。下了决心之后，你们可能想象不到中国的成就！”

林同炎先生说到这里，他的那双充满期待的目光与新市长朱镕基的目光碰在了一起。

朱镕基会心地一笑，然后带头给了林同炎先生热烈掌声。

现在，是老市长汪道涵发言了——朱镕基与他中间隔着江泽民，与会人发现在汪老发言时，朱镕基的眼睛一直盯在胸前的桌面，似乎那里有汪老的一份大写的浦东开发“发言稿”。其实大家知道，这是新市长在格外认真地听“前前”任市长的讲话内容，生怕漏掉一个字——

“……在我当上海市长的期间，我上对得起‘朝廷’，每年上海上缴国家财政占国家财政收入的六分之一；但下对不起‘黎民百姓’。每天早晨我看到马路上有那么多的煤球炉在生火，到处烟雾腾腾；那么多马桶在马路上刷洗我真的感到心痛，上海实在没有多余的资金来改善和发展市民的生活了。现在我退下来了，可以有时间来思考和研究上海的发展了，这种发展不能是小打小闹，而必须是大思路、大手笔、大抓手！”

朱镕基的心被汪道涵的话深深地刺痛和激荡，心头不由一阵感慨：历任上海市长，个个都是呕心沥血和有雄心壮志之人哪！

“综观世界，思前顾后，只有开发浦东最有条件。世界上，现在国际经济平稳发展，游资在找出路，中国的开放提供了巨大的市场，浦东的地理位置东临太平洋，背靠长三角，是中国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我们应该抓住这么好的机遇来为上海人民做些实事……”汪道涵说到这里，话语停顿了一下，目光没有与任何人交流，但在场的人几乎都明白清楚，他老人家这话是讲给身边的江泽民和朱镕基听的。

江泽民鼓起了掌。朱镕基跟着为汪道涵鼓掌，全体与会者都为汪道涵发自肺腑之语而感动、而鼓掌。

此次浦东开发国际研讨会是朱镕基第一次直面聆听来自中外各界对浦东问题的集中“高论”，用他自己的话说，“三生有幸”“如雷贯耳”。

此次会议后，“开发浦东”四个字，像铁一般地烙在朱镕基的脑海中。而如何开发浦东，又似乎成了他经常在脑海中盘算与思索的事。写到此处，有一点我一直犹豫该不该写？

听一些上海同志介绍，朱镕基初到上海时，其实他对“开发浦东”问题曾经有过不同看法，主要体现在如何定位“浦东开发”，即开发浦东“应该放些什么东西”，这个问题上与汪道涵等课题研究组的人有一定分歧。事实上这样的分歧完全属于正常范围。作为市长、作为初来乍到的上海市市长、作为正处在重重困难包围之中的朱镕基，对有人言必“开发浦东”确实有些不同意见，因为当时的他，最需要解决两件当务之急：一是尽快抑制上海经济下降现状，解放旧城区的工业企业，于是他主张“开发浦东”中要有工业产业安排。其实这一点，谁都能理解：身为市长的他，每年向中央上缴的“108亿元”财政款是必须要确保的，否则如何向北京交待？二是“开发浦东”绝不是一句空话，是需要钱的，而且不是一般的小钱。钱从何来？他朱镕基市长当时的口袋不仅是空的，还欠了市民1200多万的账，欠账可以列出比外滩还要长的单子来。就因为这，到任三个月里，他的“白头发比什么时候都多”了！

“在这种情形下，大上海的市长确实不好当。谈理想、谈未来，谈远景，好谈呀！可对市长来说，每天开门的件件事，哪件都耽误不得呀！耽误了百姓就会骂娘，肯定骂得非常难听，而且肯定首先是骂新任市长朱镕基！”一位上海市府的老同志跟我这样讲。

这老同志爱记日记，翻开当时的日记，曾经还记录过朱镕基出任市长后的第一个月的1988年5月23日这一天，国务院财经领导小组负责人张劲夫来上海听取浦东开发研究情况汇报，那天朱镕基也在场。有人汇报一结束，朱镕基立即站起来走到张劲夫面前，说：“劲夫同志，你要好好说话，我们在浦东开发的指导思想上很不一致……”新任市长这么说，整个汇报会的结果可想而知。

然而正如朱镕基自己所言，他是坦荡荡的人，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对浦东开发的认识和思想，他在江泽民、汪道涵及“向东派”的不断影响下，很快扭转了过来。最关键的是，那些触目惊心的阻碍上海发展的现实，更让身为市长的他有了比他人更深刻、更直接的认识：上海要发展，浦东是希望！

这是朱镕基后来常挂在嘴上的话，表明了他内心强烈而真诚的愿望。市长心有此愿，推力也就比谁都强。

一日，朱镕基遇见“老上海”经叔平，两人谈起了浦东的事。后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和全国工商联主席的经叔平，曾是上海滩上有名的工商界人物，新中国成立前就是上海卷烟厂的老板，“中华烟”就是在他手上起来的，是同共产党心贴心的一位爱国工商领袖。

开发浦东，除了我们自己外，得借“外脑”……

外脑？

对啊，借全世界最聪明、最能做这样的事的专家来帮助我们一起动脑筋。

嗯，明白，明白。您往深里一点、具体一点。

比如以你市长的名义搞个世界企业家国际咨询会，每年根据我们上海遇到的重点问题，请专家们来帮助“开开脑”。

经老，您这个意见太好了！我马上办。

朱镕基听了经叔平的建议，立即在市长办公会上与几位副市长们讨论后把这件事确定了下来。

“上海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由朱镕基首创的这一机制，在上海改革开放史上应当书写一笔，因为这个“借脑”机制，给日后的上海发展特别是浦东发展，起到了其他形式不可替代的作用。朱镕基之后的上海市长一直延续着“朱市长”的传统，把这个国际咨询会坚持了下来，并且还有创新与突破，比如黄菊当市长后，曾经将会议搬到纽约去过，这也是唯一一次在境外开的“上海市长”的国际咨询会。黄菊市长在那次会上向世界开宗明义道：“实现上海的长远目标，需要上海人民长期不懈的努力，也离不开世界各地的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的互补和交流。开放的上海正以前所未有的热忱迎接与世界各地进一步增进合作。”那次被纽约时报称为“上海的事情开到纽约的会议”上，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李肇星，美中贸易委员会主席、世界银行前行长、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前主席、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等都出席了会议，影响不俗。黄菊等上海市领导就外国投资者所关心的人民币汇率比价、银行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企业人力资源短缺、原材料价格偏高、社会稳定、交通拥堵、在沪外国人子女教育及成立外商商会组织等问题的现状和解决措施一一进行介绍，为之后上海对外招商引资工作的展开铺平了道路。会议还收获了一个重要成果：上海港和纽约—新泽西港因此次会议，正式结为姐妹港。

当时朱镕基定下规矩：咨询会议一般于每年10月最后一个或11月第一个星期日召开，会期并不长，多数只有一天。但内容却要求精准：会前市府提出一两个上海发展过程中迫切需要解决的议题，提前交给了各位参会专家。会议的规模与规格，一般人数在500人左右（中方40%，外方60%），上海市长、副市长必须参加，并发表主旨演讲。当时朱镕基还特别邀请当时美国国际集团公司董事长莫里斯·格林伯格担任会议主席。

受益于经叔平启发、指点之后的次年10月9日这一天，首届“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正式在西郊宾馆召开，被邀的美国、英国、日本、法国、加拿大、德国、意大利等10个国家的18位世界知名企业家参加并发表演讲。朱镕基则在那次会议上透露，开发开放浦东的计划已得到中国领导人批准，期待国际专家高论，他作好“百分之百的洗耳恭听”准备。此次会议时间虽短，但国际“大亨”们真诚向朱镕基和上海市建议：要加快浦东的开发和加速产业结构调整，需要金融业的有力支持，上海也要进一步有计划地开放金融业。有人干脆向朱镕基提出：应当就上海和浦东开发的金融业问题开一次国际研讨会。

又是好主意！朱镕基这回真笑了。

很快，他采纳了该建议，并责成市府抓紧筹备。一个月之后的11月15日，上海金融国际研讨会在沪举行。

“这回上海真要从烂泥地里爬起来啦！”

“是啊，上海人历来就会做生意，他们的脑筋一盘算起来，那可比犹太人还厉害！”

“听说二战时上海收容了几万犹太人哪！难怪上海人的脑子这么精明！”

“不一定吧，他们的朱镕基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也没到哈佛学习过，不照样也是大大的经济学家嘛！”

金融国际会开得热热闹闹，外国朋友们一边乘着渡轮在黄浦江上看外滩夜景，一边热烈地议论着上海这座城市的明天。

通过金融杠杆，撬动我们建设上海和浦东的动力。明天的上海、未来的浦东，就是要建成中国的金融中心，并辐射到整个亚洲及世界。朱镕基在贺辞中这样说。

“明天”的概念就是明天！此时市委书记、市长一肩挑的朱镕基在市常委会上开诚布公地下了道新指令：上海要研究成立证券交易所，争取“明天”——就是明年这个时候给我把证券交易所的锣敲响！他说这话的时间是1989年12月2日。而且在此会上，朱镕基点将：李祥瑞（交通银行行长）、贺镐圣（上海体改办主任）、龚浩成（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这三人组成“上海证券交易所筹备组”，俗称“三人小组”。

“那个时候是啥时候呀？是‘姓资’还是‘姓社’闹得最热闹的时候。朱镕基在这个时候提出上海搞证券交易所，当时我和李祥瑞心里直打鼓。朱镕基市长就对我和李祥瑞说：‘老李、老龚你们不要怕，出了问题，我和刘鸿儒站在一线’。刘鸿儒是人民银行副行长，分管金融改革。为了提高效率，不再‘淘糨糊’，朱镕基还给我们立了一条规矩：实行个人对个人汇报制。就是说，他要直接抓、把责任抓到我们每个人身上。”龚浩成，这位时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的“上证所”成立前后的操盘手之一这样回忆道。

“没有朱镕基当年视死如归的改革勇气和闯劲，怎么会有今天浦东、浦西如此美轮美奂啊！怎么会有一年近30万亿的金融交易额呢？”站在今天的浦东新区浦东南路528号的上证大厦楼顶，眺望浦东、浦西两岸的繁荣景象，龚浩成怎不感慨万千！

从某种意义上讲，浦东的今天上海的今天，都与当年朱镕基下定决心搞“上证交易所”有关，若是没有他力排众议实施汪道涵、江泽民等前几任上海市领导确定的要把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的决心与努力，浦东和上海不可能有今天的美丽与活力。“因为金融是经济发展的一个轮子，轮子转动了，上海和浦东开发才得以走上了快速道。”龚浩成说。

“领导也是人，对任何新鲜事物也有一个认识过程。一旦思想和认识转过弯，决策的力度和方向就肯定大不一样了！”在闹市区第一个搞“土地批租”的胡炜，也有深刻体会，他给我讲了一件事：

虹桥“太阳广场”土地批租不久，他所在的黄浦区也在闹市区搞了一个土地批租项目，且搞得也挺成功。但有人看不惯，觉得这样搞是“资本主义”,“与当年租界无异”。“帽子大得吓人，告状告到中央。后来是派了一位中央书记处书记到上海来调查处理。这位中央首长曾经是‘文革’前的上海市委老领导。他一到上海，拿着‘告状信’，把几个市里领导狠狠训了一通，说你们想干什么？想把我们用鲜血和生命打下来的人民政权重新交出去啊？话说得很重，当时市里的领导不知如何收场，便给我打电话，让我这个具体搞项目的小区长去向那位中央首长汇报。我一听压力也很大呀！但心里是坦荡的，因为我们做的事是百姓拥护又欢迎的事，是非常成功的事。但毕竟人家是中央领导，是来调查处理我们的。为了向首长汇报好，我就连夜请市电视台帮我准备好了以前到住房困难百姓家拍的电视新闻片调出来。见了首长后，我就先请他看电视片，这个效果非常好啊，看完后，这位首长感叹道：想不到上海百姓几十年来一直这么困难啊！这么个困难一直没有解决，其中也有我的一份责任嘛！后来他紧接着认真地问我：你敢保证在分新房过程中，你们干部没有私底下搞名堂？没有优先和多分自己一套房？我向首长汇报道：首长，这一点您绝对放心，如果要是整个过程中有我们一个干部从中捞好处的，我就敢用党性担保责任！这位首长听了，连连说‘好’‘好’。据说他回头见了市里领导就说：你们怎么不早点跟我把情况说清楚嘛！”

“像开发浦东这么大的事情，即使汪道涵这样的‘向东派’，其实在认识上，也是有渐进过程的。领导们的英明之处在于，当他们一旦接纳和接受正确意见后，就会迅速形成自己的智慧与决断，从而使决策更科学、更高远，因而推进历史进程的力量也会比任何人强大。”胡炜说。

在开发浦东问题上，朱镕基等领导也是如此。

“不管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勇往直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数年后朱镕基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时在全世界面前一字一句发出的铿锵豪言。那是他在上海所展示的“何以解忧，唯有改革”之锋芒、之锐气、之个性，这一刻获得最淋漓尽致的完美展显。

这是后话。

上海人民记忆中对朱镕基这位“铁腕市长”“板面孔书记”，如今留下印象最深刻的一幕，是他在1989年10月26日研究浦东开发专题会上所发表的一次题为“开发浦东是上海的希望”的讲话情形——

“……开发浦东具有最好、最优越的条件，它所花费的，主要在基础设施、越江工程，除此之外，费用比东进、西进也好，南下、北上也好，都要省得多，而且可以大大利用原来旧市区的商业。”“从长远看，上海要面向太平洋、面向全世界，要建成现代化的城市，建成太平洋沿岸最大的经济、贸易中心，当然也要开发浦东。”

上海人清楚，上海人明白，多少年来，关于上海向何处走、开发浦东行不行的争议，在朱镕基的这个“斩钉截铁”的讲话之后，彻底地被画上了句号、盖上了铁帽。那些有“理论眼”的人，还发现了一个重大的“秘密”：之后的“开发浦东”四个字上，多了一个“开放浦东”的概念。“开发”并“开放”，意义可就大多了呵！

上海人能不为这激动人心的变化而振臂欢呼吗？是的，不久，中共中央“100号”文件正式批复了朱镕基主持的上海市委、市政府呈送的《关于开发浦东、开放浦东的请求》报告。中央批复中有一句话气吞山河，如万丈霞光照亮了那片仍处在工业化和现代化处女地的浦东大地：

开发和开放浦东是深化、进一步实行对外开放的重大部署。

“100”，这是个吉利和圆满的数字。朱镕基和上海人民获知中央的“100号”文件精神那一刻，他们面对国旗和国徽，齐声高唱“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起来，不愿上海沉沦的人们——”

上海，已经不再沉沦！

上海，已是中国的希望！

上海已重振雄风——这个雄风是从浦东的崛起而开始的。

朱镕基跨过黄浦江、踏上浦东那片土地时，他脚下那段最辉煌的路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