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寇长驱直入，相继占领了北平、上海、南京、武汉等地，祖国半壁锦绣河山已沦陷。严重的民族危机促使中国人民日益觉醒。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兴起了抗日救亡民族斗争高潮。在抗日斗争的洪流中，广大人民群众从现实斗争中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才是民族抗日的先锋，中国共产党中央所在地——延安，则是领导全国人民抗日的中心。为了祖国的存亡，民族的解放，广大华侨青年和进步侨胞，不顾个人安危，从海外各地，跋山涉水，冲破层层封锁线，奔赴延安，奔赴祖国抗日战场，与全国人民同甘苦共命运。
1938年，马来亚柔佛“士乃”第一期司机回国服务团，有11人。团长是彭士馨。他们开着马来亚华侨捐献的一大一小两台救护车从香港来到延安。在他们的影响下，相继回国的华侨司机也有人到了延安。当时，给毛泽东主席开汽车的司机就是马来亚归侨梁国栋同志。他一直为毛主席开车，抗日战争胜利后，才随军赴前方解放区开展工作。
1938年，第一批泰国华侨回国服务团40多人，年纪都在20到25岁之间，他们都是汽车司机或修理工。团长是邢福瑞。他们的车队日夜奔驰在滇、蜀、桂等省之间，运输海外侨胞支援祖国的抗战物资。日寇占领越南之后，车队改道缅甸仰光滇缅公路，有的华侨司机就去了延安。
1939年，有4位泰国华侨青年教师，经越南河内回国，千辛万苦乘汽车从昆明经贵阳、重庆等地到达西安。八路军驻陕办事处为他们办妥参军手续。他们穿上国民革命军八路军的服装，戴上证章和符号，当他们经河南洛阳准备渡过黄河赴晋东南前线时，被国民党的宪兵扣留，关进集中营去受反共训练。他们不愿接受反动训练，其中一位华侨青年在集中营被折磨致死。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闻知，特派代表送花圈到集中营，向死难华侨表示哀悼。
同年有12位泰国华侨青年，由欧阳同志带领，因为广州沦陷，水路断绝，取道老挝、越南走陆路回国。在越南，我负责接待他们，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就为他们办妥过境手续，并买到火车票。他们很快便离开河内，由滇越铁路乘火车回到云南昆明。
在成都，我又遇见了他们。过了元旦后，他们在读书生活社书店的同志的帮助下，搭上邮局汽车驶向西安。当他们乘车到汉中时，被国民党当局扣留了。幸亏他们手持二战区阎锡山的护照，熬了几天后，才得以闯出鬼门关。为了节俭，他们顿顿吃大饼、咸菜，到西安时身上的钱已经快光了，只好到二战区西安办事处报到领饷。他们是冲破各种阻挠先到民族革命大学，最后才设法转到陕北延安的。
1940年，我和一位泰国华侨青年教师蔡兴同志，由成都辗转到重庆。在曾家岩50号中共办事处，受到叶剑英参谋长的亲切接见，并设法帮助我们通过关系，化装为国民党政府四行办事处（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家银行）的职员，搭乘国民政府军委会的专车，由重庆经成都、广元等地到宝鸡。由于有军委会的通行证和押车员的“庇护”，比较顺利地通过了沿途国民党宪兵的盘查。由宝鸡转乘陇海线火车到西安，我们又利用同车的国民党官员的关系作掩护，在西安车站避开了宪兵的检查，安全到达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八路军办事处的负责同志对我们非常关心和信任，当天即安排我们住进办事处的招待所。
1940年7月1日前夕，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3位老同志，从大后方来到西安，他们也是等候汽车赴延安的。适逢“七一”中国共产党建党19周年纪念日，他们给办事处和招待所的全体同志做报告。董老是中共建党的创始人之一，林老是以中共党员之身份参加国民党的元老，徐老又是毛泽东同志少年时期的老师，他们以亲身经历讲述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既通俗易懂，又非常深刻，使大家增强了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仰和抗战必胜的信念。我们这些从海外归来的华侨青年，更是激情满怀，坚决要求到前方去杀敌。林老得悉后，特别接见了我们几个华侨青年，语重情深地对我们这些一身毛孩子气的华侨青年说：“抗日有很多工作要做，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反映抗日根据地的真实情况，这些工作都很重要。你们归侨都有海外关系，做海外的宣传工作条件很好。”林老看我年少，对我说，你还要好好学习，要向海外侨胞做抗日救国工作。随后又问我们有什么困难，需要什么帮助？我们听后很感动，很受教育。
当时，著名音乐家冼星海同志，从延安来到西安，他是准备赴苏联治病的。他住在办事处时，每晚都教大家唱他谱写的革命歌曲，如《黄河大合唱》《青年进行曲》《游击队之歌》等，使我们受到很大鼓舞。在纪念“七一”的晚会上，我们几个华侨广东同乡和他一起用粤语合唱《打倒日本鬼》。会后，我们几个广东同乡还自己出钱，请厨房为我们炖鸡聚餐。1945年，冼星海同志因病逝世于莫斯科，延安鲁艺为星海同志举行追悼会，我曾陪同林伯渠和李维汉同志前往参加。
南洋华侨回国慰问考察团的率领者、著名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冲破很多阻挠赴延安慰问后，国民党反动派对延安的封锁更严了。他们在陕甘宁边界沿途处处设防，封锁进步人士赴延安，还在四川广元和陕西汉中、宝鸡等地加派懂粤语的广东籍宪兵，盘查北上的华侨青年。我们这些赴延安的华侨青年和诸老，不得不在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停留了几个月。因为招待所拥挤，我们一度搬迁到西安城郊，住在农田地底下的土窑洞里。土窑很潮湿，不少同志都长了湿疹。林老经常来看望我们，还找我去单独谈话，鼓励我安心等待。大约等了4个多月，形势稍缓和，诸老和一些体弱的同志才乘几辆大卡车从西安出发赴延安。我们一些年轻力壮的，则编到从前方归来的伤病员和军属的队伍中，步行北上赴延安。对我们这些从未长途行军的华侨青年来说，实在是一次严峻的考验。为了避免国民党反动派的盘查阻挠，我们天不明就起身出发，绕道城郊走，不经过城镇街道。夜晚住宿在郊外骡马店的马棚地上，耳闻马嚼草声，鼻嗅马尿屎味，通宵达旦睡不好觉。黎明出发时，天气寒冷，大家又无棉衣，只好披条薄棉被挡风。过护城河时，为了照顾女同志，我们一些青年不顾天寒水凉，主动组织起来，抬女同志过河。从西安到延安大约800里，经过三原、耀县、同官、宜君、中部、洛川等县城，我们仅步行了14天；而诸老乘坐汽车走大路，由于沿途经常受国民党反动派盘查阻挠，也走了十余天才到达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