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时，我17岁，已离家谋生，先在马来亚槟城《现代日报》做外勤记者，数月后，转到华侨小学当教员。教书之余，我参加了抗敌后援会领导的救亡活动，办工人夜校、办刊物、搞剧团，演戏、募捐，忙碌得很。那时，我非常喜欢阅读邹韬奋主编的《抗战》、郭沫若主编的《救亡日报》、艾思奇主编的《认识月刊》、丁玲主编的《战地》、周扬主编的《自由中国》、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以及《全民抗战》等报刊。从这些报刊里，我看到了许多反映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的情况报道，歌颂革命圣地——延安的通讯和诗歌。我还看到了许许多多进步青年、爱国志士、著名艺术家、作家、记者为了抗日救国，为了寻求真理，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奔向延安，参加抗战，参加革命。我心灵深处也不由地滋长了到延安去的愿望。

1938年上半年，《现代日报》总编辑曾圣提组织了华侨青年战地记者团回国采访。战友骆德露等人参加了记者团。他们告诉我，一到武汉就转去延安。为了去延安，我也申请参加记者团。结果因我年龄小，没有批准。从1938年起，当地华侨报纸不时刊载先期到达延安的我的朋友、同学的来信，报告他们在延安的生活情况，这更催促我把到延安去的愿望变为行动。

1939年初，我18岁，手头也积蓄了一些路费，可是怎样才能回国到延安？自己茫然无知。一天，我到槟城华侨筹赈会，打听如何办理回国手续，怎样走法。接待我的筹赈会总务庄明理同志，听说我要去延安，表示支持。他告诉我，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组织的第四批马来亚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包括汽车驾驶员和机修人员），即将在槟城集中出发，开往昆明，在滇缅公路服务，我可以随团前往昆明。他为我在服务团里安排了文书职务。这样，我就不必自己去办理护照等离境手续，我到昆明的全部旅费也由筹赈会统一解决了。《现代日报》总编辑方君壮知道我即将回国，约我为该报写通讯，并发给了特约记者证。

我准备回国的事，事先没有告诉家里，亲友也不晓得，直到我向服务团报到之后，才给家里写信告别。父亲接到我的信，立即从数十里外赶来看我。在场的许多人以为父亲会阻止我回国。其实不然，父亲说，抗日救国人人有责，我不会阻止他回国。我只是担心他人小体弱，人地生疏，怎么过活？我解释说，我是到延安求学的，那里是一个民主自由、团结友爱的新天地，不收膳宿费和学费，生活不必担忧。父亲听了，再也不说什么话了。当然，这是我自懂事以来第一次远离家门，眼看就要和自己的父母、弟妹、亲友、同学分别了，心情很激动，也很矛盾。经过一阵激烈的思想斗争，我还是按原定计划行事。消息很快传开了，我的亲友、同学，甚至一些素不相识的爱国侨胞，纷纷向我祝贺，赠送各式各样的礼物，如纪念册、钢笔、饼干糖果、皮箱、毛毯、棉毛衫裤、围巾等。

3月间，机工回国服务团出发了。槟城华侨筹赈会和全市华侨社团联合举行了盛大的欢送大会，隆重欢送自己的子弟回国参加抗战。许多爱国华侨代表在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热情洋溢的演说，反映了广大侨胞支援祖国抗战的决心和抗战必胜的信心。会后，身穿灰色中山装的服务团全体人员，踏着整齐、矫健的步伐，沿着主要街道，向码头挺进。沿街欢送的华侨人山人海。当地各族人民以同情、仰慕的目光观看这激动人心的场面。这是华侨抗日救国的大示威！这是华侨的光荣和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