覃异之：解放前夕，南京危机重重

蒋介石黯然离开南京

蒋介石于1949年元旦发表“求和”声明被毛泽东主席发表文章加以揭穿后，不得不于1月21日下午4时10分乘专机黯然离开了南京。

蒋介石临走的那一天，前往东郊拜谒了中山陵。陪同蒋介石谒陵的有党政军部分高级人员。我当时担任南京卫戍总司令部副总司令。我和张耀明、陈沛等南京卫戍总司令部的官员还同蒋合了影。蒋介石对我们讲了话，他说：“今天我们在军事上虽然失败了，但是只要我们知耻，发愤图强，前途还是大有可为的。因为我们还有长江以南及西南广大地区，比在黄埔革命时的基础好得多。”

我们送走了蒋介石后，心里都不是滋味。我还写了一首诗：“隔江烽火逼京都，立马中原负霸图（蒋介石客厅里挂有于右任写的对联，其中有‘立马定中原’一句）。惆怅秦淮拼一醉，自来难得是糊涂。”

但蒋介石在下台的前三日（1月18日），就把京沪警备总司令部扩大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并发表汤恩伯专任总司令（撤销衢州绥靖公署），实际是要汤恩伯统一指挥苏浙皖及赣东地区的军事，积极布置湖口至上海的长江防务。同时蒋介石又派朱绍良为福州绥靖公署主任，张群为重庆绥靖公署主任，余汉谋为广州绥靖公署主任，陈诚兼台湾警备司令。在这样的布置之下，蒋介石表面上虽然下野了，实际仍能以国民党总裁的地位，在幕后操纵一切。

李宗仁上台后积极谋和

李宗仁上台后，即于1月22日发表声明，愿意在中共提出的八项条件基础上进行和平谈判。李宗仁急于同中共方面直接联系，考虑首先要同距南京最近的三野陈毅部联系，于是决定派李明扬到江北找陈毅。

当时扬州已经解放，长江已经封锁，必须持有卫戍总部的通行证才能过江。李宗仁派程思远两次找到我说：“德公（李宗仁）派李明扬过江找陈毅，接洽直接谈判，请你大力协助。”我即以派情报人员过江为由，两次取得通行证交给程思远。当时发通行证也很严，必须填发证人和发证原因。因我是副总司令，这当然不会有问题。

在这期间，李宗仁曾约我几次长谈，主要说明他的“民主”“和平”政纲，委婉地批评了蒋介石独裁带来的危机，并了解江防情况。我表示拥护李的“和谈”主张，并说：“徐蚌会战失败后，不仅兵力大大削弱，士气也很低落，要想持久固守南京是不可能的。”

一次，李宗仁在与我谈话时提到“和谈”进行中的种种困难，首先是安全问题。他曾打算从安徽李品仙部抽来一个师担任南京的警卫，结果仅调来一个团的兵力。我告诉他：“守备南京的四十五军有一个师，是我的老部下，师长叫钟迺彤，他手下有一团长叫张荣儒，是随我多年的参谋。这支部队我能掌握。”李宗仁要我立即部署一下。于是，我把张荣儒团调进城作为机动部队，配备有几十辆汽车，随时可以应急行动。李宗仁对此十分满意。

李宗仁还试图通过民主人士与中共方面取得联系。他上台不久，就曾派总统府秘书长邱昌渭暗中与罗隆基接洽。当时，罗隆基的好友、名记者浦熙修女士被南京卫戍总部扣押，罗正在设法营救。邱为了与罗搞好关系，暗中找我，请我设法释放浦熙修。他直言不讳地说：“这是代总统的意见。”对此我当然执行不误。

李宗仁又通过甘介侯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挂钩。很显然，李当时一手抓“和谈”，一手抓美援。在军事方面，李积极拉拢黄埔学生。他曾当面夸奖关麟征为中国少有的优秀将领，并打算以关代替顾祝同为参谋总长。关亦认为李恢宏大度，礼贤下士，可以共事。后来关到溪口面见蒋介石，把李的意见向蒋介石谈了。蒋对关说：“这是别人对我们挑拨离间，不要上当。你是带兵的人，我已通知国防部要你担任陆军总司令。”关到南京见了顾祝同，顾对关说：“行政院孙院长在广州，未经国防部的同意，竟直接发表张发奎为陆军总司令，这是从来没有的做法。你暂任陆军副总司令吧，一两个月后，把张调开再由你担任。”不久，张被调为战略委员会委员，关麟征接任了陆军总司令。由于李宗仁的一番话，蒋介石才松了口，关从此即更加靠拢李宗仁。

李宗仁为配合他的“和谈”主张，做出了一些姿态。1月24日，他命令行政院办理下列各事：（一）把各地“剿匪”总部改为军政长官公署；（二）取消全国戒严令；（三）裁撤“戡乱”建国总队；（四）释放政治犯；（五）启封一切在“戡乱”期间因抵触“戡乱”法令而被封闭的报馆杂志；（六）撤销特种刑事法庭，废止该庭审判条例；（七）通令停止特务活动，对人民非依法不得逮捕。

但在1月26日的行政院会议上，没有同意取消戒严令。行政院的一个负责人说：“开释政治犯与戒严法是两回事。触犯戒严法不能称为政治犯。戒严法所规定之事项，无一为政治犯性质。戒严地区的负责当局，为维持治安与秩序起见，仍应按照戒严法办理。”很显然，这是将政治性质事件，引用所谓戒严法来处理，把“政治犯”换上另一种罪名。汤恩伯在2月11日发表谈话声称：“南京上海等地区接近前线，在全面和平未实现前，仍继续执行戒严令，本人业已手令京沪各地，以后不准有罢工、怠工及聚众威胁情事。为安定各地秩序，如有暴动情事发生，为首暴徒，由地方军法机关处理，就地枪决；希望南京上海新闻界根据正确事实报道，以安民心。如有破坏政府全面和平主张，破坏军事区安全，扰乱社会秩序者，将予以严处；奉令停刊之报纸杂志，在没有正式接到复刊许可时，不得复刊”等等。

李宗仁抓住“释放政治犯”这个招牌，来提高自己，打击蒋介石，以显示他比蒋介石开明，借此挽回国民党在蒋管区的人心。在这个问题上，我是支持李宗仁的。南京卫戍总司令张耀明的态度是“不反对释放政治犯”，但是他怕负责任，迟迟不执行李的命令。我建议李宗仁给南京卫戍总部下释放政治犯的手令。李宗仁立即下达。命令一到，张耀明即批“贾副司令核办”几个字。于是，我迅速释放了南京在押的政治犯300多名。汤恩伯得知后大为不满，派人到南京来查问此事。我只得将李宗仁的手令拿出来。汤没办法，立即下令把南京的政治犯全部移押上海，由汤总部直接处理。当时我释放政治犯，也有自己的想法。国民党的政权已无法挽救了，我想就此做几件有利于人民的事，在将来和平谈判成功时，取得中共的谅解，以便得到较好的政治地位。

震惊京沪的暴动案

南京解放前夕，社会秩序十分混乱，物价一日数涨，街头巷尾银圆贩充斥，伤兵到处闹事，流氓地痞乘机杀人越货，粮店被抢日有所闻。前方各部队被歼后，逃到南京的军官甚多，卫戍总部的军官收容所人数不断增加。这些军官生活甚苦，满腹牢骚，常到外面滋事。

由于政府迁往广州，各部留京职员感到今后出路及生活都成问题，困难重重，于是分别组织了联谊会，以便向政府要求发给应变费，遣散人员发给遣散费。2月3日上午，各机关留京职员联谊会在财政部大礼堂联合举行成立大会，由各单位派代表一人参加。主持大会的是财政部专员周臣千，到会代表有100多人。因人多杂乱，身份无法鉴别，许多特务乘机混入，会场秩序无法维持，继之发生骚乱，一片喊打声。警察局派武装警察到场弹压，中午始告安定。周臣千等数人被扣押，社会部一职员受伤。事后卫戍总部发言人罗春波（政工处长）发表谈话，认为这个联谊会是非法组织，表示要严加取缔。

在这期间，南京还发生过一次震惊京沪的暴动案。2月上旬，卫戍总部召开了一次有军、警、宪负责人参加的会。警察厅厅长黄珍吾报告说：“最近在首都警察局中发现了秘密组织，宪兵第七团也有人参加。此案牵涉很广，最好由卫戍总部派负责人与宪、警两单位共同处理。”当时卫戍总部决定派政工处长罗春波负责处理这一案件。

卫戍总部稽查处（军统南京工作机关）发现孟士衡（东北籍人）活动频繁，并侦知孟是民革秘密组织的负责人，常出入光华门内大光新村2号吴士文家。东北籍特务秦范五与吴士文同住一个院子，并参加了孟等人的组织。2月7日据秦范五密报，2月6日晚上8时，孟士衡、吴士文、肖俭魁（又名肖成玉或振青，宪兵七团逃兵，据说曾到江北与中共江淮军区取得联系）等在吴士文家开秘密会议，决定发动一次5000人的暴动。行动计划是：控制飞机场；截断交通干线；扣留李宗仁及其他重要军政人员；成立南京人民解放委员会；迎接解放军渡江。他们决定以2000人在市内暴动，3000人迎接解放军渡江。2月9日孟士衡到上海。2月10日罗春波派政工处上校附员马志青（东北籍）追踪到沪。11日马把孟从曲友诚家骗出将其逮捕，并于11、12两日先后逮捕了肖俭魁、马骏名、吴士文、王鼎臣，15日逮捕了夏琫瑛等人。

在此案发现之前，警察厅厅长黄珍吾因送家眷南逃，用公家汽车将家具细软运走，被警察巡官扣留，《南京晚报》用大字标题报道了这一新闻。黄见报大发雷霆，勒令《南京晚报》停刊。经该报负责人找我转圜，才许复刊。黄因此怀疑警察局内部有问题，一面扣押和他捣乱的巡官，一面深入调查警察局内部的情况。后终于发现南京中区警察局局长马某及北区警察局局长刘某，均与孟士衡有联系，于是先后扣押局长以下10余人。同时，宪兵方面也扣押了宪兵第七团的下级军官和士兵20余人。4月4日，汤恩伯命令将孟士衡等人押往上海，交其总部处理。民革京沪地区负责人王葆真亦因此案牵连，在上海被汤恩伯扣押。5月9日，孟士衡、吴士文、肖俭魁等被汤恩伯、毛森杀害。

在国民党崩溃的前夜，嫡系部队也动摇起来。在2月至3月间的一个上午，张耀明对我说：“据稽查处（军统）方面的情报，四十五军九十七师师长王晏清有通敌嫌疑，请你约他来总部谈一谈。”我说：“王是军校学生，又是陆大毕业，必须谨慎处理，如果搞错了，将影响高级军官的情绪。”当天中午，我正在和王晏清谈话，忽接汤恩伯的电话，要卫戍总部把王扣押待查。我马上告诉王晏清，要他赶快逃走，然后用电话报告汤恩伯说：“王晏清已回师部去了，已电赵霞军长就近办理。”当天晚上，王晏清即以奉命过江演习为名，把部队拉跑了。因这支部队是由蒋介石的警卫师编成，天亮后国民党派飞机投下传单，王只带一部分人到达了江北解放区。赵霞因此被撤职查办，以卫戍副总司令陈沛兼任四十五军军长。此案发生后，国防部大为震动，蒋介石亲自从溪口打来电话查问。

4月1日，在国民党和谈代表团飞赴北平的同时，南京人心受到很大影响，南京各大专院校学生掀起了反征兵、反征粮、反征实、反美援、反假和平运动的浪潮。李宗仁曾召集了各大学校长及首都军、警、宪和国防部有关单位开了一个会。张耀明说：“我是不同意学生游行的。我主张把学生围困在学校里，以免出问题。”李宗仁不同意张的意见，他说：“我在北平就让学生游行，并未发生什么事故。学生们有一股热忱，你越压他们，他们反抗越强烈，给他们游行出口气，有什么关系。”国防部政工局长邓文仪在会上说：“学生游行，军官总队也游行怎么办？”李说：“让他们分开游行好了。”各大学校长大多同意李宗仁的意见。

3月下旬以来，军官收容所政治队的军官（由政工干部编成，邓文仪、罗春波直接操纵），不断同驻地附近的南京剧专学校学生的“活报剧宣传队”发生冲突。这些政工特务们常到剧专学校去捣乱。邓文仪不止一次表示，要以“群众运动对付群众运动”。因此，张耀明坚决主张使两者分别游行，以免冲突。张和邓文仪反复交涉，结果决定军官总队提前游行。

4月1日，各专科以上学校学生和职工1万余人举行游行，在这过程中并未发生什么事故。不料参加游行的剧专同学乘返校车至白下路大中桥时，竟受到驻在该地附近的军官总队特务们的毒打。其他学校学生闻讯赶来声援，并到总统府请愿，也遭到毒打。政大司机陈祝三当场被打死，尸体被特务劫去。我闻讯即到卫戍总部，见特务抓来了剧专师生数名，其中有教师陈仲宣。特务们气势汹汹地叫嚷：“抓到几名捣乱的共产党了。”我问明情况后，就下令释放了被捕师生。这一天，被伤害的学生达到200余名。张耀明星夜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控制电信，封锁新闻，并决定用“互殴”的说法来掩盖事实真相，推卸罪责。事后张耀明发牢骚说：“邓文仪给我们添麻烦，真浑蛋。”

4月16日，黄绍竑携带和平条款回南京请示。4月18日，程思远对我透露，李宗仁、白崇禧曾召集桂系重要人物黄旭初、李品仙、夏威、程思远等开秘密会议，听取和讨论黄绍竑关于进行和谈的报告。在会上，白崇禧坚决反对签字。李宗仁沉默许久，最后表示要向溪口请示才能决定。我听到这个消息后，便去找白崇禧（我与白是邻居）探问究竟。白说：“我们决不能在这个断送江山的条款上签字。”我说：“这个江山签字也完了，不签也完了。”白很严肃地说：“我们不签字，在将来的历史上就不负这个责任。”我未再说什么。

接着，我又去见李宗仁，李表示目前签字有困难。看他当时的意见，似乎在蒋介石控制下有不能签字的苦衷。李说：“我绝不会把战争带到广西去，我一定要对得起广西父老。”我曾幻想广西能有局部和平，内心颇为快慰，因为我的家眷正在广西宜山家乡。

在南京的最后日子

4月19日，李宗仁、何应钦在南京召集11人小组委员会，听取讨论黄绍竑报告赴北平和平谈判情况。次日，李、何联名电复北平中共方面，拒绝签订和平协定。这一消息传出后，南京局势发生了剧烈的波动。居民向外搬家的人越来越多，京沪火车及京杭汽车拥挤不堪。22日上午，京沪火车中断，搬家的人都涌向京杭汽车方面，就更增加了军队撤退的困难。浦口方面战况渐趋激烈，南京可以清晰地听到隆隆炮声。

这一天上午，蒋介石在溪口派吴忠信乘专机到南京，接李宗仁、何应钦到杭州去开军事会议。当天下午，卫戍总部接到汤恩伯全线撤退的命令，立即召开秘密会议。在会上，有人建议要二十八军工兵营在撤退时破坏下关火车站及轮船码头。我对此坚决反对。会上反复争论，最后张耀明同意了我的意见。张和我又研究了撤退后维持南京秩序的办法，决定成立一个临时组织。之后，张又悄悄地对我说：“有人劝我不要走。”我说：“你决定怎么办？”张说：“我不反对中共所提出的和平条件，但要我背叛老汉（蒋介石），我实在做不到。”当天晚上，张耀明到外面接洽后，决定请马青苑（张的朋友和同乡）出来维持过渡期间的秩序。深夜，马到卫戍总部来研究维持秩序的办法。张和我决定留一个营（欠机炮连）给马组成纠察队，保护水电厂（我接到首都电厂陆法僧厂长的电话说，保护电厂的宪兵已撤走了）及维持街上秩序。随之，我把留下来的郑营长介绍给马，并对全营官兵讲话。当晚，李宗仁、何应钦从杭州飞回南京，立即下达了紧急撤退的命令。

南京机关部队的撤退，原规定23日凌晨2时集合完毕即开始行动。但由于各单位争先恐后，道路拥挤不堪，至4时还走不动。6点钟左右才陆续移动，我们卫戍总部的部队到4时还挤在明故宫机场附近动弹不得。这时，李宗仁的汽车正好经过这里，他看见我，即要我过去。李说：“你不必随部队行动了，可以乘下一架飞机，先到上海再说。”我即和张耀明商量，他同意我先飞上海，要我先给他办两件事：一、帮助他的家眷尽快乘船到台湾；二、向汤恩伯报告撤退情况，并请示卫戍总部的部队如何处理。李宗仁的专机于上午9时多起飞，我也于上午11时左右搭空军司令部的运输机离开南京，径飞上海。

（本文选自《崩溃的前夜：纪念南京解放、建国四十周年专辑》,1989年版，原标题为《忆南京解放前夕二三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