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洛克音乐:1580-1750年的西欧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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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坚持

十七世纪意大利教堂中最经常听到的音乐是素歌,和从十个世纪以来的传统一样。虽然每个教堂都有一个素歌唱诗班,但只有少数使用复调音乐(多声部)用于每日的基本仪式。

素歌之外最经常添加的部分是管风琴。管风琴弥撒的理念和表演在第三章中已经论述过。既然每个教堂都雇用一名管风琴师,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常规弥撒和晚祷圣母颂歌中用管风琴演奏短诗曲来与素歌交替,以及在弥撒的举扬圣体式和圣体经或其后用坎佐纳、利切卡尔、托卡塔代替进台经、升阶经和奉献经,并在晚祷时取代交替圣歌,都是对无所不在的圣咏的很常见的补充。

一种经常由素歌唱诗班或者“卡贝拉”演唱的简单的多声部音乐叫“法索伯顿”[falsobordone],这是一种无伴奏演唱诗篇的方式。在和声上,它在素歌诗篇歌调的吟诵音处使用和弦,并且在每一诗篇诗节停顿的冥想和停顿模式处运用简短的终止乐句。虽然这些和声效果也能是即兴完成的,但是从十六世纪晚期到十七世纪初有很多写出来的例子。乔瓦尼·瓦伦蒂尼(Giovanni Valentini,1582/83—1649年)1618年的第六诗篇歌调就是一例,参见谱例4-2。原始的素歌传统的第六诗篇歌调见谱例4-1,使用的是诗篇第109首的第一句词,经常在晚祷中演唱。你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第六素歌诗篇歌的传统都保留在了瓦伦蒂尼的“法索伯顿”两端的吟诵音A和结束音F之间。他的“法索伯顿”模式在出版时没有歌词,并且可能被用在了所有诗篇的演唱之中。只要当诗篇语句没有一个预设的长度,那么不同数量的音节就可以配以谱例4-2所示的第1至4小节的和弦唱出,位于圣咏模式的吟诵音处。在实际运用中,“法索伯顿”模式可以用于重复诗篇语句,或者以素歌诗篇歌调的模式交替演唱。诗句音节的节奏可以根据歌唱者对于拉丁语发音的理解决定,而不用遵循某种节拍或稳定的拍子。“法索伯顿”可以追溯到十五世纪晚期,并在大约1650年前后不再使用。然而,直到最后几十年它还在被广泛的使用,可能是因为它与十七世纪初通过自由节拍说话式的演唱的美学表现相一致。出于相同的原因,作曲家经常在他们的宗教作品中为人声和管风琴部分增加一些类似“法索伯顿”的乐句,从另一些方面也与其他体裁的规范一致。

谱例4-1:第六诗篇歌调配以诗篇第109首的第一句词

谱例4-2:乔瓦尼·瓦伦蒂尼为第六诗篇歌调设计的“法索伯顿”(1618年)

十七世纪天主教会晚祷在礼仪和音乐表演中的情况

另一种有着悠久历史的宗教音乐传统是“心智对位”[contrapunto alla mente],这是一种半即兴的表演,也叫sortisatio。它处于正式作曲的范围之外,并与十七世纪初对自发性的偏好相符。在意大利的一些最有威望的“卡贝拉”中,特别精致的“心智对位”由三名或更多歌手即兴创作出来,他们在一个低声部慢速平稳的定旋律之上加入快速加花的声乐旋律。这里是阿德里亚诺·班基耶里在其《音乐文稿》(1614年)中对这种实践所说的话:

在罗马的教皇的小教堂、洛伦托的圣母楼和其他无数小教堂中,当他们演唱在一个低声部之上的“心智对位”时,没有人知道他的同伴要唱些什么,但是他们都在某种限定下自身达成一致,创造出一种最优美的声音。一般的规则是,如果有一百个声部(假如说)同时在一个低声部基础之上演唱,那么他们也将是和谐的。那些不好的五度、八度、和声外音和不协和音响都是创造“心智对位”的真正效果的装饰音。

随后,班基耶里给出了一个歌手之间“在某种限定下一致”的例子,并且转变成一个写出的“心智对位”实例的说明:

1.来源于素歌的低音部是在谱面上记出的……并用全音符标出,因为它必须每一小节唱一个音符。
2.定旋律与独唱的女高音声部融合在一起,并用需要的二分音符、四分音符、休止附和八分音符制造一种所希望的下降的效果。而这个女高音声部也是被确切记在谱面上的。
3.类似地,在相同的(低音)定旋律之上,男高音声部被记出是为了制造旋律上行的效果,并且音符使用类似女高音声部。旋律也这样被记在谱面上。
4.剩下的是女低音声部,可以使用切分音符,也就是说,全音符在低音之上在重拍上用三度或者五度演唱,或者用二分音符上行或者下行大跳。这个声部也被这样记出。

班基耶里的说明可以在谱例4-3中得以验证,其中上声部流动性的乐段体现了罗马作曲家乔瓦尼·博纳蒂诺·纳尼诺(Giovanni Bernardino Nanino,约1560—1618)的另一部十七世纪早期文献中论述的“心智对位”。纳尼诺给出了很多基于定旋律音符之上的创作程式,按照它们适合于伴随低音定旋律中每种可能的上下行音程或重复音来组织它们。这种类型的乐段经常可以在十七世纪经文歌中找到,并且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种同时演奏的经过句或这种减缩的运用产生出十七世纪早期音乐创作模式基本的、持续的变化。

谱例4-3:班基耶里对于“心智对位”的说明(1614年),完成了G.B.纳尼诺约1600年前后写下的运用程式

与十六世纪杰出作曲家相关的“阿卡贝拉”(a cappella,“为卡贝拉而作”,现一般理解为“无伴奏合唱”)风格一直延续到整个十七世纪。但是,或许不应该把它自动地与蒙特威尔第所称的“第一实践”相关联。“阿卡贝拉”音乐自身也有风格上的发展。佛罗伦萨主教堂乐正马尔科·达·加利亚诺(Marco da Gagliano,1582—1643)专为人声演唱创作的圣周的应答圣咏《我挑选的葡萄园》(Vinea mea electa,A.26)就是这种音乐发展的一例。在这段音乐中,十七世纪典型的对于朗诵性的重视在音高重复和第2小节一系列的切分和弦处显得很明显,这种运用使得节拍和节奏立刻变得模糊。与帕莱斯特里那的这种“第一实践”的最好例证明显不同的是,减四度音程的三次大跳(第26、27小节),减五度的旋律线条(第30小节,第一男高音声部)、自然F音和升F音之间的交叉关系(第30小节)和几乎没有掩盖的平行八度的使用(中音和低音声部的D音到B音,第30—31小节)。

十七世纪,大量的“阿卡贝拉”音乐在罗马被创作出来。最具代表性的作曲家当属奥拉齐奥·贝内沃利(Orazio Benevoli,1605—1672),他从1646年开始直到其去世,担任圣彼得教堂的乐正。他创作的“阿卡贝拉”弥撒和经文歌与帕莱斯特里那的创作在和弦观念上分道扬镳,他的创作较少依靠模仿手法,运用程式化的重复模式,强调音乐织体上的对比和夸张的交替写法,采用最多六个合唱队和二十四个独立声部。

另外,十七世纪初意大利的“阿卡贝拉”教堂音乐展现了一些音乐风格上的其他变化,例如频繁的终止、对于歌词的音乐诠释和表现、扩展式的三拍子和咏叹式的乐段。认为这种音乐仅仅是帕莱斯特里那的“第一实践”的延续是一种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