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938年初冬，大队安全抵达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在这里，我们兵分两路，一批渡黄河上山西前线去，另一批去延安。

我和人数不多的一批人乘坐一辆载货的卡车，经过国民党区的三原、铜川等关卡，在一个大雪天到达延安。在离延安还很远的地方，就看到那座巍巍矗立的宝塔，像“自由之神”正展开双臂，迎接天宫仙女散下来的铺天盖地的洁白“梨花”。当天晚上，我就寄住在宝塔山下的窑洞里。经过中央组织部同志的谈话后，我带了介绍信，背起行李，步行到了桥儿沟天主堂，这里就是中央党校校址（后来成为鲁迅艺术学院院址）。

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我有机会聆听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刘少奇、洛甫（张闻天）、陈云、邓小平、邓发等同志的讲话、报告和讲课。如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陈云同志的《共产党员的标准》等，当时听起来使人非常振奋，因为这些理论，都是做一个高尚的共产党员必须具备的起码的马列主义修养。当时党校的许多课程，都是经过斗争实践总结出来的，事例生动，有深刻的教育意义。

1939年夏，我被调到党校总支宣传部工作，在谢觉哉的领导下主编《党校生活》。那时每期都有谢老一篇思想性很强的文章。谢老文章的风格是短小精练，深入浅出，说服力强，我们都爱看。

自1939年起，日寇加紧进行诱降活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它的反共同投降活动密切配合，在陕甘宁边区周围修筑了5道防线，西起宁夏，东至黄河，南沿泾水，绵延千里，主要关口要道都布置重兵和特务机关，妄图封锁断绝边区和外界的交通联系，并集结大军随时准备进攻边区。当时中央党校的生活相当艰苦，吃、穿、住都很差，严重威胁着我们的学习和生活，因此必须自己动手准备木炭，以保证冬季取暖问题。副校长谢觉哉号召我们自己动手解决困难，达到丰衣足食。全校教职员工和学员都积极参加开荒生产运动，我也参加了从延安到劳山背木柴的劳动。出发时天未明，回来时披星戴月。体力较强的人要进出山背两趟木柴，头一次进山背一批出来放在大路旁，再进山背一批，然后一块运回延安。从延安到劳山来回，再加上两次进出山，里程共有百八十里左右，肩上还背着六七十斤的硬木柴，这种劳动量对一个“洋包子”青年来说，确实不简单。在开荒生产运动中，我曾发生过一次意外事件。有一次上山收割谷子，由于背得过重，山坡又陡，一脚踏空，从半山坡直滚下去，幸亏下面只是1米多深的小山沟，如果是个深沟可能就完了。

1940年秋，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和随员侯西反、秘书李铁民，经过长途跋涉，克服了国民党特务的各种刁难和阻挠，到达延安。陈嘉庚先生的爱国精神和他对爱国兴学的贡献，是大家所称道、景仰的。延安各界热烈欢迎陈先生的到达。在欢迎晚会上，我曾为毛主席和陈先生做翻译。毛主席请陈先生提意见，陈先生对延安的风气，特别是艰苦奋斗的精神，抗战的正确主张赞扬备至。陈先生的话语出自肺腑，非常恳切。陈先生也很关心在延安的华侨青年，问他们的学习、生活和参加生产劳动等情况。他也曾问我是如何从菲律宾到延安的，并说起跟随他来延安的国民党特务不懂闽南语，对他的谈话和活动都不了解，无可奈何。毛主席也问起我在菲律宾的情况，他风趣地称我为“洋包子”。当时我的名字叫“卜一”，毛主席说，你的名字三划太简单了，一看就是假的。这实际是对我的批评，提醒了我不要自我突出，要通俗化，尤其是在白区工作时更要小心。后来离开延安到东北，我就不再叫“卜一”了。

为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延安各单位都推选模范青年，我在中央党校也被选上了。记得在纪念会上，毛主席亲手颁发给我一枚模范青年纪念奖章。接到这枚奖章，我心情非常激动。这奖章虽经十年浩劫，几经抄家，但迄今仍然保存着。党中央和毛主席当年非常重视青年工作，对青年寄予希望和爱护。毛主席在《青年运动的方向》这篇文章中提到：“全国各地，远至海外的华侨中间，大批的革命青年都来延安求学。”“他们在学习革命的理论、研究抗日救国的道理和方法。他们在实行生产运动，开发了千亩万亩的荒地。……他们真是抗日救国的先锋，因为他们的政治方向是正确的，工作方法也是正确的。所以我说，延安的青年运动是全国青年运动的模范。”延安青年和各抗日根据地的青年就是朝着毛主席所指引的方向前进的。

在中央党校，我的同学和校领导中有许多红军老战士和长期在白区做地下工作的老同志，他们都有不同的斗争经历和经验，能够和他们聚集一堂互相交流经验，探讨学问，真是难得的好机会。当时我经常接触的教务长刘芝明同志，他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文学方面的修养，以及为学的态度，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党校校长邓发同志，是大家所熟悉的党的优秀领导者之一。他出身海员，精明机智，平易近人，热情好客，经常带着爽朗的笑声。他经过长期的革命磨炼，刻苦自学，文化水平和马列主义思想水平很高，讲课、做报告时，语言精彩，滔滔不绝，是个宣传鼓动家。我当时就住在他居住的窑洞附近。记得初次见面时，我们用广东话交谈，他一听就说我是四邑口音。其实我是闽南人，因过去同开平、台山人接触多些，多少带点四邑口音。他偶尔自己做白斩鸡或炖狗肉时，也叫我一起分享。我是在延安成家的，我的爱人闵自强也是参加护士大队一起从重庆到延安的。我们结婚时，邓发同志参加了我们的婚礼，讲了祝愿和勉励的话。1940年，中央派我去海外工作前，邓发同志专门找我长谈，从国际形势、党的方针政策，到应该注意的问题都一一谈到了，他语重心长的叮嘱，给了我很大的教育和鼓舞。之后，余光生同志（他当时是洛甫同志的秘书）也找我谈话。真巧，我和余光生同志竟是未曾见过面的“笔友”。1935年至1936年间，他在纽约《美洲先锋》报工作，那时，我经常为该报写些菲律宾通讯、诗歌之类的东西，我们有过稿件和书信的接触，他当时叫余新日。一谈起这段经历真是一见如故，同志感情格外亲切。离开延安前，洛甫同志也找我谈了话，并一块会餐送行。

时届秋天，为了党的事业，我和爱人忍痛话别，以八路军少尉名义，随董老离开延安，经西安向大后方进发。同行者还有茅盾（沈雁冰）等同志。一路上，走走停停。当时局势很紧张，国际上，德、意、日法西斯进一步勾结，大搞军事同盟。国内，国民党疯狂加紧防共、限共、溶共等活动，这就是1941年1月皖南事变的前夕。我们一行终于不得不停留在离宝鸡六七十公里的一个小乡村里，这里原设有八路军兵站。逗留期间，除了学习就是锻炼身体。很久没吃过小麦面馍馍，居然能在这个小乡村吃到。可是没有青菜，只有红辣酱，不管如何，这对我们来说已是美滋滋的了。夕阳西下时，三两成群到附近的河边散步、谈天。茅盾同志也常和我们一起散步，他用浓厚的浙江口音讲新疆见闻，对我来说，听他的话颇感吃力。他给我们讲天山南北气候的惊人差异，新疆的风土人情，真是别有一番滋味，至今记忆犹新。茅盾同志很喜欢在河中拾小石子，挑选有色的和形态好的小石子带回来。有一次，他不慎跌到河里，好在河水不深，我把他扶了起来。那里山林景色虽然幽静迷人，但我们更关心时局的发展。董老则一直忙他的大事，我们总避免去干扰他的工作。最后，得到中央的指示，董老、茅盾等少数同志继续前进，其余的同志包括我在内，奉命返回延安。当我们抵达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时，时局更为紧张，办事处的同志要我把随身所带的出国证件、照片等全部留下来交办事处代为保存，以利我路上过关卡时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