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上的音乐史研究:胡乐的传来及其历史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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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丝绸之路上的音乐是一个古老的课题,历时千年之久,延绵几万公里,是一个多层面并且十分复杂的研究课题。从陆上丝绸之路发展的动向看,可分为丝绸之路的前端(印度、西亚、中亚地区的早期音乐)、中段(我国新疆、河西走廊至中原地区)与丝绸之路的下游(朝鲜、日本)。但是纵观这项研究,在我国过往的研究中,大部分是集中在上述的中段部分,对于我国这一时期音乐的“来龙”与“去脉”大都不够清晰,缺乏理论上的整体建树。本研究的五部系列专著从整体到局部,试图较全面地反映丝绸之路上音乐历史的原貌,在大量文献史料的基础上,对丝绸之路的上、中、下游地区作了深入的实地考察,以第一手史料为基准,紧紧扣住音乐实体的乐人、乐器、乐律、乐谱、音乐制度以及音乐现象,多棱角、全方位地展示出一个立体的、较全面而又真实的丝绸之路音乐史实。

丝绸之路上的音乐文化是一个民族迁徙、社会变迁、文化交汇等复杂多元的研究对象。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字大国,传承着大量的文献史料,同时还留下了墓葬文物、佛教洞窟中的雕塑、壁画以及汉代以来的砖画像等。但是西亚、胡乐人没有为我们留下多少文字史料,这也是我国在以往研究中比较欠缺的重要原因。本研究团队为弄清丝绸之路上的音乐现象,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展开调查,不仅立足于中国的历史文献史料,还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考察。首先,近年来我们连续多次从上海出发,驱车对河南、陕西、山西以及甘肃的张掖、武威、敦煌等国内的佛教洞窟和沿途的博物馆进行深入调查。其次,又对丝绸之路的前端印度展开实地勘查。我们的考察从印度北部的新德里至中部的孟买,其中包括印度德里、阿格拉、瓦拉纳西、奥兰加巴德、普纳、纳西克、孟买等七个城市的十余个石窟寺、博物馆、历史遗迹等展开历史调研和资料采集,包括了对阿旃陀石窟群(Ajanta Cave,公元前2世纪—公元7世纪)、埃洛拉石窟群(Ellora Caves,公元7世纪—11世纪)、新德里的印度国家博物馆、孟买的威尔士王子博物馆等与丝绸之路有着密切关系的上游文化遗址进行深入的实地调查。再次,还对新疆地区的和田、喀什、龟兹、吐鲁番等地的大量石窟、博物馆进行调研、考察。同时,多年来对日本的正仓院以及散见于日本各大音乐院校以及音乐机构、博物馆、图书馆所藏音乐古籍资料展开大规模的调查、整理,收获了大量的一手资料。此外,多年来我们收集了一百多部8世纪以来的琵琶谱、筝谱、笙谱、横笛谱、琴歌谱等流失于海外的我国古代乐谱,近两万页高清扫描电子文本的一手原始资料,与此同时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古谱网站(中国与东亚古谱网站:http://ceanotation.www.shcmusic.edu.cn),为此项研究建立了扎实的史料基础与可靠的数据库,为构建丝绸之路音乐的研究做好了基础性准备。

这次与大家见面的“丝调之路上的音乐史研究”系列丛书有以下五部专著:《胡乐的传来及其历史迹象》(赵维平著)、《西亚音乐文化的历史、演进与渗透》(王雅婕著)、《石窟艺术与音乐造像表现》(刘文荣著)、《中国古代琵琶、阮咸文献索隐》(张晓东著)、《中亚粟特人及其乐器研究》(吴洁著)。他们以单列专著的形式集中展开对这一领域的音乐与历史现象的研究,以原始文献为基础,结合实地考察,从文献学、图像学、考古学、宗教学等多视角,揭示丝绸之路上真实而立体的音乐史现象,期待为这个领域的研究建立一个新坐标。

丝绸之路上的胡乐人在历史上是一些鲜活存在并为中原音乐的展开做出实质性贡献的人群。大唐十部乐中的八部是外来乐,我国仅有燕乐、清商乐两部;唐俗乐二十八调的形成受到北周苏祗婆带来的五旦七调的深刻影响;汉代以来琵琶、箜篌、横笛、筚篥等外来乐器极其活跃;汉后胡文化在统治者的喜好下便大势进入中原盛行一时,《后汉书·五行志》载:“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此服妖也。”所谓“胡舞”,在此泛称西域外来胡人歌舞。综上所述,外来胡乐人在丝绸之路上对中原音乐文化的形成做出了巨大贡献,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然而由于史料记载的缺乏和音乐形态的历史变迁等原因,这些外来乐器、乐调、乐人、乐谱等究竟来自胡地何方?这些音乐是怎样演奏、变迁的?与中国本土音乐又是怎样结合的?这些问题的研究还欠深入,不尽人意。此外,由于诸多原因,西亚音乐的研究在我国一直十分贫弱。但历史上的安国、康国、粟特人以及后来的伊斯兰音乐等又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对我国的音乐文化产生深远影响。那么古代西亚、中亚以及后来所形成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中有哪些乐器、乐种、乐人等传入中国并产生怎样的影响,同样进入了我们的研究视野。此外,随着丝绸之路的开启,琵琶类乐器率先传入我国,并对我国的音乐史发展产生极大的影响。然而,尽管在历史文献、佛教的洞窟壁画、出土文物等史料中留下了诸多记录,但是至今为止在这类乐器的历史形态、乐调、乐律、乐器的材料、演奏法等问题上仍然存在着诸多模糊不清、莫衷一是的观点与见解,给我们重构历史音响带来困惑。本研究试图将从汗牛充栋的历史文献里所隐藏的蛛丝马迹中剥茧抽丝、披沙拣金,追寻出琵琶、阮咸类乐器的历史真谛,展露其真实面貌。古代丝绸之路是一条以佛教为载体承载着巨大的文化内涵的艺术宝库,从印度、中亚延伸进入中原。佛教徒们沿途凿窟建寺传授佛经,同时从洞窟中的壁画、塑像中也传达出丰富的思想内容与艺术内涵,我们可以看到龟兹的克孜尔石窟群、吐鲁番的柏孜克里克石窟群、敦煌莫高窟、榆林石窟、麦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等佛教的艺术足迹。在这些石窟和寺院中,大量的不同时期壁画、雕像、石刻传递出佛教深邃的文化与思想内容,其中音乐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们与我国的历史文字记载不同,是直观可视的,并带有场景、故事描述,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也是研究丝绸之路音乐不可或缺的内容。长久以来,在史学研究中,图像学一直重视不够。近年来逐渐得到其应有的学术地位,配合文献与出土文物,逐渐还原历史真相,成为史学研究中重要的分支学科。这里,本研究以中国段佛教洞窟音乐为核心,涉及佛教与洞窟寺院的文化关系,佛教与音乐的关系、音乐画面在洞窟中的分布、位置以及表现形式等,全面深入地对佛教洞窟音乐展开研究。其次,粟特人在古代丝绸之路上的活动值得关注,但是由于粟特人音乐活动的行迹在我国的史籍中缺乏详细的历史记载,这项研究还没有得到系统全面的展示。我们从历史学、胡汉交流史等其他领域的研究成果看,粟特人是一支十分活跃且在中原生活历时漫长的部落。从发掘的安伽墓、虞弘墓等粟特人的墓葬来看,他们有着丰富多彩的音乐活动。那么,古代粟特人有哪些音乐活动?他们带来的波斯、犍陀罗文化在中原留下了哪些痕迹?当时与汉人之间有怎样的交往?今天乌兹别克斯坦一带粟特人的故居还留下了哪些传承的乐器?这些问题成为丝绸之路音乐史中的重要课题。

如何客观、真实地揭示出丝绸之路上的历史原貌,是摆在我们研究者面前不能回避的责任与任务。有幸的是,与大家见面的这套系列丛书以我国的历史文献史料为基础,深入地对丝绸之路沿线的印度、佛教洞窟、博物馆展开调查,并结合图像学、社会学、宗教学等多学科的优势寻找切入口,展开追述。力图对丝绸之路的上游、中端及下游作出全面、整体的考察和研究,厘清历史上诸多问题与难点。诚然,国内外学者对于丝绸之路上的音乐史研究做出了巨大努力,取得了颇丰的研究成果。但是历史难题、不解之域依然存在。这便是本研究所要面对的重要任务。

丝绸之路音乐史的研究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现象。它历史悠久、漫长,牵涉到广泛的地域与人际种族交流,形成过宗教冲突、社会变迁、文化艺术的代际更迭等问题,音乐是与上述因素休戚相关、不能分割的一部分。要客观、真实地把握音乐史的发展脉络和趋向,从音乐本体为视角,还原真实的音乐史是丝绸之路研究中的重要步骤。诚如前所述,该研究是我们研究团体长期积累的成果,此项研究在对丝绸之路音乐沿线展开了长期而细密的调查,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了实地考察、挖掘的新史料,从而揭示出我国这一时期展开的一系列文化巨变所形成当下历史的缘由。可喜的是,过去我们很少涉及的丝绸之路前端南亚印度、西亚波斯、中亚诸多国家以及中西亚伊斯兰文化,以及我们很少关注的丝绸之路下游的日本传承至今的大量实物史料,为本学科提供了许多难能可贵的新数据。这一成果的面世不仅在理论上重新建立了丝绸之路音乐史的新起点,也将为全面、深入认识丝绸之路音乐史建立一个更高的平台。

本研究于2019年8月获得“国家社会科学艺术学重点项目”的立项支持(《丝绸之路上的音乐史研究》,项目号19AD003),并被上海音乐出版社列入“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项目,对此我们备感鼓舞。在这些立项的推动下,研究团队进行了全面的评估与分工协作,规划了研究方向与内容。今天,这一成果终于与读者见面了,我感到十分欣慰,希望这份成果作为这项研究的一个新起点,在今天“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形势下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希望得到同行们的批评与指正,并期待这一丛书能对丝绸之路音乐的研究做出一定贡献。

赵维平

2020年8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