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敬坤：惨遭镇压的南京学生运动

反对内战，爱国学子决定游行示威

1949年元旦，蒋介石宣布下野，由李宗仁代理总统。李先生一上台就提出和平谈判的主张。直到3月下旬，国民党方面才决定派张治中等七人为和谈代表，于4月1日到北平和中共代表举行和谈。但学生们这时还不知道国民党代表将于4月1日飞赴北平。

大致到了3月27、28日时，在南京的各大专院校师生得知了国民党代表将赴北平之事，遂决定在4月1日国民党和谈代表飞往北平进行和谈的那天游行示威。

南京当时只有十一所大专学校（包括临时迁校的安徽大学），因国立音乐学院和东方语专当时已没人在校，所以在组织“四一”游行的那天，只有九所大专学校，即中央大学、金陵大学、金陵文理女子学院、中央政治大学、建国法商学院、戏剧专科学校、边疆学校、安徽大学、药学专科学校。

3月底的最后两天，游行的准备工作大致安排停当，决定所有参加游行的各校于4月1日上午8时到中央大学四牌楼本部大操场集合；由剧专的队伍领头，中央大学的队伍压后阵。剧专的学生不多，距中大又远，干脆他们除留少数人看家外，所有参加游行的人前一天就到中央大学文昌桥宿舍借住一宿。

游行前的几场风波

游行的前一天晚上，我们突然接到停止次日游行的通知，大家都感到十分诧异，大部分同学都转不过弯子。

4月1日上午7时多，大家都吃了早饭。突然学生应变会的杨育平在饭厅前大声宣讲，说政大和建国法商学院的学生已到了大操场，并要求中大的同学立即集合，到大操场整理队伍。于是有的同学和杨育平发生了激烈的争辩；杨育平态度激昂，坚持要集合队伍参加游行。其实，以当时形势来说，政大、建院两校的队伍都已如约到了中大的大操场，中大如果硬是不出场参加游行是不可能的。

中大四牌楼本部学生在文昌桥宿舍食堂前进行了约半小时的辩论，多数学生坚决主张游行，并且已自行集合起队伍。最后在文昌桥宿舍集合了不足一千人的队伍，也没有带什么旗帜、标语等物就赶到四牌楼大操场与大队会合。这时金大、金女大、中大丁家桥分部、边疆学校、安徽大学、药专等学校接到电话后，也把队伍带到了四牌楼中大操场。剧专的学生本来就住在中大，所以也和中大学生一致行动，参加了游行。按照原来议定的游行队伍次序，剧专排在最前。

上午8时多，一位国民党下级军官突然到文昌桥宿舍找我，自称是军官收容总队的，和我的一个同乡熟识。他很诚恳地说明了来意，所以我就接待了他。他到我的宿舍后，悄悄地说：“你们今天要游行？我劝你不要去。我们军官收容总队里贴了好多你们中大写的标语，有‘拥护毛泽东’‘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等。那些军官看到后都气死了，说你们中大有共产党，要在你们队伍游行时动手打你们。我看到做好的木棍，一头钉上了钉子，外面包上布，他们准备用这种木棍打你们。我们是老乡，所以偷偷地跑出来通知你，你万万不要去参加游行。”我听了这位好心同乡的话以后，就对他说：“他们打人，你万万不要参加。游行的事，大家都去，我是不能不去的。”送走了那位好心的同乡以后，我到了操场。

正在集合队伍的时候，胡小石先生派人到大操场把中大学生应变会的主要负责人常建宇、杨育平、黄学孝等人找去，我也跟在后面去了。胡先生早在大礼堂门口的台阶下等着了。白发苍苍的胡先生一面说，一面不住地挥动着他的手杖。等我走近时，胡先生正说着：“孩子们，今天不能去游行呀！我在办公室里一连接到张耀明（首都卫戍司令）的几个电话，他说，你们学生有游行的自由，我就有镇压学生游行的自由，张耀明他们是拿枪的人，他们会屠杀你们学生的。这种事我见多了。北伐时，东南大学的学生为了响应北伐军，要在校内组织学生游行示威，结果为首的三个同学被孙传芳捉去枪决了，他们的遗骨就埋在梅庵（今南工六朝松下）。看到张耀明杀气腾腾的讲话口气，你们今天出去游行，一定要流血的，你们都是我的学生，我不忍看到我教的学生流血，更不忍看到你们在年轻的时候就送掉了性命。你们的奋斗精神，你们救国教民的愿望，我都了解，中国太需要你们这些孩子了，你们徒手是对付不了那些屠夫的啊！”胡先生说着说着，泪水哗哗地流了下来。他一面流着泪，一面还喃喃地说着：“孩子们，你们万万不能出去游行了，一旦发生了流血事件，我向你们的父母无法交代啊！”

陪同胡先生前来劝导学生的校长室秘书也来劝说：“胡先生这样大年纪，他一听说你们游行，一起床连早饭都没有吃就到办公室来了。你们听听胡先生的话吧！张耀明的电话是我接的，确实是像胡先生那样讲的。我们无论如何不能看到你们流血不管。”这时，大家都被胡先生的诚挚感动了。但我们还是回到了操场，检查和整理了队伍，估计全部游行队伍有七千人左右。因为是临时集合的队伍，所以也没开宣传车，没有标语和布标，各校只扛了一面校旗。

约9时许，队伍才从四牌楼中大操场出发，经保泰街到鼓楼与金陵大学队伍会合后，沿中山路、新街口、中山东路、大行宫、太平路、三山街、昇州路、中山南路返校。游行进行了三个小时，约12时许结束。很奇怪，大队游行时，并没有发生任何意外，也没有发现任何破坏游行的迹象。

据事后得知，李宗仁先生得知学生要在4月1日游行示威时，就通知张耀明说：“今天学生游行，如果发生任何事故，要拿你是问。”所以张耀明虽然磨刀霍霍准备动手，但碍于“李代总统”的严令，所以就没有发作出来。

总统府门前的流血惨案

中大学生12点多回到学校吃中饭。饭后，大家都在午睡休息。约一点半光景，突然有人敲打铜盆，边敲边喊要大家集合。我走出宿舍一看，只见杨育平在敲着铜盆喊着。我走到食堂前的空场上，看见一位生疏的面孔正在演说。我悄悄问另一个同学：“他是哪里来的？”那位同学告诉我说：“他是剧专来向我们求援的。”另一位生疏的面孔又接着说：“剧专今天上午游行回校时，走到大光路，突然有军官收容总队的人跑出来（该队就在大光路附近），手里拿着木棍，看到学生就打。剧专逃出来的同学就拼命跑到建邺路政治大学求援，我们政大的同学当时立即集合，开了一汽车人到大光路去援救剧专，同时我就陪着剧专的同学到中大来了，来请中大的同学去援救剧专的同学，因为我们政大的同学太少了，怕打不过那些军官收容队的人。”

经这两位同学一说明，事情已基本上弄清了。这时已经聚集了很多人，大家一致要求到大光路去救援剧专的同学。我看到这情况，一时也拿不出主意。正在犹豫之中，杨育平已把队伍集合好了，并由学生应变会主席董俊松同学（法律系47级）出来讲话。董俊松是四川人，他说：“我们现在要去大光路开仗。”同学们也一致高呼：“我们到大光路去，为剧专同学报仇。”当时传说剧专已有同学被打死。

这样，中大四牌楼本部的同学大致七八百人就匆匆集合起来，由董俊松同学带队，徒手开出了文昌桥学生宿舍。这时我正好见到俄文系李鑫同学，他对我说：“大家都去了，我们只有跟着去吧？”我说：“我们应当去，就是现在的游行队伍无法控制，这样空手到大光路去，不是白白送死吗？”李鑫说：“这有什么办法，明明知道去了要出事，但是大家都去了，我们不去也不行呀！”这样，队伍就由成贤街、碑亭巷前进。队伍在行进时，也没有呼喊口号。

等队伍快出碑亭巷转到国府路（今长江路）时，我赶快找到董俊松同学，问他：“你准备把队伍带到哪里？”董说：“带到大光路去打仗。”我说：“我们现在就七八百人，又都是空手，这样去和军官收容总队去打仗，不等于拿肉往老虎嘴里送吗？”董俊松听我这样一说，也感到自己的行动有些问题，就立即征求我的意见说：“你看怎么办？”说着说着，大队已到了国府路转大行宫路口了。董就连忙通知带队的排头同学说：“大家把队伍停下来。”于是队伍就停在国府路转大行宫的路口上。

经商定，决定游行队伍沿国府路直走到总统府门前示威。这时，大概是下午三点多钟。中大学生队伍在总统府门前停了下来，由董俊松、杨育平等同学前往总统府交涉营救剧专的事情，个把钟头仍无结果。这时到了5点钟降旗的时间，我们全体请愿队伍都起立行注目礼。刚降过旗不一会儿，总统府门前开来了一大队警察，约有上百人光景，密密麻麻地排在总统府大门前，双方僵持着。

约5时半光景，突然从大行宫方向开来了三部卡车，车上全是手拿棍棒的军人，并且争先恐后地下了车子，手里拿着棍棒，一面向请愿队伍跑，一面喊：“打小共产党！打死共产党！”三卡车估计总共有一百多人。我们立即将队伍缩小，女同学全部进入队伍里面，男同学一律到外面。军官收容总队的打手已跑到我们面前，举起手中的棍棒就对着我们乱打起来。我看得很清楚，棍子一端确实是用布包着。这时，我们的请愿队伍一下子乱了。

这时，总统府的大门猛地关了起来，由开来的那一队百十来人的警察排在大门外紧紧阻拦着。这时，我已被划到了包围圈以外，只有木棍挥舞，喊声震天，其中有我们同学的抗议呼喊声，也有军官总队的“打死共产党”的咆哮声，我站到总统府门前对面的大照壁下对现场做了一番观察。我看到军官总队的暴徒冲向学生队伍时，同学们都逐步退向总统府门口。在总统府关闭大门时，曾有个别同学抢先一步挤进了总统府大门，门前的警察拼命阻挡同学涌向总统府大门。

一部分同学冲进了总统府，军官总队的人也随之涌进继续追殴学生。同学们腹背受敌，前有警察队伍的阻挡，后有军官总队暴徒的攻击。抬眼望去，空中全是棍棒在挥舞，双方队伍的阵线已完全分不清了，我看了几分钟现场情景，自己一时也没有了主意。等稍一冷静下来，我想我应当立即离开现场，赶回学校。为避免引起怀疑，我在离开现场时并没有跑，只是急步由国府路转到小火车路上去。

一到小火车路上，我就拼命跑了起来。到了珠江路口，实在跑不动了，我就由小火车路走到珠江路口，又由珠江路转到一条小巷里，到了文昌桥宿舍后面的兰家庄时，我连一步也走不动了，人像瘫痪了一般。我扶着树在路旁休息了一会儿，才由大门回到文昌桥宿舍。

我进入宿舍区一看，空无一人。于是我又沿成贤街、碑亭巷，想再到总统府前现场看看。我出了成贤街，刚到碑亭巷，就看到同学们三三两两迎面而来，一个个都是衣履不整，有的身上还带有血迹，有的衣服被撕破，有的没有了鞋子，只穿着袜子走路。碰到几个熟识的同学，他们说：“我没关系是轻伤，重伤在后面。”

我走到美术馆时，碰到李鑫正在护送一辆三轮车，我说：“车上是谁？”李鑫答我：“车上是贯通（晋贯通），他受伤了。”我继续走到国府路上，这时暴徒已打罢散去，老远看见总统府门前，地上一大片星星点点的东西，而却看不见一个伤者躺在地上。等我走近看，地上全是鞋子，重伤的同学都已被抬到路边，正等待上救护车。

我问几个受伤的同学：“你们都在哪里被打的？”有的回答说是在总统府门前，有的说是在由总统府到碑亭巷的路上，有的说进了总统府以后被军官总队追了进去挨打的。根据伤情来看，多数是在头部，一小部分是腿部以下。同学们告诉我说：“受伤的总人数有一百多人，总统府门前遍地是人，最重的几个人已运到大学医院去了，我们留在这里等救护车的，都不是最重的，轻伤的都自己走回去了。”

我问他们：“你们看清了军官总队是拿什么东西打的吗？”他们一致说：“是拿木棍打的，木棍打人的那一头是用布包着的，外面看起来是布，但是打到头上或腿上就是一个一个的血洞，像狗咬的一样。”我又问：“我们同学有没有被抓走？”他们说：“最初我们都没有看到，后来我们被打昏了倒在地上，就不知道了。”我问他们：“女同学有没有被侮辱的？”他们回答我说：“我们都只看他们打人，没有看见他们侮辱女同学。”这样，等把最后一批伤者送上救护车后，我也跟着车子回校了。

我们回到文昌桥学生宿舍时，看到宿舍区内已有三三两两的同学在走动，个个无精打采的样子，像是吃了大败仗一样。我们一看这样不行，就主动出来承担责任。我考虑首先必须把防卫学校的巡逻队组织起来，就派体育系的张梅林任临时巡逻队的负责人（后来找到了巡逻队长潘良第，由张梅林和潘良第临时负责），把全部留校的同学组织起来，每人准备自卫武器，放在身边，不脱衣服睡觉，准备应付夜间可能发生的意外事故；同时，要求所有留校同学一律搬至二楼住宿，在楼上准备大量石子、木棍、石灰，并用铁床把楼门堵死，只留一个门出入；晚间，把仅有的一个楼门也堵死，也把楼梯堵死。

晚饭后，又要求炊事员把菜刀磨好，把火叉、火棍（铁器）、铲刀等防卫武器备齐，每人至少掌握一个战斗工具，轮番睡眠。有个炊事员大概当过兵，居然跑来对我说：“先生，要开仗，我会打枪，有枪给我一支。”布置就绪后，我们一夜都没睡觉。我们晚上又得到消息，军官总队中确曾有人主张夜袭中大，把中大彻底毁掉，但由于赞成这个行动的人太少，没有成为事实。第一夜总算是平安过来了。

4月2日，文昌桥宿舍区的同学仍然很少（这时已完全停课），我们也派不出人到金大、金女大和政大、剧专、建院去联系，这些学校也没有人到中大来联系，连丁家桥分部也没人到四牌楼本部来。我们对校外的情况基本上还是一无了解。这次血案重伤者就有二三十人之多（当时还没有死亡的人），连轻伤者加在一起（剧专和政大的受伤者在内），数字估计有150至200人之多。这样大数字的受伤者，在学生运动中是少有的，我们当然有责任把血案报道出去，但此时既无法与外界取得联系，也就无法向外报道了。

这时，杨育平首先回校了，他要求我们把血案的经过报道出去，由他负责和金大、金女大、政大、建院、边疆学校和安徽大学、剧专等校去联系，组成“四一”血案后援会，由我负责起草各项文件，刊行铅印、油印报刊。这是4月2日中午以后的事情。直到晚上，中大回校的人还是很少，能动手写文章的就更少了。

4月3日晚上，我们开始了起草各项文件的工作。由张梅林到珠江路花红园32号去把大学评论社的几个人一齐请来，并且要他们带着油印机前来。不久，大学评论社的胡南林（总编辑）、杜斯煌、傅群、樊康携着油印机来了。我向他们简单地说了血案的经过，并要他们在当夜和我一起完成如下工作：（1）告全国同胞书一篇；（2）告全国同学书一篇；（3）“四一”血案经过的新闻报道一篇。文章要当夜写好，当夜印好，次晨6时前一律发出。

所有的工作都在宿舍里进行，参加工作的有下列人员：大学评论社的胡南林、杜斯煌、傅群、樊康、张梅林（体育系）、王道义（法律系）、詹汝琮（俄文系）和我八人。大家商量的结果，确定由胡南林写告全国同胞书，樊康写告全国同学书，杜斯煌、傅群和我三人合作写“四一”血案报道的新闻稿件（杜斯煌原为《大刚报》记者），王道义、张梅林二人负责印刷、夜餐等事务。

（本文选自《江苏文史资料集萃·政治卷》,1995年版，原标题为《南京四一血案亲历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