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侨炮兵黄登保

王唯真[1]

“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50周年前夕，我访问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原炮兵副司令员黄登保同志（现任全国侨联副主席）。他原籍厦门乐山，青少年时期曾经在鼓浪屿英华中学就读，后侨居菲律宾中部维沙颜群岛的龙马地市。1938年，他同一批华侨青年回国参加抗战，经廖承志同志介绍赴延安参加八路军，是我炮兵部队早期的一名军官，抗战期间曾经转战敌后，接着在南泥湾屯垦，并参加创建了炮兵学校，几十年来为中国革命立下了卓越的功勋。今年他69岁，体魄强健，精力过人，现在正致力于协助编写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史，同时兼任全国侨联副主席，不辞辛劳地为侨务工作奔波，被同志们亲切地称为我们的“华侨炮兵”。

在这次采访中，黄登保同志侧重对我谈了当年他从海外奔赴延安的那股劲是从哪里来的，以及参加八路军后他同炮兵部队一起战斗成长的情况。他说：

首先还得从在鼓浪屿上英华中学的时候说起。那时候，我的父亲在菲律宾谋生，供我在国内读书。1931年我上英华中学，当时选读这家著名的教会学校，主要是希望把英语基础打好。可是“九一八”以后国势日下，亡国奴的阴影蒙在爱国学生们的心头，英华中学的学生也不例外。在那国难当头的年月，厦门地下党非常活跃，号召抗日救国的标语不断出现，英华中学校内也贴出好几张。在这同时，国民党军警加紧对共产党的活动进行镇压。当时我对共产党还不了解，但看到他们主张抗日救国，看到被捕的党员在押送监狱或刑场的途中昂首挺胸毫无惧色，心里开始埋下了对共产党的敬佩之情。

1935年，由于家庭经济困难，我渡海赴菲律宾中部的龙马地市，这是靠近菲律宾中部大城市怡朗的另一个较大的华侨聚居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下，当地的华侨社会经济也是一片萧条，多数华侨的日子很不好过。加以国难当头，寄人篱下，华侨爱国学生的心情都很压抑。我在当地学校学不下去，干脆去当店员，业余参加救亡活动。我身体不错，很能吃苦，工作尽心尽力，为我日后能适应艰苦的战争环境，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国共两党实现合作抗日，华侨社会一片欢腾，尤其是华侨青年学生、店员和工人，抗日救国的热情特别高涨。大家深感：只要抗战，中国就有希望，只要抗战，民族就能复兴。因此，华侨热血青年们一方面全力投入声势浩大的抵制日货运动和捐款捐物支援祖国抗战的活动，一面想方设法寻找门路回国参战，决心以自己的生命和鲜血报效祖国，把到处奸污烧杀的侵华日军坚决消灭掉。就在这样的背景下，1938年我同戴行伍、张超然、高明轩、吴道真、董克等一批怡朗市的华侨青年来到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经由王雨亭同志介绍到香港找到廖承志同志，再由廖承志同志介绍我们到延安，终于实现了我们踏上抗日战争最前线的愿望。

到延安之后，我同来自南洋各地的一大批华侨青年，先在陕北公学学习了3个月。在这期间，我们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史、《论持久战》等，懂得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侵华战争，是一场反革命的、非正义的战争；而我们方面所进行的，是一场民族民主革命的正义战争，只有以革命的正义战争，才能战胜反革命的非正义的战争。就这样，在陕北公学的3个月学习中，我在政治思想上实现了从爱国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目标更加明确，战胜日寇的信念更加坚强。在这基础上，我申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陕北公学毕业之后，我急于上前线，就又申请上了抗日军政大学。1938年12月，随抗大一分校开到晋东南，在敌后战争环境中学习了半年。毕业分配时，组织上为了照顾华侨，把我分到后勤部队，我不同意，坚持要上战斗部队，于是找了抗大分校何长工同志。他说，八路军总部成立一个炮兵团，正需要人，你愿意去吗？我说：“太愿意了！”从此我到了炮兵部队。

炮兵团的团长是朝鲜族的武亭同志，他早年在日本士官学校，学过炮兵。政委是邱创成同志。他们都参加过长征。炮兵团在前方成立教导队，培养炮兵骨干，学员相当一部分是从抗大招收的，他们当中有参加过长征的红军战士，也有新参加八路军的革命知识分子，其中还有一位我在英华中学时候的同学张尔登。我们边打仗、边学习，学的课程主要是炮兵专业，还有弹道学和数学等。利用旧庙当教室，冬天很冷，听课的时候脚都冻僵了。炮兵团教导队的主要教官是沈毅同志，他是江苏人，法国留学生，在国民党部队里当过少将，经周恩来同志介绍参加了八路军。其他教官也有原国民党的炮兵教官，和新参加八路军的原国民党炮兵学校的毕业生。所以同志们开玩笑的时候说，抗战初期的炮兵是国民党教共产党。

炮兵团里的原红军干部战士战斗经验很丰富，作战英勇顽强，又特别能吃苦耐劳，我深受影响，克服了自己的知识分子气和对北方寒冷气候不适应的困难，重活脏活抢着干，越是危险越向前，逐渐地我也变得能吃苦耐劳。在边学习边打仗的过程中，我先被任命为“驭手班”班长。当时每一门大炮有两个班：第一班是炮手班，第二班是驭手班。其中驭手班最艰苦，边打仗，边调教马匹，喂养牲口，休息、睡眠时间较少。可我总是竭尽全力去完成任务。在驭手班战斗了半年多之后，我被提升为排长，并被选为模范共产党员。

百团大战中，我们缴获了一些日军大炮，可是马匹少，弹药也少，面对日军越来越频繁的“大扫荡”，缺马少弹的大炮反而成了部队的累赘，我们只好在敌人“扫荡”前把一些大炮埋掉。由于百团大战后，日军主力回师敌后，对我重重包围，反复“扫荡”，在那以游击战争为主的历史时期，山炮在敌后活动越来越困难。因此，1941年3月，中央决定把炮兵团从太行山区暂时撤回延安，只留一个炮兵连在敌后。命令下达之后，彭德怀同志要求晋东南一二九师派两团兵力掩护，贺龙同志从晋西北派两个团接应，炮兵团经过一昼夜的急行军，顺利通过同蒲路，经晋西北渡黄河回到延安。全团有100多匹马，带回12门大炮，战斗人员八九百人，包括二三百名干部。

炮兵团回到延安后，同三五九旅一起开赴南泥湾屯垦，同时进行培训干部和练兵。到南泥湾后，邱创成政委任命我当炮连连长。在那里的几年中，我同干部战士一起，泥里来雨里去，同耕种，同训练，官兵互教互学，亲如兄弟。1944年，蒋管区一批记者和外国记者一起到南泥湾参观，炮兵团为他们作了实弹表演。只见一名炮手，手扶迫击炮筒，凭目测对目标进行射击，百发百中，参观者看得目瞪口呆，中外记者都作了报道。这位“神炮手”就是赵章成同志，60年代任过炮兵副司令员。他是河南人，在旧军队当过炮兵，参加红军后作战非常勇猛，屡建奇功。长征中红军飞渡大渡河时，他用几发迫击炮弹就击毁了对岸敌军桥头堡，为渡河立了大功。他创造的手扶和人背迫击炮筒“简便射击法”，为战争史上所仅见。在南泥湾，他培养出成批迫击炮干部，在随后的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1944年秋，中央决定以炮兵团为基础成立炮兵学校。经过短暂的筹备，1945年1月炮校正式开课，第一任校长是郭化若同志，后由朱瑞同志接任。学员共1000多人，来源包括从抗大总校、分校学员中选调和从延安各机关单位选调。当时我参加了选调工作。这批选调学员，后来许多人成了很优秀的炮兵人才。例如在解放海南岛的战役中，创造了战争史上没有过的帆船大炮重创国民党军舰战例的炮兵指挥员黄宇同志，就是当时我从延安青年艺术剧院美术组选调来的。炮校举行开学典礼时，仪式很隆重。中央派朱德等同志前来参加典礼，在会上提出，我们的炮兵部队将来要发展到30万人。后来果然做到了！可见中央当时非常有预见性。如果不是当时即迅速成立炮校，争分夺秒地高速培养出一大批炮兵指挥人才，那么，在日本投降之后，我们就无法使用从日军手里收缴来的数量惊人的大炮。而如果没有这批大炮，我军要对付蒋军机械化部队的进攻，要攻夺城市重镇、打消灭敌军几十万人的大战役，就根本不可能。

……

日本投降后，黄登保同志随同炮兵学校校长朱瑞同志等日夜兼程奔赴东北，收缴了日本关东军的大批大炮，着手组建能打现代化战争的我炮兵部队，配合步兵粉碎了蒋介石从缅甸远征军调来的美式机械化精锐部队，参加了三下江南、解放四平、辽沈战役、平津战役，一直打到广州。新中国成立后，黄登保同志于50年代初赴朝鲜参战，1953年到南京军事学院创办炮兵系，接着出任炮兵副参谋长、炮兵副司令员等职。黄登保同志同我谈得非常亲切。说来他还是我的同学，1931年他在英华中学读书时，我正好在英华小学初小二年级。1938年，他同高明轩、董克等同志回国参战途经马尼拉时，去看望过我父亲。当时我见到过他们，虽不相识，但他们回国参战的壮举，对我影响很大，对于我后来跟随他们的足迹奔赴延安，起了很大作用。

在结束这次谈话之前，黄登保同志说：华侨非常热爱祖国。我回国参战这段经历，可以说没有给华侨丢脸。但是更重要的是，我回国找到了共产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句话对我个人来说，体会特别深刻。在半个世纪前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关头的时候，如果不是共产党领导全民抗战，要战胜强大的日本法西斯侵略军，是不可能的。要成立由人民当家做主、不受外国势力控制摆布的新中国，也是不可能的。我们的胜利来之不易，愿海内外炎黄子孙，为祖国的统一大业和繁荣富强，继续贡献出我们应尽的力量！

1987年6月

[1]作者曾任新华总社国际部副主任，现任新华总社党组纪律检查组副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