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人们早已指出，写古代史其实也是写当代史，对当代社会和历史的各种看法，必然延伸到古史中。就我个人而言，《尽忠报国——岳飞新传》和《宋高宗传》两部历史传记，在自己的史学作品中，有其特殊性，即有一定的文学色彩。两书的主题，一是歌颂李纲、宗泽、岳飞等人的爱国正气，二是批判宋高宗和秦桧酷烈的专制主义与卑劣的投降主义。在尊重客观史实的基础上，不可能不融入个人主观的对是非善恶的褒贬与爱憎。

两书确实激起了一些读者的共鸣。有三位先生，是看了拙作之后，与我交上朋友。一是李凌先生，他是我的大学长，当年是西南联大的地下党负责人，抗战胜利后，又转入北京大学史学系，曾任《人民空军》杂志政治组组长。二是蒙古族那楚格先生。三是已故的杂文家牧惠先生，当时，他还专门在香港《大公报》 2001年6月25日发表了一篇《 “臣构”秀》，认为此书是“很有学术水平又有现实意义的好书”。另有章华、沈冬梅和王春瑜先生也写了书评。记得王天顺教授对我说，过去对宋高宗还没有太多的恶感，看了我的书，才知道此人是“坏透了”。

但两部传记却也不可能激起所有读者的共鸣。且不说过去，最近就有两篇文章同我提出商榷。我看了一下，认为如果认真读一下我的两部传记，其实早已作了答复，完全无须再浪费时间，逐一答辩。耐人寻味者，倒是《宋史研究通讯》 2008年第2期李辉先生的《 “中国南宋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南宋定都临安（杭州）870周年纪念会”综述》报道。其中说，文章“针对长期流行的 ‘南宋小朝廷’ 这样的说法作了商榷，他认为南宋朝廷一直是在为实现中兴而奋斗”，云云。但正式出文集时，此段文字没有了，而其意犹存。是否李辉先生作了歪曲性的报道呢？我并不清楚。如果要使用“一直”，当然应是包括宋高宗和秦桧在内的，但如今正式发表的文章并无片言只语提及秦桧。至于对所谓南宋小朝廷之说提出争议，我利用电脑软件查了一下，史书上的“小朝廷”一般是作为褒义词的，可能唯一的例外是胡铨。“小朝廷”作为贬义词，是胡铨提出的，他上奏说： “臣有赴东海而死耳，宁能处小朝廷求活耶！”他的意思是，既然企求屈辱苟安于半壁江山，就不配叫朝廷，只能叫小朝廷。另有陈刚中赠胡铨的书启中也沿用此说： “谁能屈大丈夫之志，宁忍为小朝廷之谋。”看来只能找胡铨算账了，谁教他发明这个贬义词呢？

在此且不说设镇抚使只是昙花一现之类，也不说如杀害陈东、欧阳澈和岳飞，罢黜李纲，压制宗泽，举办文字狱，等等，算不算是“一步一个脚印的” “中兴”之“圣政”，光是突出绍兴和议，作为“中兴局面正式形成”，作为“中兴大业，它是有重大意义的”，确实较以前的某些评论更为拔高，只是不提大名鼎鼎的秦桧而已。绍兴和议能与宋高宗和秦桧剥离吗？难道不是他们的主要“圣政”之一？借用王春瑜先生批判阎崇年的话，在抗战时就是标准的汉奸理论。人们不妨将此文与下引邓广铭师的话对照，彼此是否持截然相反的立场和评论呢？

另一说提出宋高宗“功过参半”论，甚至还不忍用一个“罪”字。且不说他杀害陈东、欧阳澈和岳飞，大兴文字狱等，当赵构当康王时，史料上“侍婢多死者”一句，即使从人道主义出发，又蕴含了多少无辜女子的血泪，算不算罪？前参知政事李光老而病，根本不可能对其降金政治构成任何威胁，可是在秦桧死后，实行宽大为怀的所谓更化之政时，仍是不予宽贷，坚持流放，使之到死也不能与亲人团聚，又何其狠毒！光是他在宫中白昼宣淫，听说金军行将杀奔扬州，吓得“遂病痿腐”，从此丧失生育能力，算不算荒淫？

应当说明，我决不想否认南宋在经济、教科文、军事等方面的成就。但必须与绍兴和议挂钩，似乎是托庇于绍兴和议的余荫，就是十足的荒唐。宋理宗时灭金后，曾做出收复河南三京之地的努力，此后与蒙古的关系，也无论如何不像宋高宗对金那么卑屈。横扫欧亚大陆的蒙古军，唯有在进攻南宋时，遭受到最顽强的抵抗。这在某种意义上不正是纠正宋高宗的降金政策吗？

人们对历史上的人和事的不同评价，其实还是源于现实不同的生活态度和道路。任何史家治史，处理史料，不可能不受本人史观，或有人称之为意识形态的指导。例如谴责投降主义是一种史观，而力图肯定投降主义当然也是一种史观。

邓广铭先生在《陈龙川传》中，也对宋高宗使用“小朝廷”一词，并写上几段话，“翻开南宋的历史，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屈辱到令人气短的画图”，“当群情失掉了常态，相率而走入放僻邪侈的路径之后，善恶是非的标准便也都随之而颠倒错乱。这时候，最狡狯和最少廉耻的，将最有用武之地，占取社会上一切的荣华富贵，受到全社会的奉承与喝彩；一个特立独行，操心危、虑患深的人，也便成了注定要遭殃的人。所以在这本传记中，将只看到对于天才人的迫害，对于正义感的摧残，使一个最清醒热烈的人，却因其清醒和热烈而受到最残忍最冷酷的侮弄和惩罚，困顿蹉跌以至于死”。“一个战时首都竟有 ‘销金锅儿’ 之号。然而与这些金银一同被销掉的，却还有一种最需要培植、最值得珍爱的同仇敌忾的民气。”其强烈的爱国义愤，溢于言表。即使六十多年之后，读来仍能体会到他当年感时伤世之激愤情怀，全身沸腾的热血。漆侠先生撰文，批判宋朝从守内虚外到斥地与敌，特别强调这是发挥邓先生之意。但邓先生又说： “然而我绝对不曾忘记这里所需要的一份冷静和客观，我绝不滥用我的同情，致使其对于事实真相有所蒙蔽。我只是努力把搜集到的一些资料，施以融铸贯穿之力，借以表现陈氏（亮）的活泼明朗的全部人格。”他的感情融入了历史，但又不滥用感情，首先还是注重历史的真实性。但在另一方面，唯有其感情融入了历史，也方得以深刻体会和揭示历史与现实的真谛。如果说是“情绪化”的话，我的两部传记也是遵循老师的治史之道。

其实，我在《宋高宗传》自序中也说： “中国传统史学既强调奋笔直书，又强调褒善贬恶，即主观与客观融合，是不错的。作为人物传记，作者如果不是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既有褒善的仁心，又有贬恶的狠心，只怕很难有成功之作。若对历史上的罪恶一概采取平恕的态度，麻木不仁，似并不足取。事实上，面对各个时代横暴和腐败的专制统治，治史者的良心必然受到震撼，渴望着用自己的史笔去鞭笞罪恶。”也就是此意，如果认为此类是“老式”的史笔，就老式吧。新旧本来就与好坏不能等同，新不等于全好，旧不等于全坏，让广大读者各自去鉴别。

面对着社会愈演愈烈的各种歪门邪道，经常听到善良人的叹息，似乎一切人际关系，都已融化在利己主义的冰水之中。但近年有几件事，给我教育很深，一是2002年冬网络上关于民族英雄的讨论，为了是否承认岳飞等是民族英雄，群情激愤；二是2008年围绕着川甘陕大地震，激起了广大民众爱祖国，爱同胞，坚决维护祖国统一的激情和义愤；三是阎崇年评价清军入关，其实是兜售抗战时标准的汉奸理论，也激起广大网民的愤怒，以至有人用极端的做法，打他耳光。据传，阎崇年之弟反而说“打得好”。我方才领悟到，中华民族的正气和美德犹如潜伏地下的滚烫岩浆，关键时候，一定会爆发出来，并且决定着我们民族的长远走向。尽管进步的道路漫长而曲折，但没有理由对我们民族的前途持悲观态度。小而言之，我对自己的两部传记得到更多读者的共鸣，也抱有十足信心。对李纲、宗泽、岳飞和宋高宗、秦桧的是非善恶，尽管不可避免地存在歪理邪说，但广大群众是会分辨清楚的。因为历史与现实本来就是一体，企图贬低李纲、宗泽和岳飞，而尽其最大可能肯定宋高宗与秦桧，广大民众肯定是通不过的。

王曾瑜

写于2010年5月4日五四运动纪念日和北京大学校庆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