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合理运用政府风险管理的政策工具

政策工具又被称为“政府工具”“治理工具”，是政策目标达成的具体方式、方法及相应的措施和手段。合理运用政府风险管理的政策工具对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具有重大意义，为此需要了解风险管理的政策工具构成，以及在我国情境下如何有效运用政策工具防范化解风险。

基于情境进行政策工具选择是理解政策工具应用的基础。以控制论为基础发展起来的风险管理政策工具架构，包括标准设定、针对被控制者的信息搜集和行为修正。首先，在标准设定层面，在实践运作过程中，涵盖了一些可见的技术层面的客观标准以及不可见的政治引导，政策工具主要包括标准规范的制度建设和标准规范的政治强化。其次，在针对被控制者的信息搜集层面，其内涵也扩大为信息收集和处理，风险信息的收集是进行信息的分析和开展后续政策干预的基础，政策工具主要包括风险信息的内部报送、风险信息的内部调查、风险信息的社会供给和风险信息的评估研判。最后，在行为修正层面，结合我国社会和政治情境来分析突发事件风险管理政策工具的多样性和应用偏好，政策工具主要包括结构性减灾工具、非结构性减灾工具、应急动员型减灾工具、责任关联型减灾工具、联合保障型减灾工具等。

我国政府的风险管理政策工具带有较为明显的政治动员导向。在风险管理的标准设定和引导层面，虽然法律和政策文本对于各类标准规范有着明确的指导作用，但政治系统可以通过一系列推广、指导来进一步强化对各类标准的指导。风险管理的标准设定和引导呈现为制度文本与政治动员共同强化的过程，制度文本是风险管理标准规范的基础，政治推动则是风险管理标准规范的强化。制度与政治维度是理解我国政府风险管理标准规范设定和引导的两个基本面向。同时，在使用偏好层面也呈现出一定的均衡性，体现出双重动力驱动。

在信息搜集层面，突发事件发生之后所采取的风险管理措施主要是进行风险信息排查收集和分析，以便开展后续管理。以政府层面为核心，通过检查、抽查等形式来开展信息收集成为突发事件暴发之后大范围风险整治的基本方式，从信息获取层面而言，这是相对主动的模式。信访、体制内信息报送等常规的风险信息收集方式与来自社会层面和被监管主体的多元信息供给，共同构成了风险信息收集的政策工具。会商、评估、研判等形式成为政府内部理解风险和制定应对措施的政策工具。风险相关信息对于风险管理至关重要，我国政府的应急管理历来重视信息来源及其处理，通过多元化的风险信息收集手段来获取全面信息。在理解我国突发事件信息收集与处理的过程中，政治要素的推动力不可忽视，它为风险管理提供了重要的信息获取手段。排查、专项检查作为信息搜集方式，受到来自政治系统压力的显著影响，因为受到突发事件带来的压力，而成为普遍的治理选择。同时，政府风险管理也越发重视风险治理的跨部门协商机制的建立。

在行为修正层面，风险管理的核心是通过促进各类主体的行为转变来提升风险管理实效，这也是风险管理政策工具数量最多、结构最多元的部分。结构性与非结构性的风险管理工具作为重要政策工具内容，尤其以非结构性工具在突发事件风险管理中的应用最为广泛。行业自律、资格准入、冲突调解、民生关怀工具体现出各自的灾种特色。例如，食品药品安全往往涉及行业自律行为和资格准入问题，冲突调解和民生关怀则是解决社会稳定风险的重要政策工具。除了基于一般性和灾种性的政策工具，还有一些基于政治情境而衍生出的工具值得关注，如应急动员、责任关联、联合保障等政策工具的使用，体现了政治系统为了有效达成风险管理各类主体行为转变目标而采取的基本策略。应急动员型工具的使用和灾后政治压力情境下的动员存在密切联系，通过灾后快速、大范围的应急动员来部署对风险问题的整改，通过政治问责机制、联合保障机制来实现短期内突发事件风险的消减，避免出现突发事件高发情形。而从长期的风险消减来看，政治系统会通过控制地方党政领导的考核来引导地方政府风险管理行为的转变，绩效评估和政治激励方式作为我国政府风险管理的政策工具被广泛使用，风险管理与政治晋升的关联增强了风险管理的长效性。总的来看，一般性、灾种性和政治性工具的综合运用，成为我国政府推动风险管理相关主体行为转变的基本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