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走出改革的困境

一、中国改革面临的困局

分析中国未来改革的趋势，首先要对目前改革的基本形态以及中国整体的发展趋势有准确的把握，这也许是我们做出正确判断的前提和条件。

（一）改革进入胶着期，政府成为焦点

关于目前中国改革的基本形态，我想用“困局”或胶着期这样的词汇来概括。之所以如此，我是基于以下五方面的判断和依据：第一，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至今连改革的方案也因为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难以出台；第二，垄断行业的改革裹足不前，由于垄断造成的社会后果也难以收拾，社会各方面反映强烈；第三，“国进民退”的现象并没得到改善，民营经济困难、中小企业倒闭的势头还在蔓延和发展；第四，财税体制改革没有真正启动，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紧张，地方土地财政依然如故，由此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有增无减；第五，政府自身改革步履艰难，“三公消费”、预算公开、官员财产申报等改革举措，虽已向前推进，但遇到了很大阻力。笔者以为上述五大问题集中反映出改革进入了困局或者胶着期。

进入困局的改革所带来的后果是严重的。一个基本判断是：由于改革无法继续真正深入下去，因此，政府与民争利的整体格局并没有得到大的改变，用公权力攫取利益的现象也没有得到根本性遏制。官民冲突、劳资冲突、贫富冲突已经成为影响中国社会大格局的三大主要冲突。

（二）未来中国社会的风险还有进一步上升的趋势

如果前面的分析，是我们判断未来中国局势发展的前提（改革无法实质性推进），那么，我们可以进一步从经济、社会、政治三个方面来观察中国社会未来的走向，就会发现这种风险似乎还可能有进一步上升的趋势。

从经济方面看，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受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中国未来经济增长放缓与物价上涨的双重压力，使经济停滞的风险在加大，如果处理不好经济下行、物价上涨所带来的问题，就有可能使社会进入滞胀期，这是最值得我们高度警惕的；二是为稳增长、保就业，所以调结构、转方式的既定思路，可能受到重大冲击。如果真的出现这样的局面，这对未来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会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这同样是我们最需要防范的。

从社会风险来看，突出的也有两个方面：首先，老百姓的利益诉求意识、维权意识增强与城市化过程中的征地拆迁等，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也有进一步上升的可能性。而广东乌坎事件处理的示范效应，从积极方面看，无疑给我们处理此类事件开了一个很好的先河，取得了良好的效应，但如何防止其他地方的效仿，更需要我们注意。其次，围绕基层自治的广泛推行，在政府的社会管理和民众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自治之间，如何实现二者的平衡，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和风险。

从政治风险来看也有两个方面：首先，今年是党的十八大召开年份，也是十年大换届之年，这在一定意义上说，为西方少数国家要挟中国提供了极大的机会，西方看到了中国正在权力交替过程，有可能会造成权力真空，可能会以此来要挟中国，给中国施加更大的压力。其次，官方主导的价值形态如何与公众对民主自由的追求相统一，也不容乐观。比如对目前中国社会道德层面形势的分析和判断，官方与民间显然存在明显的差异。因为对大多数普通民众来说，社会道德如何，其实，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真实的切身感受问题。如果在这方面官方主导的价值体系不能考虑老百姓的所思所想，那么老百姓就不会认同。这对克服信仰方面的问题，显然不利。

（三）走出改革的困局，取决于高层的决心和措施的得当

走出改革的困境，首先取决于高层领导的决心。我们已经形成了很多改革方案，要对这些改革方案进行全面的审视，要避免与民争利的改革，比如土地征用和拆迁、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垄断行业改革以及国进民退等，在这些关系普通民众切实利益的诸多重大改革的问题上，我们需要用新思路进行审视，需要调整的要果断调整，要把与民争利的改革变成让利于民的改革，促进民富战略推进的改革。

其次，要敢于碰既得利益集团这个硬，最大限度地消除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种种阻挠。要防止把既得利益集团利益用制度化的形式固化下来。

再次，要选择好改革的突破口。从目前我国改革面临的现实来看，有三方面突破口可供选择：一是执政党自身的改革。这主要是启动党内民主，在党内全面推行差额选举，以此突破选人用人制度的改革。从现实的问题来看，这是最为关键、也是最突出的一个问题。我们存在的很多问题都与这个问题有关，急需突破。比如，越南现有的14位政治局委员，是由21个政治局委员候选人中差额选举出来的。甚至连党的总书记都是从两个人中竞争出来的。要从根本上改变过去那种有举无选的现象。其实，我们在政府自身改革方面，如果连这点都不敢往前迈，将是非常悲哀的事情。虽然我国上面没有顶层设计，但是下面已经看到这个趋势了，很多地方党政机构都在大胆探索党政干部的差额选举，甚至包括一些正职的地级市市委书记。第二突破口就是政府自身改造，首先要减少政府对市场社会的过多干预，限制政府过多干预市场的权力，推进政府结构的优化，从源头上遏制部门利益。第三个突破口是，在此基础上推进人大代表结构、产生方式、人大运转机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加强人大的权力和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