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保罗大叔”(1)

虽然德兰士瓦的布尔人在1877年不加抵抗地接受了英国的统治，但是布尔人对自己的共和国被肆意吞并甚为不满。德兰士瓦是由那些决心摆脱英国控制、自己当家作主的人建立的。在开普殖民地，他们最主要的不满之一就是所谓的“平等声明”，即白人和黑人之间的社会等级平等，他们声称这是英国支持的。布尔人曾在1858年起草的宪法中宣称：“不管是在教会还是在国家，人民都不准备允许非白人与白人居民有任何平等。”现在，英国的统治又一次强加在他们身上，这种不请自来和不受欢迎的统治，又带来了同样的改革议程。

组织抵抗运动的关键人物是保罗·克鲁格。克鲁格是一个传奇的突击队队长，他身材高大，肩宽背厚，是顽强、坚韧、足智多谋的游牧布尔人的典型代表。克鲁格于1825年出生于开普殖民地北部边境布勒霍克（Bulhoek）的一个农场，他虽学完了《圣经》，但除此之外，他的正规教育只限于一个为期三个月的课程，由一位巡回讲师在用草和芦苇建造的教室里提供。然而，他却成了边境技艺的大师，成了猎手、骑兵和游击战士。10岁时，他随家人北上，加入了一个由亨德里克·波兹特（HendrikPotgieter）领导的移民团体。波兹特是一个富裕的边境农民，公然敌视英国统治。6个月后，克鲁格目睹了维格科普战役（battleofVegkop），4000名恩德贝莱战士冲进了波兹特的营地，这是一个由50辆车组成的方形堡垒，车与车被皮带连接在一起。他和他的家人跟随波兹特的团队来到纳塔利亚，经历了1838年的大恐慌，当时彼得·雷蒂夫被祖鲁国王丁冈谋杀，随后祖鲁人又在维嫩血洗了布尔人定居点。回到高地后，克鲁格参加了波兹特在西德兰士瓦的马加利斯堡地区对恩德贝莱酋长姆齐利卡齐的远征。最后，克鲁格和他的父亲卡斯帕（Caspar）决定在马加利斯堡山脚下定居。

按照布尔人的传统，到16岁时，克鲁格有权选择两个各6000英亩的农场，一个用于放牧，一个用于种植庄稼。他在勒斯滕堡（Rustenburg）附近的瓦特克卢夫（Waterkloof）的主要住所成了他的农场，但他也花了很多时间狩猎，经历了无数次九死一生。在20岁的时候，当他在塞库库尼首都附近的斯蒂尔珀特河沿岸狩猎犀牛时，他那沉重的四磅重的象枪在手里爆炸了，使他血流如注。他用松节油治疗伤口，并用一把折刀切去拇指的残余部分。当坏疽发作时，他尝试了一种古老的布尔疗法，把手伸进一只山羊温暖的肚子里。他的伤口花了6个月时间才愈合。

他的第一任妻子和他们的孩子死于发烧。1847年他与第二任妻子盖济娜（Gezina）结婚，两人生育了9个儿子和7个女儿。20年间，他又务农又打仗，参加了9次攻打非洲酋长领地的大战役，并最终晋升为德兰士瓦的总司令。1852年，他参与了突袭科洛本的克韦纳人（Kwena）据点的突击队，这次袭击致使戴维·利文斯通的房子被毁，他的医疗设备和图书馆也悉遭破坏。利文斯通指责马加利斯堡的布尔人的暴行，布尔人则指责他向克韦纳人提供武器和弹药。

克鲁格还越来越多地参与德兰士瓦的政治事务。1852年，当英国政府承认德兰士瓦的独立时，他出席了签署《桑德河公约》（Sand RiverConvention）的活动，并作为德兰士瓦制宪委员会的成员参加了会议。他帮助解决了德兰士瓦和奥兰治自由邦之间的派系争端，并帮助巴苏陀国王、莫舒舒国王和自由邦之间达成和解。1873年，他以总司令的身份退休，彼时，他是一位受人尊敬的长者，常常被称作“保罗大叔”，退休后住在位于布肯霍特方丹（Boekenhoutfontein）农场的一座新宅里。

他说，他一生的向导是上帝和《圣经》。除了《圣经》之外，他从不读别的书，因为他用心来理解《圣经》，从中得到了很多。他深信《圣经》经文是真理，并经常在决策时和日常生活里提到它们。对克鲁格来说，地球是平的，因为《圣经》里就是这么说的，所以当一个美国旅行者向他介绍说自己正在环球航行时，克鲁格反驳说：“你不是说‘环’球航行吧……这是不可能的！你的意思肯定是在世界航行。”在许多方面，他更像是17世纪的狂热分子，而不是19世纪的政治家。

克鲁格属于多普（Dopper）教会，即南非荷兰归正教会（GereformeerdeKerkvanSuidAfrika），这是在南部非洲的荷兰归正教会里最小和最保守的一支，其成员认为他们比其他团体更接近上帝，并认为他们对上帝的旨意具备一种特殊的理解能力。据说他们被称为“多普”，是因为他们相信应该熄灭启蒙运动之光，而荷兰语里的“多姆普”（domper）就是“灭火器”的意思。

克鲁格在多普教会摆脱德兰士瓦的主要教会——非洲荷兰归正教会（NederduitsHervormdeKerk），并自立门户的过程中发挥了领导作用。他与几位志同道合之人一起，从荷兰的基督教分离归正教会（ChristelikeAfgescheidenGerformeerdeKerk）招募了一位新牧师。这个分裂的组织于1834年脱离了国家教会，拒不接受后者的解放神学和对个人奉献与体验的福音派式的强调。1858年牧师抵达德兰士瓦之后不久，克鲁格就与其他异见人士一起谴责非洲荷兰归正教会是一个“愚弄世人”和“假心假意”的教会，然后脱离了这个教会。

多普神学的核心，几乎完全基于《旧约》，即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接受加尔文主义对上帝的概念，并将《圣经》作为信仰和实践的唯一来源。它的追随者宣扬了一个全能的上帝的福音，祂直接干预个人和群体的生活；他们坚持宿命论；他们相信选民的观念，即由上帝所选定的人；他们对其成员的道德行为实行严格的控制；使上帝失败就会让自己和自己的国家受到惩罚。为了确保只听到上帝纯净的话语，他们禁止唱赞美诗；《圣经》的《诗篇》被认为是尽善尽美的文本，而其他文学作品则是“凡人创造的”。他们还拒绝装饰教堂，拒绝轻浮的事物，如跳舞。他们的着装方式是独特的：他们拒绝穿长外套，男人穿短夹克和松松垮垮的宽裤子，戴着宽边帽子；女人总是戴头罩或帽子，头发梳到耳朵后面。而在他们的圈子之外，“多普”这个词是极端保守主义和粗俗举止的同义词。

1872年，当来自开普的自由派荷兰新教牧师托马斯·伯格斯当选德兰士瓦总统时，多普教徒们感到非常震惊，他们不能接受一个“无神论者”成为国家元首，于是他们决定移民，并选择了非洲西南部的达马拉兰和奥万博兰作为合适的目的地。克鲁格被请求领导这次迁徙，但他拒绝了。许多人后来在试图穿越喀拉哈里沙漠的过程中丧生，克鲁格的继母也是其中之一，这次迁徙后来被称为“渴望之旅”。

1876年，当伯格斯决定与塞库库尼开战时，他要求克鲁格重新服役，加入远征。但克鲁格拒绝了。“如果你来了，我就无法领导突击队了，”克鲁格在回忆录里做出了答复，“因为你会夜夜都在营地里寻欢作乐，在星期天的舞会上，敌人甚至会躲在墙后朝我开枪，上帝不会保佑你远征的。”

克鲁格将佩迪战役的失败和其他所有影响德兰士瓦的弊病都归咎于伯格斯的领导，并引用了《圣经》中的例子：

如何解释这种倒退？神的话语给了我们关键信息。请看以色列的例子：如果人民有一位虔诚的君王，一切都会繁荣；但在一个对上帝不虔敬的统治者的统治下，土地会退化，所有人都会因此而受苦。仔细阅读《利未记》第26章，看看其中的话语是如何应验的。在开拓者的时代，几个人就能把成千上万的卡菲尔们撵得无影无踪……你看，当伯格斯成为总统的时候——他不知道安息日，他只会在星期天骑马走遍全国各地，但他对教会和信仰一无所知（《利未记》26．17）。

克鲁格以同样的狂热抨击了英国人的到来，并告诉谢普斯通，他永远不会同意德兰士瓦被英国吞并。“我誓要维护共和国的独立。”

从与克鲁格打交道开始，英国人就低估了他。他们认为他是一个没有受过教育、没有礼貌的穷乡僻壤的农民，十分偏执——用阿非利卡语说，是一个犟头。他们对他的丑陋印象深刻，并且频繁提及，以至于这种印象成了他整个人格和他的目标的缩写。到了中年，他的脸变得粗糙，眼睛下方出现眼袋，鼻子变大了，嘴也变大了，他的头发在左侧梳开，整齐地披散下来，发色变得灰白，宽厚的肩膀有点下垂。他的多普套装——黑色短上衣，肥大的裤子和黑色的帽子——让他的外表变得相当古怪。他全身都散发着马加利斯堡烟草的气味，这种杂草的效力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他把袋子递给那些年轻人的时候，他们的手都会发白。此外，他还经常随地吐痰，这是他的个人习惯，而这在英国人看来是很讨厌的。

1877年2月，谢普斯通的法律顾问莫科姆（W．Morcom）在比勒陀利亚首次与克鲁格见面，他在描述中写道：“保罗·克鲁格是一个年迈的男人，非常丑陋，他的脸上总是带有一种极端固执和异常残酷的表情。”他接着说：

在周二的公开午宴上，他的表现正如比利时领事所说的那样，“极其可怕”。他那脏兮兮的木烟斗从胸口口袋里露了出来，他那稀疏的头发是那样的油腻，以至于变成一缕一缕的，每一根头发末端都积满了发臭的椰子油，因此吃午饭时必须用小梳子梳理一番。午饭时的餐巾派上了奇怪的用场。

南部非洲新任高级专员巴特尔·弗里尔爵士做出了一个更有见地的评价： “那些非常了解他的人向我保证，他是一个非常精明的人，他只是装作老实巴交，不谙世事，他还具有非凡的口才和很强的说服力。”弗里尔总结道：“一个陌生人绝对看不出来他可能会在德兰士瓦掌握大权。”

克鲁格的第一个策略是试图说服英国政府举行全民公投，以检验谢普斯通所谓大多数白人赞成吞并的说法。1877年5月，他率领一个三人代表团出发前往英国。他先坐长途汽车去布隆方丹，接着去了金伯利，然后又到了伍斯特，在那里他平生第一次登上火车，踏上了前往开普敦的旅程。从开普敦到普利茅斯的海上航行花了26天。

他在殖民地部与卡纳封进行了亲切的会面，但毫无结果。在7月第一次见面时，卡纳封就对他说：“如果我让你抱有一丝期望，以为既有政策现在可以改变，或者对德兰士瓦的吞并可以取消，那我只是在误导你。”

在他们第二次见面时，克鲁格要求举行全民公投，卡纳封答复说，这是“不可能的”，“西奥菲勒斯·谢普斯通爵士在女王的批准下和以她的名义采取的行动”同样不容置疑。在他们第三次相遇的时候，双方再次进行了同样毫无结果的谈话。在他们的正式会议之外，卡纳封邀请克鲁格和他的同事在纽伯里附近的海克莱尔的家中共进午餐。克鲁格神情郁郁，只有在看到马和马厩时才高兴起来。

当克鲁格于11月返回德兰士瓦时，布尔人反对英国统治的浪潮已经迅速地扩大了。英国吞并德兰士瓦的行动，使一群争吵不休的布尔人团体联合起来，原本他们只顾着教会和家庭的事，现在却同仇敌忾，发誓要打败英国。克鲁格本人由于“深入虎穴”几个月，最初被人怀疑已经被英国贿赂收买，因此他不得不小心操作，才获得了抵抗运动的领导权。1878年1月，在全副武装的骑兵的护送下，克鲁格策马进入比勒陀利亚的市中心，在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在场的布尔人群情激奋，誓要反抗英国。当克鲁格告诉他们，卡纳封亲口告诉他，他无意收回兼并的命令时，一个布尔人老战士亨宁·比勒陀利乌斯站起来高呼：“与其向英国人屈服，我更愿意为这个国家献出热血。”

但是克鲁格呼吁大家保持耐心。他提议，代表们应该发起一项请愿，要求卡纳封“恢复我们的国家”，并警告说，这是“通过和平方式实现我们的目的的最后手段”。他在布肯霍特方丹农场写信给梅尔摩斯·奥斯本，并在信中承诺：“我曾公开表示，如果大多数人同意合并，那么我将准备归顺，并服从英国女王的权威。”他表示希望得到一个和平的结果。尽管公众强烈要求采取行动，但他还是说，“我能够成功说服我国人民以和平的方式实现独立”。到1878年4月，克鲁格的支持者收集了157份请愿书和超过7000个签名，共有587人赞成兼并，6591人反对。

带着这个结果，克鲁格在1878年6月第二次前往伦敦。然而，他与新殖民地大臣迈克尔·希克斯·比奇爵士（SirMichaelHicks Beach）的讨论，却与同卡纳封的讨论一样毫无结果。英国人愿意提供给他的至多是一种类似于开普殖民地所享有的自治形式。克鲁格后来向他的支持者描述了这个提议：“我将努力向你们解释这种自治在我看来是什么意思。他们对你说：‘先把你的头轻轻放在绞索里，这样我就能把你吊起来，然后你就可以尽情地蹬腿了！’这就是他们所说的自治。”

克鲁格第二次访问伦敦的高潮是一位英国人送给他一枚刻有以下文字的金戒指：“鼓起勇气，你的事业是正义的，最终必将取得胜利。”克鲁格在余生都戴着这枚戒指。

与此同时，对英国吞并德兰士瓦的愤怒浪潮进一步蔓延到奥兰治自由邦和殖民地的布尔人群体，激起了曾经的不满。在自由邦，人们对1868年英国人为了回应莫舒舒的求助而干预并吞并巴苏陀兰的做法一直心怀不满。当时，他们的突击队把莫舒舒打得大败，而就在即将占领巴苏陀兰之际，莫舒舒请求英国帮助，把自己的领地托庇在英国的保护之下；1871年，英国人从布尔人手中夺取了格里夸兰的钻石矿场，这引起了更多的愤怒。这个自由的国家现在发现自己被英国控制的领土所包围，其独立地位已然受到威胁。人民议会的成员们踊跃发言，支持德兰士瓦重归布尔人统治。

在开普，这极大地推动了自称阿非利卡人的布尔知识分子领导的一场新兴的文化和政治运动。1875年，在距离开普敦35英里的小镇帕尔（Paarl），荷兰归正教会牧师斯蒂芬努斯·杜·托伊特（StephanusDuToit）与几个志同道合的人一起成立了一个名为“真正的阿非利卡人联谊会”（DieGenootskapVanRegteAfrikaners）的组织，这个组织致力于推广阿非利卡语，一种在南部非洲的布尔人农耕群体中普遍使用的语言。多年来，这种语言一直与荷兰语有所不同，不仅元音发生变化，语法也变得简化，并结合了自17世纪以来开普省奴隶使用的外来词——马来语、葡萄牙克里奥尔语（Portuguesecreole）和科伊科伊语。这是布尔人群体的主人和仆人之间，以及较贫穷阶层之间使用的语言。上层和中层的布尔人，尤其是生活在西开普省的人讲的是“高荷兰语”，这是教会和《圣经》的语言，他们轻蔑地把南部阿非利卡语视为一种“厨房语言”。他们还在相当程度上使用了英语，这是殖民地唯一的官方语言，因而也是商业、法律、行政语言——并越来越多地成为文化的语言。

杜·托伊特和他的同事们最害怕和最憎恨的是英国殖民政权不断增长的文化主导，而这种统治又是由布尔人自己支持和协助的。在1876年的一次演讲中，首席大法官亨利·德·维利尔斯爵士说，阿非利卡语“词汇量少，词形变化少，意义不准确，不能表达与更高层次的思想有关的意思”。他还说，殖民者的精力最好花在英语上，“那丰富而辉煌的语言”，最终会成为“南非的语言”。而杜·托伊特认为，母语是一个人最宝贵的财产：“一个民族的语言表达了这个民族的性格。剥夺一个国家思想的载体，就是剥夺了它祖先的智慧。”他想把阿非利卡语发展成一种国家语言。

为了阐明这一信息，杜·托伊特在1876年发行了《阿非利卡爱国者报》（DiAfrikaansePatriot），这是第一份使用早期阿非利卡语的报纸。次年，他又以主要作者的身份出版了《用我们人民的语言讲述我们土地的历史》 （DieGeskiedenisvanOnsLandinDieTaal vanOnsVolk）一书。该书第一次将广泛分布在英国殖民地和独立共和国的阿非利卡人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看待，他们拥有明确的祖国，这也将他们共同连接到上帝赋予的一个共同命运：统治南部非洲，教化其异教徒居民。

这本书标志着一种新的历史学的诞生，它最终将以阿非利卡人为主要研究对象，把阿非利卡人描绘成一个被英国几十年的暴政所压迫的勇敢民族。书的第一页写道： “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看到，英国人从一开始就是十足的无赖。”以1806年英国占领开普殖民地的那一刻为起点，这本书一个接一个地引用过去的插曲作为英国压迫的证据，这也成为对于这种历史的描述标准。19世纪30年代，大批移民农民从开普逃离，这就是现在所称的“大迁徙”，标志着布尔民族对大英帝国暴政的一次英勇抵抗。这些移民现在被称为“开拓者”，他们是具有英雄品质的先驱，意志坚定，以强烈的宗教使命感为指导，决心捍卫阿非利卡人的自由和团结，他们勇敢地进入未知的内陆地区，却发现英国人在身后穷追不舍。在追求霸权的过程中，英国吞并了第一个布尔人的国家——纳塔利亚共和国，然后又侵占了自由邦的钻石矿场。

这些思想虽然慷慨激昂，却影响有限。开普一位重要的阿非利卡人编辑扬·霍夫迈耶（JanHofmeyr）在1876年写道：“爱国者们正在进行一场毫无希望的战斗。”但是，英国对德兰士瓦的吞并，对布尔人请求的无视，又似乎证实了这些思想存在的必要性，并给他们注入了新的动力。扬·霍夫迈耶写道：“兼并德兰士瓦有好的一面，它告诉南非人民，血浓于水。它使非洲人民对他们在瓦尔河对岸的兄弟满怀同情，否则人们就只会在物质主义的泥沼中自甘堕落。整个民族都认为这是未来最有希望的迹象之一。”

但英国的所作所为刺激了布尔人的民族主义运动。

在德兰士瓦，因为政府的软弱无能，英国人的麻烦越来越多。谢普斯通没有多少手下，也没有多少资金来挽救破产的局面。1877年5月，卡纳封从伦敦发来急件，祝贺谢普斯通成功吞并德兰士瓦，并且提醒他有必要实行财政紧缩：

我知道你必须想办法支付薪水并维持政府。实际上，冒着暴政和新一轮混乱的风险的经济是不明智的。但是，不必我提醒，想必你也清楚，我们希望你在金钱方面不要依赖于帝国的援助。你的目标必须是统筹考虑这两个相对的问题——有效的政府和经济。

更糟糕的是，引用一份官方报告的话说，谢普斯通是一个“糟糕透顶的经理人”。他很快就用掉了10万英镑的补助，赔给那些向政府提出索赔的市民，其中许多索赔诉求根本是捏造的。在英国统治6个月后，德兰士瓦的财政陷入一片混乱，以至于多年以后，财政部官员仍然徒劳地试图查明谢普斯通是如何花掉大部分钱的。著名历史学家科内利斯·德·基维埃特（CornelisdeKiewiet）写道：“一个因为破产而被吞并的殖民地却被允许陷入更不可原谅的破产之中。”

与此同时，英国官员也承认，德兰士瓦“没有行之有效的政府”，也没有任何形式的代表。人民议会大厅变成了一个英国人的俱乐部。而1878年发起的迫使塞库库尼屈服的行动最终陷入僵局，也使谢普斯通面对的困难变得更加复杂。谢普斯通在德兰士瓦变得如此不受欢迎，以至于在1878年8月弗里尔要求召回他，而由另一名官员取代他。

因此，当1878年12月克鲁格在离开6个月后返回家乡时，他发现布尔人变得更加好战。1879年1月10日，在波切夫斯特鲁姆地区的旺德方丹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数千名市民聚集在一起听克鲁格讲述了他的旅行经历。很多人赞成战争。“克鲁格先生，”一个市民说，“我们谈得够久了，你现在必须让我们向英国人开枪。”但克鲁格认为，时机尚未成熟，首先，武器和弹药就严重短缺。

12天后，英国军队在邻国祖鲁兰遭受了灾难性的军事失败。

(1)指继任的德兰士瓦总统保罗·克鲁格。——译者注